文/黃天驥
在我國，凡是有點知識的人，都會知道“唐詩”這一個詞兒，知道它不僅是一個歷史時代作品的總稱，而且是我國傳統文化的瑰寶。它整體的奪目光輝，照耀著幾千年來的文壇。特別在我國詩歌史上，它有著不可逾越的地位。
如果你開啟唐詩的寶庫，你會發現，裡面是一片蜃光寶氣，一陣鳥語花香，色彩繽紛，變幻無窮，令你目眩神迷，目不暇接。你會忽而看到一幅幅壯麗山河的圖卷，忽而看到一處處幽雅清靜的樓臺。會看將士們金戈鐵馬，豪氣沖天；又會看到百姓輾轉溝壑，哀鴻遍地。會看到有些詩人慷慨高歌，或雄渾，或豪勁；有些詩人低吟淺唱，或含蓄，或沖淡。你會聽到有人悲天憫人，太息“室有流亡愧俸錢”；也會聽到有人胸懷壯志，浩歌“直掛雲帆濟滄海”。在詩歌創作的藝術技巧上，唐代詩人總體上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總之，唐詩讓你為祖國優秀的文化傳統而自豪。熟讀唐詩，理解唐詩，或者懂一點唐詩，也能讓你洗滌靈魂，提升修養，最佳化氣質，成為具有審美情趣的人，而有別於三大四粗的笨驢和三姑六婆之類的角色。
《論語》記錄了孔老夫子對他的兒子孔鯉語重心長說的一句話：“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意思是說，不學習《詩經》，不會將其中詩句應用於政治場合，就等於沒有發言權。同樣，在今天，無論是理科文科大大小小的知識分子，不懂得或不熟悉幾首唐詩，也真說不上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因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沁進了唐詩。熟讀了唐詩，它的風華韻味，也會沁進您的骨髓，融入您的語言談吐，提高文筆修養，最佳化思維素質。顯然，讀不讀一點唐詩，對國人來說，真有文野之分，粗細之分，以及雅俗之分。
清初編集的《全唐詩》，計有48 900餘首。經過後人的考索增補，估計現存唐詩應是55 000首左右。這詩歌汗牛充棟，實在未必能通讀。好在清代的蘅塘退士，也就是孫洙，在乾隆年間編選了《唐詩三百首》。據他在序言中說：這一選本，“專就唐詩中膾炙人口之作，擇其尤要者”，輯集而成。他選取了唐代詩歌的各種體裁，諸如古體詩、五律七律、五絕七絕、樂曲等等。就編選作品的內容和藝術而言，水平也較高，因此，在《唐詩三百首》面世以後，洛陽紙貴，“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時也會偷”，也一時成為諺語。到如今，我認為蘅塘退士的《唐詩三百首》，依然是我們學習唐詩最為合適的啟蒙讀物。
《唐詩三百年：詩人及其詩歌創作》，黃天驥著，東方出版中心，2022年3月出版
《唐詩三百首》所選的詩，實際上共113首。古體詩佔78首，其他是絕詩和律詩。我這部小書，也基本上環繞著為人熟識的《唐詩三百首》，再加上一些未被蘅塘居士選入，卻在今天還比較流行的名詩，按照不同時期具有代表性的詩人，擇其有代表性的詩篇，和讀者一起交流，希望讀者能看到唐代詩人創作的狀態，看到詩風的變化發展，鑑析詩人靈魂深處的律動以及創作的技巧和奧妙等問題。
人生在世，就像生長在山上的草木，總免不了經歷春風夏日、秋雨冬霜。任你是千年松柏，也會從嫩苗幼株，長成粗枝壯葉，又漸次蒼老衰朽。人生的程序，也有少年、壯年、中年和晚年。歷史的潮汐，總是從起到高，又從高下落，濺化為另一種與初潮不同的波紋。
唐代詩人孟浩然，寫過一首《與諸子登峴山》的詩：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
江山留勝蹟，我輩復登臨。
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
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
峴山，在今湖北襄陽，晉代名將羊祜，字叔子，人稱“羊叔子乃斯文主將”，他為百姓做了許多好事，閒暇時常到山上游賞，常嘆息“自有宇宙，便有此山”，但又想到曾來此山的歷代賢人，大都湮沒無聞，言下不勝感慨。羊祜死後，襄陽百姓就在峴山上建立“羊公碑”，紀念這位名臣名將。孟浩然和朋友們來到這裡，四望周遭景色，水枯河淺，寒氣迫人，只有羊公碑在孤寂中依然屹立，他觸景傷情，便寫下了這首詩。
這首詩，《唐詩三百首》中也有收錄，總體而言，顯得流暢清逸，自然渾成，這向來被認為是孟浩然詩作的特色。但這詩最讓人震撼之處，是它劈頭就說出一個顛撲不破的真實：“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他覺察人世間種種事物，變化更替，便成為一代又一代的歷史。這句詩，直截道出歷史的規律，它蘊含著的哲理性，讓人陡然一驚；其後平緩疏淡的詩句，倒成了這名言的反襯。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唐代詩壇發展變化的程序，何嘗不是如此！
詩歌，是人的思想感情和生命力的外化。如果把由一代詩人的群體積聚而成的一個時代的詩壇，看成和人一樣有血有肉的實體，那麼，在詩壇的生命歷程中，古往今來，變化更替，它也和人一樣，有著青少年、壯年和晚年的幾個發展階段。
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著名古典文學專家黃天驥
根據唐代社會經濟以及文化的發展變化影響到詩人創作內容和風格的情勢，許多學者，正是把唐代詩壇的代謝比為人生，把它區分為“初、盛、中、晚”四個階段的。其大致的年 限是：
初唐：618—712，唐初至唐玄宗先天元年；
盛唐：713—765，開元初至唐代宗永泰元年；
中唐：766—826，大曆元年至唐敬宗寶曆二年；
晚唐：827—904，唐文宗太和元年至唐末。
當然，唐代詩人往往生活在跨年代的時期，不同年代的社會風氣和文化思潮，也會交集在他們的作品中。所以，未必需要說某某是某某時代的詩人。我這本《唐詩三百年》小書，也只按詩人出生的時間，作大致的先後排列。本書選析了唐詩名篇三十多首，除了李白、杜甫、王維三位大詩人各選入兩首作品外，其他詩人都只選一首。所選的有古體詩，也有近體詩。考慮到現代一般讀者的喜愛，所選的也以近體詩中的律詩、絕詩居多。
在唐代詩壇，上承前代詩歌發展的軌跡前行，又有所變化創新。
和亞細亞農耕經濟的社會形態有關，從古以來，中華文化重視“天人合一”的觀念。農耕經濟靠天吃飯，人們認為人的所作所為以及感情意志，必須而且可以和“天”這一客體溝通。而人的感情抒發和宣洩，是與“天”取得和諧的重要渠道。上古時代，人們祭祀上天，一定會載歌載舞，抒發感情，祈求護佑。存在決定意識，因此，在依靠農耕經濟生存的封建時代，亦即從周代直至商品經濟出現萌芽的明代，與經濟形態相適應，抒情詩歌的創作一直居於文壇的主流。
在抒情詩歌創作的歷史中，詩人們也一直追求如何使這一體裁，在形式上更加精緻、更能動人。始初，人們知道，句子齊整、句末押韻，容易為審美受體所接受。因此，在周代的八百年間，除荊楚一些地方以外，流行四言詩，即一首詩中，詩句多少不作限定，全詩每句四字，句末則多數要押相同的韻。八百年後，人們發現，除押韻外，以單音節和雙音節的詞語互相配合，詩歌會顯得更靈動和美聽，於是出現了五言詩和七言詩。請看，文學形式的進展就是這樣的古怪，格式的突破，只加上一個字或加上三個字，竟需要經歷幾百年的工夫。可見，藝術形式的改革、創新，歷來並非易事。
其次，在漢代以後，駢體文流行。這種文體，兩句之間字數一般齊整。而相應句子的詞性則或相同，或相對，這構成了對立統一的對偶美。像曹植在《洛神賦》裡寫洛神的容貌，就說：“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這些駢偶的句式，對南北朝以後作者追求詩歌形式的精美，出現了“律詩”的形態，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更重要的是，在北朝，文學家兼音韻學家沈約，認識到屬於漢藏語系的漢語具有平、上、去、入幾個聲調，有不同的音高。這四個聲調，平聲吐氣平順，可以統稱為“平”；而上、去、入三聲，發聲部位與發聲方法與平聲不同，音高也不同，於是把“上、去、入”統稱為“仄”，“仄”亦即“側”，與平聲的聲調對立。如果在詩句的節奏中，適當排列和規定平仄的變化，可大大增強詩歌語言的音樂性和節奏的活躍性。詩歌，詩歌，“詩”與“歌”是有密切聯絡的，增強這一體裁的音樂性和節奏感，能讓它更完美，更具有動人的魅力。
沈約在取得音韻學成就的基礎上，提出了詩歌創作要注意“四聲八病”之說，導致南北朝詩壇在詩歌的形式上作了重大的改革，規定了詩歌應該具有一定的格式。經過長期的摸索實踐，人們制定了七律、七絕和五律、五絕的詩歌形式。
當然，漢代以來只重押韻不重節奏平仄的五言詩、七言詩，依然可以在詩壇裡存在，人們則稱之為“古體詩”或“古風”，讓它有別於講究平仄的“近體詩”。在整個唐代，延續至晚清，千百年間，“古體詩”在詩壇上依然佔有一席之地。由於“古體詩”沒有平仄和句數的限制，作者可以縱筆直書，似乎“自由”一些。而“近體詩”則具有鮮明的音樂性和節奏感，全詩只有四句或八句，比較簡短易記。加上鏗鏘的音節、和諧的韻律，更容易敲開審美受體的心靈之窗，更容易烙在人們的腦海裡。初唐時期，就有許多詩人以這種新的詩歌的形式進行寫作。即使是創作一些篇幅較長、不限句數的詩篇，像盧照鄰的《長安古意》和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也注意到在句子中平仄的運用。
然而，初唐時期的律詩和絕詩，畢竟是新生事物，人們對它的掌握也未臻成熟，界限仍寬。這一點，在初唐詩人王勃的創作中，就有明顯的反映。
就詩歌形式走向精緻化和注意音樂性而言，應該說是我國傳統詩歌邁出了新的一步。當然，也有人認為詩作應該讓人的感情自由抒發，為它設立格律，豈不是給感情的表達加上鐵鐐？的確，凡事都有兩面性，詩歌格律會對詩人的暢想產生或多或少的約束。但若說它等於讓人戴著鐵鐐跳舞，也不盡然。因為，這需要看這舞者是否真懂得跳舞，不會跳的人，給他加上鐵鐐，自然礙手礙腳，而聰明的舞蹈家，反而可以把鐵鐐運用起來，或揮動，或拋甩，這會讓它更有助於增強舞蹈的韻味。如能純熟運用詩歌的格律，這“鐵鐐”也會讓你的創作生色。 （本文為黃天驥著《唐詩三百年：詩人及其詩歌創作》一書“小引”，題目為編者所加，略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