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回看了自己從鄉村到城市的成長過程，
發現最令她掛懷的
還是那些生為農民的親人和曾經的工廠同事。
她再次確認了一個事實：
“我的生命無法與這群人割捨，
他們是我的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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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燈
黃燈，湖南汨羅人，作家，中山大學中文系博士，現於深圳職業技術學院任教。主要從事文學批評和文化研究，著有非虛構作品《大地上的親人》《我的二本學生》等。2016年，黃燈發表《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一文，引發春節期間全國鄉村話題大討論，首發公號閱讀人數228萬，各大公號閱讀量過千萬。2017年出版的《大地上的親人》獲得“第二屆華語青年作家獎”非虛構類主獎，併入選新浪十本好書、新京報書評週刊“2017年中好書”等。2021年黃燈憑藉《我的二本學生》，獲南方盛典“年度散文家”。
總策劃|
何蘭生
監製|
李 煒
張鳳雲
編輯|
鞏淑雲
劉自艱
美編|
劉 念
出品|
農民日報社
2021年12月，黃燈在甘肅隴東學院開了一堂講座，主題是“看見他們——光環以外的二本生”。自從《我的二本學生》這本書出版以來，每隔一段時間她都要飛往其他城市，與不同地域的學生進行類似的交流座談。
密集而匆忙的行程讓她略感疲憊，但她卻很堅持。除了分享觀點，她更想親自確認一些事實，看到她所書寫之外的更多可能性。就像甘肅之行，她希望瞭解西北和南方的二本學生之間到底有何差異。
“所以要到現場去體驗，我不喜歡二手經驗，不喜歡那種隔膜的不可靠的東西。”黃燈說話依舊帶著汨羅老家的鄉音，她用手向上託了託眼鏡框，從鏡片後面露出一雙真誠的眼睛，似乎想透過視線讓我們感受到她的堅持。
“我的童年是一顆沒有被破壞的種子”
一條長長的看不到盡頭的路，兩邊是比自己還高的莊稼，只有當風吹過，低頭的莊稼才能讓視野變得開闊。
黃燈到現在也忘不了這個場景。那時她7歲，從汽車站去往外婆家的路上，總會經過這樣一片田野。“那個時候你就會有種感覺，人是渺小的，而你跟這個世界之間是有一層明確的關係的。其實並不能得出什麼明確結論，但這種場景卻會吸引你去嘗試思考一些東西。”黃燈認為，正是成長路上無數個這樣的瞬間，滋養了她的童年，並讓她學會了思考。
1974年的正月十五，黃燈出生於湖南汨羅鳳形村。因著家鄉有“三十的夜，十五的燈”的說法，她便被取名為黃燈。
她的媽媽是個普通的家庭農婦，“活得虎虎生威，平凡又充實”，父親是一名鄉村教師，“一輩子處於燃燒和付出狀態”。家裡一共四個孩子，黃燈排老三，還有兩個姐姐和一個弟弟。因為孩子比較多，黃燈從2歲開始，就被父母送去湖南汨羅隘口村的外婆家，一直到12歲才重回父母身邊。
雖然不缺愛，但與父母聚少離多的事實還是在她的心底投落下了一道落寞的影子，以至於到現在，黃燈對於留守兒童學生都會多出幾分特別關注。
隘口村歷史文化傳統悠久，民俗“故事會”聞名三湘，每年正月十五，村裡人都會用獨特的表演形式比賽講故事。日常時，人們也愛好“打講”（閒聊），黃燈外婆人緣好，哪裡都能找到打講的人。從小，她便跟著外婆走街串巷，話家長裡短。
▲冬日故鄉的田野
她腦海裡極具象的一幕是，火塘上鍋子冒著徐徐熱氣，姜鹽豆子茶異香撲鼻，隨著茶水入杯的一聲聲“嗞”“嗞”，一段又一段的人生故事便從老人們的嘴裡流淌出來。
讓她印象最深刻的還是關於福奶奶的故事。福奶奶這一生共生了12個孩子，但最終成活的卻只有一兩個。因為和外婆同齡，去福奶奶家閒坐，是幼年黃燈的日常。在外婆和福奶奶的聊天中，她對福奶奶的生產之痛難以忘懷。最艱難的那次，外婆強調，福奶奶一邊生產一邊紡紗，孩子前後生了三四天，生存的艱難與女性的隱忍在黃燈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對他人的看見和感知，彷彿從童年階段，就有了天然的開始。“7歲以前，我沒有任何閱讀經驗，更不認識一個字，但從小，不同時代的人就在我腦子裡走來走去。”她覺得正是這種原生態生活場景和最本真生活經驗的積累，給予了她感知人生苦楚的能力。
她也會一個人安靜地待著，在青山草木間長時間地去審視自己，在一種模糊不可言語的個人情緒中，慢慢察覺出人和環境的親切關係。
而更多的時候，她的童年長在田間。捉魚、放牛、養鴨、撿柴、瘋耍……沒有任何一個鄉野專案在她的生命中缺席過。她的同伴很多，“沒有幾十也有上百”“大的帶小的，一群一群的就是這樣瘋耍著長大了。”
鄉村的生活經驗塗繪了她的性格底色，也讓她從中汲取到足夠多的生長力量。“我的童年像是一顆沒有被破壞的種子，既沒有被外來的書本知識介入太多，也沒有被條條框框的價值觀破壞。生命歷程是自由自在的，所有的認知都來自於生活經驗，這種沒有知識干預的童年是特別美好的。”說著，她的兩隻手相向而合，正是一個呵護的姿勢。
她認為每個小孩的內心都有一顆種子，保護種子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埋在土壤裡，給它提供必需的陽光水分。“種子保護得越好，它以後就越有力量。”
“我的生命無法與這群人割捨”
“鮮活”“事實”“體驗”是她口中的高頻詞，這種對事實現場篤定的確認，起源於她“有機的”童年，也一直潛藏於她起伏命運的草蛇灰線中。
1995年從岳陽大學畢業後，黃燈進入一家國營工廠做文秘、會計、組織幹事，之後在國家“減員增效”的倡導下，直接到生產一線當起了擋車女工。
從大學生到工廠女工的身份變換，讓她深感了巨大落差，但是奇怪的是，她卻生出一種坦然的感覺。“以前在機關的時候，做的那些工作比較虛，但是在車間裡，我從事實實在在的生產，雖然過程特別勞累，但是不能否認這種快樂的真實性。”
1998年從工廠下崗後，她考取了武漢大學的碩士研究生，後來又考上了中山大學的博士生。
因著命運改變而帶來的歡欣顯而易見，但她也在無盡的書本知識、概念、理論中失望地發現，她身處的學術環境已經離現實生活太遠了，這種知識的空虛感跟她一直尊崇的踏實而鮮活的生命體驗背道而馳。
“儘管學院經驗改變了我的生存和命運，但這種改變的路徑卻同時將我的精神推入了虛空，讓我內心幾乎找不到安寧，併產生一種真實的生命被剝離的痛感。”她期待中的知識分子，本應該是關注底層、有社會責任感的，而不是封閉在固定圈子裡只關注自己。
她開始了長久地自我審視，並在這種情緒裡，敲出了二十多萬字的思想隨筆，在這次“放血式”書寫中，她回看了自己從鄉村到城市的成長過程，發現最令她掛懷的還是那些生為農民的親人和曾經的工廠同事。她再次確認了一個事實：“我的生命無法與這群人割捨，他們是我的親人。”這個“精神還鄉歷程”，她坦然接納。
從那開始，她主動聯絡在廣州打工的親人和同鄉，就在城中村棠下村，她穿梭於“一線天”的犄角衚衕裡，在陌生的空間聽親人們講家鄉土話、吃家鄉菜，也更加真實地瞭解到親人們在大城市打拼的真實處境。她加入到中國人民大學溫鐵軍老師所帶領的鄉建團隊中，進行了大量實地調研。調研期間，她吃住在村中，走訪大量鄉民，對三農問題有了更加深刻的體會。
她的筆觸也更加精準地對準中國現代化浪潮中被裹挾改變的農村、農民。一方面，她對童年鄉村保留有美好回憶，一方面現實農村的處境又讓她覺得痛楚。她覺得有義務把她看到的思考的書寫出來。2016年，她的一篇作品《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經由新媒體的裂變傳播，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並觸發了一波返鄉手記熱潮。在這篇文章的基礎上，她又完成了《大地上的親人》這本書。書裡，她將目光對準與她有生命關聯的三個村莊，透過對親人命運的透視，將個體家族的悲喜放置到宏大時代背景下去敘述，“勾勒出中國農民與命運抗爭的複雜圖景”。
有批評家指出，這本書太過於個體化，有一定的偏頗。對於這個說法，她的迴應是：“當然了，任何一種書寫都具有侷限性，它基於個人經驗所寫，難免帶有一種價值觀。”
而在黃燈的丈夫楊勝剛看來，這本書最值得肯定的地方反而在於，它“動用了文學最原始的力量：情感和真實”，而這一切，都建立在黃燈“迴歸更廣大群體的生存現實、主動建立起與現實的深刻關聯”基礎上。
“教他們觀察自己也觀察世界”
在離廣州城市中軸線不到十公里的地方，龍洞街道如同一塊碧玉橫臥群山之中，這裡藏匿了很多不起眼的學院，黃燈畢業後任教的廣東金融學院就在其中。
2005年，黃燈開始了她的教師生涯，在學校裡她遇到了數不清的學生。老師的身份為她提供了一個觀察個體生命的隱秘路徑，也讓她清晰地看到，社會時代發生變化後，應試教育在孩子身上留下的烙印：“在應試教育和對分數的瘋狂追逐中，孩子們的個性、天性和生命活力，被磨滅得無影無蹤，他們的面目越來越相似，早已成為工廠的標準化構件。”
黃燈回憶說從教十幾年來，沒有一個學生因為堅持自己的想法而與她發生過爭吵，他們“中規中矩、老成持重”，被裁剪地規規整整，“像一個空心人來到了你的身邊”。
這顯然與她上學時期的飛揚放肆大為不同，她不禁思索：現在教育和年輕人命運之間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她更疑惑於：這麼重要的一個話題，為什麼一直沒有合適的契機引起大規模談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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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拍攝於家鄉
基於與學生們的日常交往和寫作溝通，黃燈於2020年出版了《我的二本學生》這本書。書面世以後，“二本學生”這個群體獲得了很多社會的關注和討論，但是黃燈告訴我，她並不是單純地在寫二本學生，這個群體只是她觀察這個社會和時代的切入口，書中提到的群體困惑也存在於重點大學的學生中。更確切地說，她寫的是一個時代的切面。
而在教師的試驗場裡，黃燈的努力還在繼續。她說相對於作家，自己更看重教師的身份，她也不覺得引起“二本學生”大討論的意義比教好學生更重要。
她總是試圖去消除流水線學習帶給學生的“電子產品味兒”。“對於一個大學生而言，更重要的是精神成人。如果他的精神世界不夠廣闊，那以後的發展後勁是很有限度的。”秉持著這個觀念，黃燈上課，從來不進行硬性地知識灌輸，她愛跟學生互動，不同的班級總能激發出不一樣的火花。
她跟學生們聊海子的詩歌，聊“五四”那代人的情感如何外露，也喜歡講《春江花月夜》，那種藉由文學而生出的遼闊時空感和形而上的思考，令她無比著迷。她說，一個年輕人不應該被瑣碎的事物捆綁住，他們的生命中都應該有這樣的時刻——去面對那種特別虛無的問題，去獨立思考、想象，他們的精神應該是時刻飛揚的。
在課堂上，黃燈會拿出來兩三個小時跟學生們討論人生話題、讀書意義，讓他們拋棄掉學業生涯中那種程式化的語言套路，“用自己的語言去表達自己”。
2019年，黃燈辭去廣東金融學院財經與新媒體學院院長一職，選擇去深圳職業技術學院當了一名普通老師。很多人不明白為什麼她在名聲大噪後沒有選擇一個知名院校，在他們看來，這是“人往低處走”的表現。
黃燈說她只是想要了解專科院校。本科院校的專業設定、文化氛圍、生活方式她瞭如指掌，反而是職業院校帶來的陌生感更能讓她興奮，這是一種邊界的突破。況且深圳這座城市，也承載了她對南方精神的想象：年輕的、活力的、敢闖敢幹的。她希望透過親身體驗，去了解一個群體和城市。
在深職院，黃燈和幾名老師還開設了非虛構寫作工坊，共有三十多個學生報名參加。除了字數5000字以上，黃燈不對他們做出任何要求。去年，學生們共完成了近二十萬字的作品，最多的一名學生寫了三萬字。
“寫作和思維是緊密連結在一起的。”她堅定地相信，相較於寫作這件事，引發學生的思考和自我認知，才是它真正的意義核心。“要喚醒他們，教他們觀察自己也觀察世界。”
前段時間，有學生跟她說，自從接觸了寫作，感覺一些看不到的障礙被克服了，世界的維度變得豐富起來，連人也自信起來。她覺得很欣慰。
私下裡，學生們叫黃燈“燈哥”，形容她“理想主義”“上課很真誠，直剌剌地什麼都講”。遇到難題，也會找她去紓解鬱悶。
“除了表達和看見，更需要的是行動。”她也注重教學生一些實用性的經驗，或是待人接物的細節，或是為人處世的道理，去幫助他們“做好起跑動作”。
有的學生用郵件提交作業，附件裡帶個文件，正文卻沒有一個字。黃燈會特別嚴肅地告訴學生：“雖然我不會介意，但是這樣的行為放在職場裡是非常不妥當的，正文至少應該說一句‘請查收’。”
“作為老師，要有一定的預判性，去思考一個學生進入社會以後會面臨什麼樣的困難，然後儘可能多地把這些困難提前排解掉，這樣才能避免他們以後被撞得灰頭土臉。”
她甚至想寫一本書，去觀察那些已經在社會上立足並取得一定成績的學生，總結他們身上可複製的成功要素。比如，一個孩子需要自信到什麼程度，一個畢業生怎麼去和周邊社群融合，什麼樣的品德是工作時特別需要的。
“讓他們接納自己”
或許是與鄉村天然的親近感，黃燈接觸最多的還是農村的孩子。農村學生與城市學生的區別，她看得異常清晰。“對於農村的學生而言，負載在家庭之上的生存掙扎是他們內心深處最大的困境。”
王國偉（化名）是黃燈2006級的學生，他有著典型農家子弟的“務實”特質。雖然對武俠小說創作抱有熱情，但他卻清楚地知道現實與夢想的距離：“我很清楚地認識到，大學畢業後，我的首要任務是要解決我和我家人的生活問題。”畢業後，他順利地找到了一份銀行的工作，後因不喜應酬交際，又參加了全省公務員考試，成為了一名獄警。
十幾年來，黃燈接觸了很多像王國偉這樣的農村學生，他們的命運走向反覆驗證了她的判斷——相較於家境良好的城市孩子，對廣大寒門子弟而言，生存的壓力和家庭的重擔降低了他們承擔風險的能力，也因此在擇業的選擇上少了很多。
黃燈喜歡將個體命運放在大的時代背景下去考量。她將自己上大學時的情景與自己執教的2006級學生進行對比，發現自己上大學時農家學生佔到了60%，透過國家分配工作的比例高達97%。
而十幾年後，她觀察到因為失去了國家兜底的庇護，農家學子的就業去向也越來越呈現出不確定性，她將此稱為“時代的裂變”。
在與農村孩子相處中，她認為更重要的是幫助他們平緩度過情緒低落期。“在短暫的大學生活新鮮感後，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巨大差距，往往會對農村孩子產生衝擊。要讓他們真正開啟自己，就得讓他們學會接納自己，這是個漫長的過程。”在她看來，這是每個農村學子的必修課。
“作為過來人，我的真實體會是，坦然面對這些事，承認並接受，反而能融入得更快一些。”黃燈說，作為一個鄉下孩子，她對此感同身受，過去她也因自卑選擇逃離故鄉、遠離親人，自欺欺人地將這些“不體面”塗抹成“模模糊糊、忽略不計的背景”，這種撕扯令她難過，她希望學生們能繞過這些彎路。
聊到這裡，她自然而然地提起了李沐光（化名）的名字。他是黃燈執教的2012級中文班的學生，來自廣東省一個普通的村莊，父親近幾年在外打工，母親則在家操持家務，乾點簡單的農活。家庭的困窘讓他對外面的世界很是嚮往。來到大學後，他悄悄觀察城鄉學生的差異，驚異於城市同學良好的綜合素質。他們有的會彈鋼琴，有的會拉小提琴，有的會跳舞，有的會唱歌——這些他從前只在電視上見過。
失落和敏感是必然的，而真正改變他性格的轉折點來自於一次錢財被騙事件。他聯絡了輔導員，並因此獲得了在學生會工作的機會，性格也因此變得自信起來。大學畢業後，李沐光找到了一份在當地著名地產公司做黨務的工作，收入不錯，家庭狀況也得到了改善。
“正是因為接納了自己，沐光的整個人生才改變了軌跡，從他身上，我看到農村學生改變自己所帶來的可能性。”黃燈總結說。
儘管黃燈總會不自覺流露出一種知識分子特有的悲觀態度，但跳出書寫範疇，她還是覺得年輕人的命運是一個動態的起伏過程。《我的二本學生》出版兩年後，當她再去看書中的一些人物原型，發現命運已在不知不覺間，對他們原有的路線進行了糾偏。“他們有的考上了研，有的找到了滿意的結婚物件，很多人都是在往好的方向去發展。”
黃燈無法否認屬於過去的普惠性時代紅利正變得越來越稀少的事實，但是她也看到這個時代正在不斷釋放其他的機會。
“其實時代的紅利一直都在，只不過有心的孩子才能抓得住。”黃燈說。
採訪結束，正好碰到黃燈上初中的兒子楊力行考完試回到家中。“考試很簡單，哪怕作文扣20分、三道選擇題全錯，我也能考100分。”語氣裡都是自信與少年人的張揚。黃燈邊笑邊搖頭說他“迷之自信”。
對於兒子的教育問題，黃燈一直秉持著“散養”的理念。相較很多人強調閱讀的必要性，她認為在孩子理解能力有限的情況下，日常生活經驗的獲取來得更為重要。
黃燈喜歡帶著兒子“瘋跑”，他們的足跡遍佈街角小巷，特別是那些逼仄又富有生活氣息的衚衕，他們總能體會到更多的煙火日常，這是屬於母子兩人心照不宣的隱秘樂趣。每年寒暑假，她也會帶兒子回家鄉，為的是讓他跟故鄉親人建立起一種親密關係，她反覆跟兒子強調：“你是一個有生命來路的人，不是突然之間在廣州出生長大的沒有根基的人。”
臨告別時，我在楊力行的書桌上，看到了一張便利貼。黃色的紙上用彩筆寫了6個詞語，“遠見、果斷、大度、責任、溝通能力、公平”，不知道這是不是黃燈對孩子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