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歷史學家，在中國史學方面有許多創見。其中關於歷史著作的編纂問題，更具有許多新穎獨到的觀點。
梁啟超
關於中國舊史書籍編寫體例問題。梁氏認為：中國古代史書浩如煙海、汗牛充棟。四庫全書中史書就佔了十分之六七。中國舊史書按內容體例可分10種22類：正史（官書、別史）；編年體；紀事本末體（通體、別體）；政書（通體、別體、小記）；雜史（綜記、瑣記、詔令、奏議）；傳記（通體、別體）；地誌（通體、別體）；學史；史學（理論、事論、雜論）；附庸（外史、考據、註釋）。這既是對中國書籍目錄學的貢獻，也是對史學編輯體例的一種新認識。
梁啟超對中國舊史書體例的分類
梁啟超對中國舊史書籍的編纂，大多是持批判認識觀點。他在《新史學》中說，上自太史公司馬遷、班固，下至畢秋帆、趙甌北，以史家著名天下者不下數百人，兩千年來，陳陳相因，未能為史界開闢新天地，未能將史學之功德普及於國民。主要原因是作史者的史書編輯指導思想存在種種弊端。
一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
梁啟超認為，有人說《廿四史》不是史，而是廿四姓的家譜。這種說法雖有過當之處，但按作史者的指導思想去認識，其實不誣。因為史家們認為，天下是君主一人之天下，所以他們編史，也不過是敘述某王朝如何得之，如何治之，如何失之，舍此無他。梁氏還說，有人說《左傳》是互相殘殺之書，豈止《左傳》如此，《廿四史》也是一大部空前絕後的互相殘殺之書。司馬光雖然賢明，但他編《資治通鑑》，也不過是備為君主瀏覽。所以，梁啟超認為，從來編史者編史都是為朝廷君臣而作，而沒有一書是為國民百姓而作也。這是編史者不知道朝廷與國家的區別，認為沒有朝廷就沒有了國家。因此，編史中便會出現諸如正統、閏統之爭，就會有了所謂的鼎革前後之筆法。更有甚者，史書中便會出現今日是盜賊，明日是聖神，說甲是天命，說乙是僭逆等現象，其如群蛆啄矢，各自爭奪其甘苦。自欺欺人，莫此為甚，以致
中國民族國家思想，至今不能興起，史家應該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二是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
梁啟超認為，歷史是英雄人物表演的大舞臺，舍英雄便無歷史。西方良史也無不重視人物。儘管如此，
善於作史者，只以人物作為歷史的材料，沒聽說是用歷史為人物畫像；
只以人物為時代的代表，沒聽說將時代作為人物的附庸。
中國的史書則不然，本紀、列傳，一篇篇如海岸上錯落堆放的亂石，實質上是將無數墓誌銘匯合而成。史書編纂，貴在能編寫敘述出人群間的交涉、競爭、團結之道和所以休養生息、同體進化的情狀，使後來讀者能在讀後油然而生“愛群”、“善群”之心。中國史家雖多，未能有見及此，故中國的群力、群智、群德總也不能產生，群體終不能成立。
三是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
大凡書籍之作，貴有編輯宗旨。如果史作僅只是為若干陳死之人樹碑立傳，是為了對若干過去之事進行歌頌，那就大錯特錯了。應該能使歷史為經世致用服務，能使歷史成為當今世人的鏡鑑和尺子。西方歷史愈近愈詳。中國歷史則不然，多有知古而不知今之弊。
四是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
梁啟超打了一個比方說，人體由40多種物質合成，由眼、耳、鼻、舌、手、足、髒、腑、皮、毛、筋絡、骨節、血、輸精管等組成，即使取來這40多種物質還不能說是人，因為它沒有精神。史書也是如此，它的精神是理想。大群體中有小群體，大時代中有小時代，群體之關係，時間之延續，其間均有訊息、原理。編史者假如能點破訊息、原理，知道其中因果，達到鑑既往之大例，示將來之風潮，這樣的史書才能算編得有益於社會。現今中國史書呆板敘述事件，何以發生，遠近之因，全未說出。彼此影響，應得何果（惡、善之果）亦說不出。因此，中國史書雖汗牛充棟，但卻如蠟人院中的偶像，均無精神生氣，徒讓讀者費腦力閱讀。因此，梁啟超認為，現有中國史書不是益民智的媒介，而是耗民智的媒介。
梁啟超不僅對中國史書的編輯體例有所認識，而且對舊史書籍的編輯指導思想提出了全新的看法。他對英雄史觀的批判，和對歷史應該為現實服務的觀點，在當時抑或是後來，都是具有積極意義的。從史書編輯學來認識，應該說梁啟超於此提出了全新的編輯思想主張。我們可以把梁氏史書編輯的指導思想扼要歸納為：
1。不僅知有朝廷而且知有國家；
2。不僅知有個人而且知有群體；
3。不僅知有陳跡而且知有今務；
4。不僅知有事實而且知有理想。
梁啟超不僅認為中國故有史書在編輯指導思想上存在著弊端，而且還認為在編撰過程中進而派生出能鋪設而不能別裁、能因，襲而不能創作的弊病。具體講來，主要有二。
其一，史料取捨不精問題。
梁啟超對中國舊史的繁冗爻雜十分反感，有繁冗爻雜現象的史書不屬於良史之作。他引證西方學問大家斯賓塞之言曰：
“或有告者曰：‘鄰家之貓，昨產一子。’以雲事實，誠事實也。然誰不知為無用之事實乎！何也？以其與他事毫無關涉，與吾人生活上之行為，毫無影響也。然歷史上事蹟，其類是者正多。能推此例以讀書觀萬物的，則思過半矣。”
梁認為斯賓塞教給人們編史、讀史的方法。西方史家不免此病，而中國史家於此更甚。諸如某日日食，某日地震，某日冊封皇子，某日某大臣死，某日有詔書，滿紙填塞的均是“鄰貓產子”的事實。往往書讀完了一卷，還沒有一句有價值的話語進入腦海。即如是《資治通鑑》那樣屬稿19年，史料選擇取捨最稱精善的書，如用現今讀西方史書的眼光去看，也覺得它其中有用者不過十之二三。其他史書就不必說了。像《新五代史》之類，雖也以史書之別裁自命，實際上也是將大事都刪去了，只剩下“鄰貓產子”之語。中國史書太多，太繁冗爻雜，使治史者大有無從下手之慨。
中國史學知識之所以不能普及，根本原因在於中國無一善別裁之良史。
而且中國史書有越編部頭越大，越寫文字越長的趨勢。這種趨勢，不能不引起歷史編家們的十分注意。
其二，因循守舊，陳陳相因問題。
梁啟超認為，中國萬事都習慣採取“述而不作”主義。而在史學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大小史家，其中稍有創作之才者也只有6個人。一是太史公司馬遷；二是杜佑；三是鄭樵；四是司馬光；五是袁樞；六是黃黎洲。司馬遷是中國史界的創始人，他編創史書具有國民（人民）思想，將項羽列諸本紀，孔子、陳涉列諸世家，儒林、遊俠、刺客、貨殖而為之列傳。這是具有很深刻的編輯用意的。杜佑編《通典》，不記事專記制度，制度關係著全體國民，比記事還重要。雖然記制度尚不完備，但此前無此史書，具有開創性意義。鄭漁仲（鄭樵）史識卓絕千古，史才不足稱，但作《通志》二十略，以論斷為主，以記述為輔，在中國史界放了一大光明。司馬光編《通鑑》，結構宏偉，取材豐瞻，使後世作史者不得不奉為藍本，至清未未有過之者。袁樞創紀事本末史體，西方之史體與之同，他在中國史界之功亦不小。但所著《通鑑紀事本末》，不見事與事之間的有機聯絡，不見求事件之原因結果，只不過是讀《通鑑》的一個入門書。黃梨洲著《明儒學案》，前此史家，無此盛大事業。中國幾千年來只有政治史，其他無所聞，黃梨洲開創了學史之格，後此之人便師其意，創作中國文學史、種族史、經濟史、宗教史等。六經史家以外，其他諸多史家都可說是忙忙碌碌，因人成事。《史記》以後的21部正史均屬刻畫般的摹編《史記》。《通典》以後，又有8部摹仿《通典》之作。這類書讓人一讀就想打瞌睡，主要原因在於編者沒有創新思想，只能因襲，不會創作。
總之，梁啟超主張史書編輯應該注意材料的精選善用，不能因襲陳規，而要敢於創新。
關於編史注意適應讀者需要問題。梁啟超還一再論及史書編著應注意讀者需要問題。他在《中國歷史研究法》文中論道：“著書須問將以供何等人之讀”。他對中國曆代史書是否供大多數人閱讀發生疑問。他認為，所有史書之作，不是為了供少數貴族階級閱讀，就是為了“藏諸名山傳與其人”，是供後世學者來讀。所以，舊史中無論何家何體，總不離貴族性。他主張時今史家編著史書應注意能讓人民來讀，並且能對人民群眾起到教育作用。歷史書不能是為“古人——死人”而作，而應當是為“活人——今人——後人”而作。編史應儘可能編具有客觀性的歷史，不應編得像中國舊史那樣，讓主觀作用影響了客觀性。他說，
“今日惟個性圓滿發達之民，自進而為種族上地域上職業上之團結互助，夫然後可以生存世界而求有所貢獻。而歷史其物，即以養成人類此種性習為職志，今之史家常常念吾書之讀者與彼遷（司馬遷）記光（司馬光）鑑之讀者絕不同倫而矢忠覃精以善為之地焉。其庶可以告無罪於天下也。”（《飲冰室合集》專集73，第28頁）
梁啟超還用讀者觀點去審視中國歷史書籍。由於中國史書在編纂過程中存在種種弊端，因此對後來讀者產生了嚴重惡果。
一是讀者難讀。
中國史書甚多，浩如煙海，窮年莫殫，一輩子也讀不完，令人望而生畏。
二是讀者難選擇。
即使有時間，有耐性，遍讀應讀之書，不是有極機敏的眼光，極高深的學識，則難以選擇出哪一條材料有用，哪一條材料沒用。因此，中國舊有史書徒讓人白白浪費時日和精力。
三是讀者無感觸。
讀者儘管盡讀全史，也很難激發起愛國熱情，去團結民眾力量，去適應時勢需要。所以，中國史學雖發達，史書雖多，卻不能象歐美各國那樣，讓讀者大眾從中受到實際教益。
飲冰室合集
正是由於中國史書在編輯過程中存在種種弊端，所以對中國讀者產生多種不良影響和後果。梁啟超認為，中國很有必要進行史學革命。因為中國要提倡民族主義，要使中國四萬萬同胞自立於優勝劣敗的世界民族之林，就應該人無分老幼、男女、智愚與賢不肖，都應該如飢似渴地讀史知史。現存的萬卷史著雖然無一能適應讀者急需，但隨著史學革命的發展，史學新作定會編輯出來。
文章來源：李明山著《中國近代編輯家評傳》，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