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盂鼎 西周康王（公元前11世紀中葉） 高101。9釐米 口徑77。8釐米 重153。5千克
大盂鼎銘文 ◎閆志
2021年6月19日，國家博物館與上海博物館合作舉辦的“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館受贈青銅鼎”特展在上海博物館開幕。此次展覽最大亮點無疑是“海內三寶”（晚清收藏界對於當時所見體量最大的三尊大鼎大盂鼎、大克鼎和毛公鼎的美稱）之二的大盂鼎和大克鼎。這兩尊大鼎之所以聞名海內外，除了自身所蘊含的豐富的歷史文化資訊和藝術價值外，還要歸功於晚清大收藏家、官至工部尚書的潘祖蔭。名人收藏家的加持，以及其輾轉流傳、捐贈保護、悲歡離合的歷程，為兩鼎增加了更多的附加價值和傳奇色彩。
其實早在2004年，上海博物館就曾經聯合國家博物館舉辦過兩鼎的“合璧”展。彼時的展覽實則是為了慶祝大鼎的捐贈者、潘祖蔭孫媳潘達予先生百歲壽誕，以此表達對於國寶守護者的敬意。今次二度合璧，也是前緣再續，必成佳話。
大盂鼎比小盂鼎小？
學術界對於有銘文青銅器的命名有一條基本原則，即器主名+器名。如在陝西扶風莊白一號窖藏出土的著名的牆盤，定名根據便是器主名“牆”、器物是盤。多數情況下，器主名前會帶有職官或族氏，如牆盤又稱史牆盤，就是因為牆在周為史官。器主名缺失的情況下，器物便以作器的物件名稱命名，如司母戊方鼎，即為廟號為戊的女性先人所做的方鼎。然而，考古學者經常能夠遇到同一個器主的不同青銅器，於是學者們便用作器時間來加以區別。如西周中期的七年趞曹鼎和十三年趞曹鼎，五祀衛鼎和九祀衛鼎，西周晚期的四十二年逨鼎和四十三年逨鼎等。
藏於國家博物館的大盂鼎和它的“兄弟”小盂鼎，同在清道光年間出自陝西岐山禮村。前者銘文的紀年是“廿三年”，後者則是“廿五年”（也有學者認為是卅五年）。那麼，根據青銅器定名原則，兩器應該分別稱作“廿三年盂鼎”和“廿五年盂鼎”，而事實上學術界卻沿用了最初的定名，即用大小來區別同一個盂所做的兩尊青銅鼎。這是為什麼？
常見的說法是，“廿三年”盂鼎體量較“廿五年”盂鼎更大，正如大克鼎與小克鼎那樣。體量的大小成為命名大小盂鼎的標準。但是，出土後不久，小盂鼎便在利慾薰心的獵奇者手中消失了，至今下落不明，只留下了幾幅漫漶不清的銘文拓片（據陳夢家先生的研究，見於著錄的小盂鼎拓片出自羅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私人收藏原拓者有陳介祺、於省吾以及山東日照發現的兩拓）。而最初的著錄者也沒有記錄小盂鼎的尺寸和器型、紋樣，使得我們無從比較大小盂鼎的體量。
然而，就目前所能見到的兩器銘文拓片來看，大盂鼎銘文共計291字，小盂鼎因為鏽蝕太重，人們僅能夠辨認釋讀100餘字，但推測原銘有400餘字。從字數來看，小盂鼎銘文遠多於大盂鼎。儘管前者字型較小，但其龐大的數量必然需要更大的腹壁空間，因此不由得使我們對兩器大小充滿疑惑。近來有學者發現，清末山東濰縣收藏家陳介祺在一封寫給另一位著名藏家吳雲的信札中有這樣的語句：“大盂鼎容八石，小盂鼎容十二石。”（見《簠齋尺牘》）如前所述，陳介祺藏有小盂鼎原拓，而作為海內聞名的藏家，陳氏應當見過原器，甚至可能親自測量過其容積。根據兩器容積可以想見，小盂鼎實際上要大於大盂鼎。
因此，最接近事實的是，大盂鼎因銘文字型較大而得名為“大”，小盂鼎則相反。這也成為青銅器命名中最獨特的一例。
出身名門的“盂”
大盂鼎銘文中提到了盂的祖父名為“南公”。所謂“南公”實際上是“南宮公”的簡稱，就像周公、召公一樣，屬於族氏名+爵稱的稱謂方式。
學術界普遍認為大盂鼎鑄造於周康王時期，那麼鼎的主人盂也活躍於此時。銘文中提到，南公是盂的嫡祖，因此作為祖父的南公應當活躍在康王祖父——周武王在位時期。徵諸典籍，這位南公就是南宮括。
在以武王伐紂為背景的神魔小說《封神演義》中，南宮括作為凡人武將顯得面目模糊，與總在臺前的哪吒、楊戩、姜子牙等相比，他更像是一個沒有什麼存在感的群演。但是在史籍中，南宮括卻可稱得上地位煊赫。《尚書·君奭》提及周文王的名臣時這樣寫道：“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論語·泰伯》中孔子談論前代賢臣時舉例：“武王曰：‘予有亂十人。’”鄭玄注引馬融說：“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大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
可見在周初，南宮括是與周公、召公、太公（姜子牙）等齊名的大臣，地位相當隆崇。到了司馬遷的時代，南宮括的形象更加豐滿。《史記·周本紀》記載，周武王滅商後施行了一系列政策，其中“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不難看出，南宮括被委以處理財政相關事務。
唐蘭先生據《史記·管蔡世家》《左傳·定公四年》以及《白虎通·姓名說》等文獻認為，南宮括是周文王少子，名為聃季載，又稱南季載，在周成王時為三公。推測他居住於周朝南宮一帶，因居地為氏。
大盂鼎銘文顯示，盂作為南宮括的孫子，在周康王時受命掌管軍政、訴訟。而小盂鼎銘文告訴我們，盂曾統帥軍隊討伐鬼方，獲得大捷。周昭王時代的中方鼎銘文有“唯王命南宮伐反虎方之年”，這裡統帥軍隊討伐虎方的統帥就是盂。出土於河南平頂山應國墓地的柞伯鼎，也是昭王時器，其銘文也有“王命南宮率王多士”。有學者認為，柞伯鼎的南宮也是南宮家族重要成員。西周晚期的南宮柳鼎表明，南宮嫡系至厲王時仍執掌周王室軍隊後勤事務。
除了嫡長一支留在宗周外，南宮家族的旁支被分封在今湖北隨州一帶，是為曾國。2011年，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大墓驚現世人，其中111號大墓出土了一件簋，銘文為“犺作烈考南公寶尊彝”。考慮到葉家山墓群多為西周時期曾國公室墓葬，簋的器主人犺應該是一代曾侯，因此曾國應當是南宮氏家族的一支分封於此。2014年公佈的一組青銅鐘證實了這一點。這組青銅鐘早在2009年就在隨州曾都區文峰塔出土，屬於春秋時期曾國遺物。其中的曾侯與鍾A1銘文開篇寫道：“伯適上哲，左右文武。撻殷之命，撫定天下。王逝命南公，營宅汭土，君庇淮夷，臨有江夏……”這裡的伯適就是南宮括，括與適在古籍中通用。銘文直接證明了曾國是南宮家族的後裔，而南宮括本人也參與了建立曾國的活動。
西周時期，貴族家族一支在王畿內任職且享有封邑，另一支外出就封為外服諸侯，見諸史籍者寥寥無幾。如周公旦，長子伯禽出封曲阜建魯國，而次子君陳襲爵世代為周公；召公奭，一支出封薊（今北京房山琉璃河）為燕國，一支襲爵為召公。考古發現結合傳世青銅器的研究成果，彌補了史料缺失，讓我們重新認識了南宮家族在西周時期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