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們對柏拉圖的理念論進行了初步瞭解，如果說理念論是柏拉圖思想的核心，那麼正義論就是柏拉圖思想最直觀的體現，是善的理念的外顯。談及正義論則不得不提《理想國》，它是柏拉圖的一篇重要對話錄，在對話錄中柏拉圖藉助蘇格拉底之口，採取與其他人對話的方式，構造了一個至善至美的政體，即可以達到正義的理想城邦。
“正義論”提出的背景
回顧柏拉圖所處的那段歷史可以看出，正義論的提出深受伯羅奔尼撒戰爭、僭主政權建立、蘇格拉底之死等事件的影響。
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於公元前431年，歷時27載，交戰雙方為以雅典為首的提洛同盟與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聯盟，最終以雅典失敗而告終。這場戰爭結束了雅典的古典時代，也結束了希臘的民主時代，也使得整個希臘由盛轉衰。希臘奴隸社會所固有的矛盾、奴隸與奴隸主間、自由民各階層間等一切矛盾都暴露無遺。傳統的道德、正義觀念在嚴峻的戰爭形勢面前灰飛煙滅，戰爭無論對於雅典還是斯巴達來說都是非正義的。
伯羅奔尼撒戰爭後，政權更迭，斯巴達國王在佔領雅典後建立起一個高度專制的傀儡政府，處於斯巴達的保護下，被稱作“三十僭主”。“三十僭主”施行暴政，濫殺無辜，儘管在僅僅8個月後就被推翻，但這也無疑使得當時本就搖搖欲墜的民主道德觀念雪上加霜。
身處這政權更迭、風雨飄搖之際，柏拉圖的導師蘇格拉底因主張無神論和言論自由而與當局統治相悖，最終以不尊敬諸神、敗壞青年的之名被處死。蘇格拉底的死是壓死柏拉圖的最後一根稻草，至此，柏拉圖對當時的政治徹底失望，決心重新思考正義、秩序等問題，力圖構造更加完善的城邦政體。
亂世出英雄，誠不欺我也。
最早的烏托邦，理想的哲人王
柏拉圖的理想國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烏托邦。柏拉圖認為，個人是國家的縮小，國家是個人的放大。研究個人的叫做倫理學，研究國家的叫做政治學。那麼政治學的研究要出自倫理學。人的靈魂是由三部分組成的：理智、意志和慾望。而這三種分別有自己的美德，分別是智慧、勇敢和節制。同樣的，上升到國家，也需要有相應的三種人：統治者、保衛者和勞動者。統治者相對於靈魂的理性，必須有智慧，才能管理國家。
柏拉圖認為哲學家是最高尚、最有智慧的人，因此在他的理想國裡，統治者必須是哲學家，或者讓政治家去學習哲學。他認為現存的政治都是壞的，人類的真正出路在於哲學家掌握政權，也只有真正的哲學家才能拯救當時的城邦。總之，只有建立以哲學家為國王的城邦才是最理想的城邦，這個城邦就是存在於理念中的完美城邦。
不得不說，就政治而言，柏拉圖是保守的。即使是我們考慮到他所處的時代，以及他所處的社會和環境，他的保守也是有些極端的。比如他把人分為幾個等級，而在這幾個等級裡卻沒有女性，更沒有奴隸的地位。在他眼裡這類人根本算不上完整意義的人，與理性毫無關聯。另外，柏拉圖認為個人必須屬從於整體，在整體之下才存在著個人。即使是認為一個城邦的屬性來自其公民，也是基於倒推，並且立足點是基於城邦整體的，由此也可見其對個人重要性的弱化。
古格斯之戒，最早的魔戒
在《理想國》中，柏拉圖藉助格勞孔之口講述了古格斯之戒的故事：古格斯之戒是一枚神奇的戒指，當戴上這枚戒指的人對準自己時，自己就會隱身；當拿走戒指後，人又會重新可見。這位得到戒指的品性惡劣的牧羊人藉助戒指的魔力做了許多惡事，並最終潛入王宮殺死國王，竊取了王位。
古格斯之戒和《指環王》中的至尊魔戒一樣，都擁有著無與倫比的強大力量。古格斯之戒的故事乍聽起來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有趣的是故事最後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有兩枚古格斯之戒，一枚落到這個品性惡劣的牧羊人手中，而另一枚在一名品德高尚的人手上，結局會有什麼不一樣嗎？歸根結底，古格斯之戒的故事指向了倫理問題：我們為什麼要成為一個正義的人？正義真的要比不正義好嗎？
格勞孔（或者代表柏拉圖）認為，正義與不正義涉及到政治權力的可見性和可控性，簡言之，也就是正義意味著政治權力是可見與可控的，相反不正義則意味著政治權力是不可見與不可控的。因此，在柏拉圖看來正義與不正義之間實際上並不存在著本質的差別，任何人（哪怕過去是正義的人）在得到古格斯之戒後，也就是說自己不正義的行為不可見後，都最終會由正義滑向不正義。正義僅僅是一種妥協，甚至於是一種假象，是違揹人的自然本性的。
柏拉圖對正義與不正義的區分無疑是絕對乃至於激進的，但其思想中的精華也值得我們學習吸收。
無論是前些年眾多高官貪汙受賄，還是最近苟晶高考被頂替事件，當政治權力處在不可見與短期內無法受到制裁的情況下，不正義的情況難免發生。
我們需要的便是讓權力處於可見和可控的範圍內，合理完善的法律法規與透明的權力執行制度便顯得尤為重要。
對《理想國》的反思
關於《理想國》，柏拉圖難免受到時代的限制，思想上存在著些許的弊端。例如，在柏拉圖所推崇的哲人王式烏托邦政體中，他將城邦遠遠凌駕於個人之上，取消了城邦中的一切私有物，包括財產、婚姻等，這在一定意義上也磨滅了城邦的多樣性。其次，哲人王式的烏托邦政體實質上和中國古代專制性質政體沒有太大的區別，哲學家就像高高在上的家長，光明使得他人只能看到他的影子。光明使得一切都可見，又一切都不可見。
但柏拉圖透過他的《理想國》影響了諸多的後人，開創了政治學的先河。無論是啟蒙時期思想家，還是後來許多理想主義者，都幻想著可以設計一種理想的政治制度，從而獲得他們心中的“正義”。儘管一次次遇到了失敗，而且這樣的失敗從柏拉圖本人就已經開始。不過人類的本性決定了，人類中的一些人，是永遠也不會放棄這種努力的。
不能因為今天的高鐵、飛機的發明，就鄙夷最初那個被髮明出來的輪子，認為它簡陋而又低效。要知道正是有著輪子的發明，才使得人類社會能有今天的發展。對於今天的我們來說，柏拉圖的意義正是在這裡。
（圖片來源網路，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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