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未下架的電影《姜子牙》中，狐族全滅，就連被動與九尾鎖上宿命鎖的小九，也未能倖免。
這是1988年出生的導演程騰對狐的命運的安排，在對待狐的態度上，程騰比400年前編輯《封神演義》的許仲琳和更早些的《武王伐紂平話》不知名的作者，並未友善多少。
“至於殺狐之事，任何時代都在所難免。”呼延蘇在其書中寫道。由嶽麓書社出版的《狐說：狐狸精的前世今生》，是呼延蘇梳理流傳了兩千多年的狐或者說狐狸精故事後的總結。他對狐的命運似有抱不平，在書中感嘆“蒲松齡那般愛狐，《聊齋志異》中仍有殺狐故事”。
和狗一樣同屬犬科的狐，體型比大多數狗以及同一科的狼、豺等都要小。兇暴強悍遠不如狼，勇猛善鬥也不如豺，是一種禍害程度較低的食肉獸，在大自然的食物鏈中，處於中端地位。它的食物多是蟲類、兩棲類、爬行類、小型鳥獸和野果，基本傷害不到人，對人養殖的牲畜也很少有危害，它居住的地方也多是森林、草原、半沙漠地的樹洞或土穴中。
即便這樣，這麼個可憐的小傢伙，不知道怎樣就得罪了我們的老祖宗，在兩千多年的傳說和文學作品中，它不但經常被黑化、汙名化，而且，經常被打殺，且，“無論咎由自取或無故被殺，都只會保持沉默”。
中國古代神仙信仰思潮催生了狐狸精
《詩經》是最早有狐的身影出沒的文學作品。“一之日於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豳風·七月》），“君子至止，錦衣狐裘”（《秦風·終南》）等。這也是有據可查的，狐的悲劇命運的開始。《詩經》收錄的是公元前11世紀至前6世紀的歌謠。從《詩經》中寫到的用狐皮做裘來看，狐的被獵殺的命運很可能從公元前11世紀就已經開始。
那時還只是在肉體上消滅狐，並未對其黑化或汙名化。稍後些出現的《山海經》中，雖然狐是諸多怪物中的一種，也還未黑化，只是讓狐長出了九尾，“青丘國在其北，其狐四足九尾”。
在讓狐長出九尾後，我們的老祖宗慢慢讓狐有了變化的本領。東漢時成書的非虛構作品《吳越春秋》寫到了著名的塗山氏：“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恐時之暮，失其度制。乃辭雲‘吾娶也，必有應矣’。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
歷史上，對“禹因娶塗山”，有兩種解釋。其一，認為大禹在塗山遇見九尾白狐，覺得是天降吉兆要他成婚，便娶了塗山部落的一個叫女嬌的女子。還一種說法，認為塗山氏是九尾白狐變的，也即大禹娶的是狐狸精。
後一種說法在此後的一些筆記小說中屢屢出現，常有狐狸精自稱是“塗山氏之苗裔”，或者“餘系出塗山”。蒲松齡的名篇《青鳳》，寫某狂生晚上在一個廢棄的庭院和一老人家高談闊論，狂生問老人家身份，老人家告訴他說：“你家先祖編撰過一本《塗山外傳》，知道嗎？我乃塗山氏之苗裔。”這個答案，老人家把自己是狐狸精這一身份亮明瞭。
《狐說》中，呼延蘇梳理有關狐的著作，發現紀曉嵐對狐狸精的最早出現有考證。紀曉嵐在《閱微草堂筆記·如是我聞四》中寫道：“（狐精）三代以上無可考，《史記·陳涉世家》稱篝火作狐鳴曰‘大楚興，陳勝王’。必當時已有是怪，是以託之。”紀曉嵐是相信世間真有狐精的，且認為狐狸精至少在秦末就已經出現。呼延蘇進一步推測，認為狐狸精的最早在傳說中的出現，大約肇始於戰國後期，發展於秦漢，完成於魏晉，“這段時間正好與中國古代神仙信仰思潮的產生、發展的軌跡相吻合。神仙思想不僅是狐狸精產生的土壤，還一直是它成長壯大的營養素”。
從東晉開始，狐狸精不是被打殺就是被渣男拋棄
對狐狸精的打殺，最早出現在東晉史學家幹寶的《搜神記》。幹寶的正式工作，是負責國史《晉紀》的撰寫。後來的史學家對《晉紀》評價頗高，認為其“工於敘事，內容審證有序”。《搜神記》是幹寶工作之餘寫的，寫成後，他被稱作“中國志怪小說的鼻祖”。
《搜神記》裡有兩則故事寫到狐狸精被殺。一則故事寫的是某個在田間耕種的村民，看到一陌生婦人帶著小丫鬟從壟上經過，村民問婦人從何處來，婦人不答，村民疑心其是狐狸精，揮刀便砍，婦人見丫鬟被砍後便化為狐狸逃走了。另一則故事寫的是一個老狐變成書生，和某名士談學論道，老狐才情絕世，辯鋒無礙，名士將其扣押後千方百計整死了老狐。
呼延蘇認為這兩則故事中的狐狸精被平白無故地殺害，理由只有一條，“他們是妖精”。
狐狸精的悲劇是其成為狐狸精時就決定了的。在“萬惡淫為首”的年代裡，高顏值、對異性頗有誘惑力的狐狸精被認為是有原罪的。即使沒被打殺，化作人形與人戀愛的他們，在身份暴露後，任其如何重情，也會被理所當然地始亂終棄。
《狐說》輯錄了南宋時的一則叫《西池春遊》的人狐戀故事。人狐戀故事中，狐大多為女狐狸精。這導致後世專稱某些特質的女人為狐狸精。《西池春遊》中，和狐狸精戀愛上了的，是長沙人侯成叔。這個侯成叔在知曉狐狸精的身份後，信誓旦旦說要和她做長久夫妻。把狐狸精獨孤氏感動得不得了。不料，侯成叔在走訪了一個在南陽做生意的舅舅後，發生了改變，舅舅怒斥：“汝，人也，其必於異類乎！”侯成叔在舅舅的安排下娶了南陽的一個大家閨秀。隨後，他給在家裡等他的獨孤氏寫了封信，說明了原委。獨孤氏雖然回信詛咒了他，但此後見侯成叔落魄，已另嫁他人的獨孤氏不忍，給了他幾串銅錢。
情痴而又運氣差的狐狸精，經常遇到負心的渣男。獨孤氏的命運還不算太差，還有不少狐狸精在身份曝光後死在了無情的渣男手裡。“人心之險，即便狐狸精也防不勝防。”呼延蘇在《狐說》中感慨。
狐狸是弱勢群體歷經了艱難的維權
對狐狸精格殺勿論的態度延續到唐時，發生了一些變化。呼延蘇在《太平廣記》收錄的唐代狐狸精故事裡看到了當時人們對狐狸精態度的轉變，“總體上已表現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理性態度”。認為最常見的人狐關係變成了狐狸精首先騷擾、侵犯人類，人類才想辦法去制服他們，“即便狐狸精作祟為害在前，對他們的處置也經常會網開一面”。
呼延蘇寫到這一轉變時，援引了《廣異記·楊伯成》的故事。這個故事說的是楊伯成在拒絕男狐吳南鶴的上門求親後，男狐在楊家鬧事。法師的三字元讓吳南鶴現了原形。楊家要打殺老狐，被法師攔住，法師說狐狸精是天神的僕役，不能隨便打殺，但他犯了事，也不能不懲罰。最後，法師拿出一根棍子，把老狐打了一頓後趕走了。
狐狸精雖然經常作祟媚人、調皮搗蛋，但呼延蘇認為它們都有“賤類”的自我認知，心理上屬於弱勢群體。這個弱勢群體，在法律上開始為自己爭取“狐權”，也起始於唐。
《廣異記·謝混之》記載了有兩個狐狸精變成人跑到著名詩人、中書令張九齡處告狀，說東光縣令謝混之殺了其父兄。張九齡讓人查，結果發現告狀的這兩個人是狐狸精，謝混之在開春打獵時，獵殺了不少狐狸。庭審時，狐狸精雖然有理，但他們被謝混之部下放出的獵犬嚇壞了，跳上屋頂變身狐狸逃走了。呼延蘇認為這個故事中，人是不講理的一方，放獵犬攪局的行為是盤外招。
南宋也有狐狸精訴人的故事寫入筆記小說，且狐狸也未勝訴。“以狐狸精的地位爭狐權，關鍵是不能暴露身份。”這是呼延蘇的總結，“身份一旦敗露，整個訴訟就成了騙局”。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結局，是因為“人類也還不具備這樣的心理寬容”。
創造歷史性的人狐權利的平等，出現在乾隆時代的一個傳說中。這個傳說被袁枚的筆記小說《子不語》記錄了。袁枚記載，江蘇鹽城一鄉村，狐狸精糾纏良家婦女，聖帝讓鄒將軍去處
理。鄒將軍擊殺了犯事的狐狸精後，把別的狐狸也除掉了一夥。狐祖師一紙訴狀把鄒將軍告到了聖帝那裡。最後，聖帝判決鄒將軍“疾惡太嚴，殺戮太重”，念在其“事屬因公，為民除害”，情有可原，在罰去一年口糧後，降級任用。
這個判決看似還是不公，但已經是有人狐恩怨的傳說以來，突破性的進步了。《狐說》前言中，呼延蘇道破了古往今來狐狸精話題的核心意象，認為與性有關。按此說法，讓狐狸精能夠有個地方為自己辯護和申冤，或反映了古人對性的態度的轉變，尤其是對性有主動追求的女性的態度改變。
對話
對“狐狸精”為何又愛又恨
瀟湘晨報：歷史上，編入傳說和寫入文學作品的，像人一樣具有多面性的，恐怕只有狐這一種動物，也只有我們的漢文化才給了狐這樣的多面性，我們的老祖宗為什麼會給狐而不是別的動物這樣的殊榮？
呼延蘇：在中國古人的觀念中，幾乎所有的動植物都能成精變人，動物中除狐之外，虎、蛇、猴、鼠、鳥的故事也比較多，最多最豐富的當然是狐。為何如此？我覺得是古人認為狐是最聰明的動物，有接近人的靈性，這個觀點中西方比較一致，西方《伊索寓言》以及很多童話故事中，都把狐描述為很聰明的動物。中西方以狐為主角的故事都比較多，但其間有個重大差別：西方的狐狸故事是擬人化的，中國的狐狸故事是人形化的，就是說西方的狐狸直接就能像人一樣說話行事，中國的狐狸必須先變成人才能說話行事。造成這種區別的根本原因，可能是中國古代物老成精的觀念和神仙思想。
瀟湘晨報：歷史上多面性的狐，到現在基本只剩下兩副面孔，一副是狡猾的，一副是魅惑的，也即我們經常會聽說到的狐狸精，這個做減法的發生，是不是說明我們的文化發生了一些變化？
呼延蘇：中國古代的主流觀念，是重視現實世界，所以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也不語怪力亂神，莊子也說“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因此，中國古代的各種虛構敘事，如鬼神精怪、天界地獄，都表現出人間化的趨勢，寫狐寫鬼，其實都是寫人。就狐狸精而言，核心意象是“媚”與“慧”，這些特點放在狐狸精身上寫，可以表現得更誇張，因此也更有吸引力。我沒覺得這跟我們的文化發生變化有什麼關係，而是跟古人對狐狸的認識水平有關，他們認為狐狸是媚獸，是靈獸。
瀟湘晨報：早期的傳說和文學作品，狐的性別雌雄都有。另，從“禹娶塗山女”的神話來看，作為塗山女的狐，應該是不淫的。後來狐專指女性，且專指所謂的淫婦，狐其實挺無辜的，把具有較強的性吸引和對性有主動追求的女性稱為狐狸精，是否和程朱理學開始的性保守有關？
呼延蘇：狐在六朝時期，就被認為是淫獸。但唐宋之前的狐狸精，這個特點並不是特別突出，到明清之後才成為狐狸精的性格招牌。原因可能比較複雜，我覺得跟妓女文化的昌盛、色情文學的流行，以及某些狐女文學形象的符號效應有關。
瀟湘晨報：你在《狐說》的第七章“恩與仇”中，寫到了古人對待狐狸精的態度的變化，即從東晉《搜神記》時代簡單粗暴地喊打喊殺，到唐代《太平廣記》時代大多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理性態度，再到《聊齋志異》中的相對友善，這些變化反映了怎樣的思想根源？
呼延蘇：我認為跟佛教眾生平等的思想有關。佛教講六道輪迴，反對殺生，這個生不僅是人類，也包括動物畜生。不殺生為佛教五戒之首，犯戒不僅在現實中不容於佛門，還要承受來世報應的心理壓力。唐宋之後，這種觀念越來越普及，反映到狐狸精故事裡，就是人類對它們的越來越寬容。
瀟湘晨報：現在我們都知道狐仙和狐狸精並不存在，古時因為認知有限，產生了很多狐仙、狐狸精的傳說也可以理解，為什麼像紀曉嵐這樣的大咖寫起狐事來，也言之鑿鑿，好像真有那麼回事？
呼延蘇：首先表明我個人的態度，我非常明確地認為狐狸精是虛構物，是觀念性存在，這在書的序言裡就說了。至於為何有人信有人不信，可能是個深刻的心理學問題。我們總認為科學昌明的時代，具備常識的人是很容易分清虛構與非虛構的，其實不然！現在中國不少地方（特別是農村地區），治病消災請狐仙的事也時有發生。如果現在做個民調，問相不相信鬼神存在，我估計不論西方人東方人的回答，都會分為三類：相信有；相信無；自己說不清。具體到紀曉嵐，我確定他是相信狐狸精存在的，而且還經常住進他家院子裡。
瀟湘晨報：看完《狐說》覺得人挺壞的，把自己的狡猾推給了狐狸，把自己對性的貪婪推給了狐狸。你一本正經地講述完狐狸精的前世今生後，有沒有覺得狐狸特別委屈？
呼延蘇：我在前面說了，古人寫狐就是寫人，就是寫人間人生。蒲松齡、紀曉嵐等人筆下經常出現人不如狐、人比狐壞的描述，可能就是流露了他們對人間人性的某些失望吧。
撰文/瀟湘晨報記者劉建勇
【來源：瀟湘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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