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處】《中國社會科學》（京）2007年1期第55～64頁
【作者簡介】陳村富，1937年生，浙江大學基督教與跨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內容提要】 古代最具歷史地位的、與“黃河—長江文化圈”、“印度河—恆河文化圈”相呼應的“地中海文化圈”，其重心始在西亞兩河流域，之後西移希臘，後至羅馬。到中世紀，近代意義上的“歐洲”和“西方文化”（歐洲文化）取代“地中海文化圈”的地位。文化型別上具有共同質素的地中海文化分解為：以伊斯蘭教為主的阿拉伯文化，與基督教及後起的近代西方文化。“地中海學說”雖已失去其文化型別上的意義，但是“地中海文化圈”的概念有助於我們理解這個地區內文化之間的關係，以及作為一個整體同上述另外兩個文化圈的差異；有助於我們解讀晚期希臘哲學，歷史地評估“歐洲”與“西方文化”，考察“阿拉伯世界”與“西方世界”。
【關 鍵 詞】文化圈/地中海/跨文化研究
以新版《劍橋古代史》（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以下簡稱CAH）為標誌，20世紀70年代以來，一批研究地中海地域文化的著作和論文相繼問世，其中既有斷代史、國別史的研究，也有經濟、宗教、語言和人物等專門史的考察。這些論著不僅引證大量新史料，新的考古發掘文物，將史的研究引向深入，而且匯入新興交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關於古代地中海的綜合性研究。本文擬在對地中海世界的有關近期研究綜合考察的基礎上，提出並闡明“地中海文化圈”概念，論述“文化圈”概念對於研究古代文化之間的關係，特別是對於研究晚期希臘哲學及歷史地評估“歐洲”與“西方文化”的意義。
一、地中海世界研究綜述
2000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成立了多學科會聚的“古代地中海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翌年9月在紐約召開了以地中海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會者及特邀論文提供者來自世界各地歷史學、考古學、宗教學、語源文字學及文化史、經濟史、社會史等學科的學者。2005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由W。 V。 Harvis主編的會議論集（含三篇特邀論文），取名《反思地中海》（Rethinking the Mediterranean）。編者在序言和他本人的論文中說，20世紀後半葉發表過許多發生在地中海域的國別史、專題史的論著，但是，“就某種意義上說，我們僅是開始。截至2000年，無人發表過一部關於地中海的古代史（ancient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而不是在地中海的歷史（history in the Mediterranean），換言之，還無人寫過一部以地中海和地中海沿岸為研究主題的著作”；“作為知識架構的地中海如何使用？如何研究地中海？……這些問題至今還困擾著我們。” 作為一個統一體（unity）的地中海世界能否成立？如果成立它是指文化上的同一還是指人類學的大範疇而言？抑或指存在一門“地中海生態學”（Mediterranean Ecology）。多數人主張“文化上的統一性”。若如此，那麼像希伯來文化、埃及文化、希臘文化之間有同構性嗎？地中海域包括哪些地區和國家？地中海歷史的下限在哪裡？中世紀之前？中世紀為止？抑或包括近現代？如果下限為中世紀，那麼就有一個地中海同西方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關係問題；如果下限為近現代，那麼其政治、經濟、軍事的意義遠大於文化上的意義。多數學者認為應把（至少是可以把）地中海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那麼這種考察或研究及其成果，作為知識架構，是命名為“地中海學說”（Mediterraneanism，地中海理論），還是“地中海語境”（Mediterranean Context），地中海正規化（Mediterranean Paradigm）或者就是個“地中海容器”（Mediterranean Reception），什麼都可以往裡裝。 近些年，關於地中海的研究備受重視，出現了一批研究所、雜誌、論著和網站。其中，有的以研究當代地中海為主，如倫敦大學“地中海研究會”對後冷戰時期地中海域問題的研究；由不列顛國際研究協會（BISA）於2005年建立的國際地中海研究小組（The BISA Working Group on International Mediterranean）主要研究當代歐洲政治與中東；重點研究古代併兼顧現代的有加拿大安大略省“京斯敦考古學與地中海研究協會”（The Kingston Association forArchaeology and Mediterranean Studies），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地中海研究所（Canadian Institute for Mediterranean Studies）、美國肯薩斯大學與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等合辦的“地中海研究協會”（Mediterranean Studies Association）重點研究近古至文藝復興時期西部地中海文化；專門研究古代地中海世界者，除了上述哥倫比亞大學之外，還有賓州大學人文學院的古地中海研究系（The Department of Classics and Ancient Mediterranean Studies），加拿大的“古代東部地中海研究所”，英國格拉斯哥大學與美國密執根大學合辦的《地中海考古學》（Journal of Mediterranean Archaeology）。分設在德國和美國紐約的期刊服務公司，為客戶重印創刊以來全部或部分各類期刊，其中英語類中東和地中海研究的首選刊物有114種，遺憾的是古代地中海僅7種。
綜上所述，國際學術界對地中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北美和西歐。多數研究機構和刊物雖然古今並重，但更側重與地中海相關的當代經濟、政治與軍事。特別是期刊，大都關注當代的中東、近東與北非。對古代地中海的研究，以考古學為主，大都是研究發生在地中海域的地區史、專門史。中國也許是由於地緣政治或其他原因，迄今沒有一個專門研究古今地中海歷史、文化、經濟、政治任一方面的機構、刊物或論著。
在社會歷史研究領域，海外學者有的擅長實證考察和個案分析，涉及跨學科、跨文化領域，有的重視新的理論的創造與應用，但是由於蔑視或忽略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甚至也蔑視黑格爾的歷史觀，也由於19世紀中葉以來反形而上學及實證思潮的影響，因而許多學者不承認歷史發展有其內在的規律性，不重視從整體上歷史地考察物件的過程。馬克思晚年根據當時很有限的資料，就寫下了今天仍頗有啟迪的人類學筆記、歷史學筆記。恩格斯根據格羅特（Grote）的希臘史，在《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中就對希臘與雅典的經濟、政治制度的演化發表獨到的見解。時至今日，資料條件已經相當完備，以至於新版《劍橋古代史》擴充了一倍達14卷19冊，但是學術界的整體理論思維能力卻未能獲得同步的發展。中國必須改變地中海域史前史、古代史研究的極端落後的狀況，培養一批懂得古代各種語言，掌握完備的考古發掘資料，掌握跨文化、跨學科的相關知識以及迄今有關社會歷史領域的理論思維成果，建立有自己的獨到見解的“地中海學”。
我認為，儘管地中海世界在今天有重要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地位，在歐洲中世紀也有相當的地位，但是構成古今地中海重要區分界限的是文化。從公元前五千紀至公元前一世紀，在地中海域逐步形成同長江—黃河文化圈、印度河—恆河文化圈相呼應的環地中海文化圈。這個文化圈的中心首先是在地中海東部的西亞和埃及，爾後西移雅典，再至羅馬。經過希臘化和羅馬帝國近八百年的地中海域文化間的交融和碰撞，最終形成了地中海文化圈。這個文化圈的範圍同地中海地質地理條件是大體一致的，東起泛米索不達米亞（Pan-Mesopotamia）和尼羅河，西達現今的法國部分和西班牙，南鄰北非沿岸，北抵阿爾卑斯山脈南麓。隨著阿拉伯人的西進和伊斯蘭運動的興起，以及476年西羅馬滅亡和法蘭克王朝的建立， 阿爾卑斯失去了地緣政治的界限，地中海文化圈被繼起的阿拉伯文化圈以及基督教為意識形態的歐洲文化（或“西方文化”）所取代。因此，布羅代爾說的“菲利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其他學者說的“文藝復興時代”的地中海，“中世紀的地中海”，“近代地中海”，“後冷戰時代的地中海”等在文化上早已屬於另一個範疇。當代的地中海世界不存在統一的文化圈，備受世人重視的是其經濟、政治和軍事的地位。
這一見解的核心是上述含義的“地中海文化圈”，我們的論證圍繞地中海文化圈形成而展開。
二、地中海文化圈的形成
“地中海文化圈”這個概念，能否為學術界所接受，取決於立論的事實依據和理論證明。我們綜合利用發生學、型別學、語源學、生態文化學、古人類學、比較宗教學及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說明從公元前五千紀至公元前一世紀，歷史上的確形成地中海文化圈。由於篇幅關係，本文不做具體的論證。
地中海處於亞非板塊和歐亞板塊的接合部。新版《劍橋古代史》第1捲上冊第2章的作者K。 W。 Butzer介紹了西亞—環地中海的形成過程，認為是：Miocene（第三紀中新世）、Pliocene（上新世）、Quzterary（第四紀）時代形成的，前後不過3000萬年左右。作者說“用當代生態學的歷史方法，深入研究地中海盆地和西亞，嚴格地說僅僅是開始。”（p。95）法國學者費爾南·布羅代爾（Fermond Braudel）說：“古老的地中海比現在要大得多，第三紀激烈而頻繁的褶皺運動使地中海的面積大幅萎縮。阿爾卑斯山、亞平寧、巴爾幹、扎格羅斯山、高加索等所有這些山脈都是從地中海里冒出來的”。 所以，從地質地理學角度看，以阿爾卑斯山和扎格羅斯山、高加索、伊朗高原為界，將西亞兩河流域及阿爾卑斯山以南看作環地中海構成部分是可以成立的。
在地中海地域，最早形成可居住條件，並率先進入文明時代的是後人稱之為“西亞”的兩河流域，即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的沖積平原。希臘人稱之為Mesopotamia（中譯米索不達米亞）。它是公元前2萬年至公元前1萬年間， 後冰河期，亞美尼亞山脈、安那託利亞（Anatolia）、高加索、 伊朗高原的冰雪融化形成的。考古資料顯示公元前1萬年至公元前9千年左右，在兩河流域的沿扎格羅斯山和伊朗高原腳下，就有分散的一批定居點。根據發掘資料，公元前六千紀以降，這一地區已有相當清晰的社會和文化的發展線索。1930年在米索不達米亞的各國考古學者，根據古陶瓷的型別及其所蘊涵的文化內容，提出迄今仍在使用的古米索不達米亞的分期框架，分別命名為Ubaid時期（5000 B。 C。—4000 B。 C。）、Uruk 時期（4000 B。 C。—3100 B。 C。， 又分為早、中、晚三期）、Jemdet Nasr時期（3100 B。 C。—2900 B。 C。）、Early Dynastic時期（2900 B。 C。 —2350 B。 C。， 分三個時期）、Akkadian時期（2350 B。 C。—2100 B。 C。）、UrⅢ時期（2100 B。 C。—）。
從公元前兩千紀開始，先後崛起幾個交叉統治西亞的帝國，主要是巴比倫、赫梯、亞述，同時還出現一些某個時候、某個地區相當強大的王國， 如呂底亞（Lydia）、米地亞（media）、腓尼基。公元前兩千紀埃及進入中王國和新王國時期，同西亞強國互相爭奪。在各部、各國、各地區爭霸中，這一地區幾易其主，文化和語言方面互相滲透，互相吸收，加速了東地中海文化的融會。
上世紀末本世紀初，西歐、北美學者運用新的學科理論和方法，組織多學科的隊伍或從事新的考古發掘，或整理和解讀已發掘的史料，論述東地中海地區文化間的關係。例如，二次大戰後美國芝加哥大學Robert Braidwood組織了包括考古學者和自然科學家的多學科隊伍研究米索不達米亞地區的經濟組織、社會活動與自然環境的互動作用。60年代人類學學者關注米索不達米亞地區文化進化（cultural evolution）的研究，特別是關注城鄉社會組織的研究。文化進化研究同文化生態學的研究都採用了“跨文化比較”（cross-cultural comparisions）的方法。他們將米索不達米亞當作一個案例，同別的地區相比較。Henry。 T。 Wright和 Gregoly Johnson研究米索不達米亞這一地區早期國家的進化，他們將管理學和資訊理論中的概念運用於經濟政治組織的研究。Robert Adams將文化生態學與政治組織的分析相互結合研究都市社會。
美國密執根大學人類學與近東史教授Norman Yoffee 在《上古國家之神話：早期城市、國家與文明進化說》（Myths of the Archaic State： Evolution of the Earliest Cities， States， and Civiliz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中挑戰19世紀及20世紀中葉的進化論觀點。這種觀點認為經濟分層、社群分化的社會源自未分化的社會，大的人口稠密的城市源自小居民點和村落，階級社會起於血緣關係結構的共同體。N。 Yoffee不否認這種進化觀的地位和作用，但是米索不達米亞上古時代最早的城市國家形成之考古資料表明，社會群體的規模和分工，起於生存。由於兩河流域和尼羅河定期氾濫的生態條件，往往在一個可居住地域，未經傳統觀念所說的“進化”，就聚集相當規模的，眾多人口的居住地（城市）（參看該書第43頁表3。1“正文提到的最早國家的面積和人口表”），他們不是從血緣關係進化而來，而是為了共同的生存和文化上的認同，聚集在一個“共同符號”之下。“這種共同的意識，超越政治上獨立的國家”（第44頁）。作者援引《跨文化視野下的城邦考古學》（The Archaeology of City-States： Cross Cultural Approches）及《30個城邦文化比較研究》（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irty City-State Cultures）這兩部1997、2000年編的論文集證明：上古埃及的社會組織是“尼羅河谷生態學方面同一環境造成的”（第47頁）。“米索不達米亞的城邦國家是多種族的群體，蘇美爾人、阿卡德人、阿摩尼人（Amorite）、 喀西特人（Kassite）、胡裡安人（Hurrians）及許多其它名稱的社會群體。他們的名稱同語言的關係重於同種族的關係，嚴格意義上說，是因為都生活在米索不達米亞諸城邦中。”（第49頁）這是促進兩河流域和埃及文化認同的重要原因。
多種族的群體為生存混居於兩河流域和尼羅河谷，促進了語言和文化的融會。
東部地中海地區早期歷史上起主要作用的是兩個語系：其一是Hamita- Semite（or Afro-Asian），中文名稱哈米特—塞姆語（閃語）或者亞非語；其二是印歐語系或者叫Indo-Hittite（印度赫梯語系）。印歐語包括European（歐語），主要是希臘語、拉丁語、日耳曼語、凱爾特語和Eurasian（亞歐混合語），主要是斯拉夫語、梵文、波斯語。亞非語包括五個分支：閃語、古埃及語、北非土語（Berber）、古希底語（Gushitic）、查德語（Chadic）、豪撒語（Hausa， 蘇丹一帶黑人語言）。兩大語系中，主要是亞非語。其中以閃語為主。
閃語按地區、民族、語言標準綜合分析，可以分為：1。東北部閃語，包括阿卡德語、巴比倫語。2。西北部閃語，其中主要是兩支：其一是Cananitic（伽南語），包括《舊經》希伯來語，還有腓尼基語。其二是Aramaic （阿拉米語）及古敘利亞語和亞那尼亞語（Anamaean）。
在這個廣大的地區，在近三千年的歷史演化中，兩大語系以及兩大語系內的各種分支之間都有互相吸收、互相影響的痕跡。同屬亞非語的古埃及語同閃語有親緣關係。印歐語系在西亞也經歷了一個融匯的過程。前後形成三個共同的語根（詞根）：分別為Nasi-（Hittite），Lu（w）i－（統稱luwian），Pala—（迄今不明的小亞一支土語）。
語言是存在之家。語言的融匯說明東部地中海之家正在形成。然而語言的融匯依賴說話人的交往，而人的交往的廣度在古代主要依賴於馬匹和河流。馬匹與河流對古代社會和生態文化起重大作用。誰先學會利用奔馬，誰就率先成為遊牧民族，入主農業文化區。誰先學會利用河流與海灣，誰就擁有海上通道的制控權。考古資料證明，新石器時代兩河流域的居民早就學會將羊皮袋縫在一起，上塗瀝青用作航行工具，少則十多張，多則一百多張。公元前4000年蘇美爾的圓柱印章就繪有簡單的船舶。公元前3500年左右，埃及尼羅河上就有紙莎草船，爾後又有木船。埃及人當時就懂得渡海到現今的黎巴嫩採伐優質木料造船。公元前兩千紀中王國和新王國強盛時代，埃及一直與亞述、敘利亞爭奪海上通道，曾一度控制了今日敘利亞、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一帶。希臘在地中海的出場，先是西亞人從海上移居克里特島，爾後靠馬背從高加索南下兩支雅利安人。前期克里特文明和沿海的史前文化是西亞移民和土著居民佩拉司吉人創造的。出土文物、線形文字A屬於西亞的語系， 自今還無法讀解。公元前21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亞該亞人進入伯羅奔尼撒半島，建立了以邁錫尼地區為主的邁錫尼文明，這才是真正的希臘人的創造。第一代希臘人即亞該亞人，在公元前兩千紀初（約公元前1800年前後）進入克里特半島。二次大戰後由文特里斯（Ventris）讀解線形文字B，證明是希臘人的文字。由亞該亞人發動的特洛伊戰爭前後共10年，約公元前1183年以特洛伊被毀而告終。 但是，希臘並沒有因此而崛起，原因是另一支雅利安種族的多立斯人，從高加索山區進入伯羅奔尼撒半島，將亞該亞人趕到海邊和丘陵地阿堤卡。希臘進入三百多年的所謂“黑暗時期”。我參加撰稿的《希臘哲學史》第1卷緒論，沿用西方學者的說法， 認為是遊牧民族多立斯人破壞了發達的邁錫尼文明。現在，我們有根據補充和修正傳統的說法。邁錫尼的物質文化產品多被破壞。但是非物質文化還是由亞該亞人傳承了下來。線形文字B、民間神話傳說，都是後來希臘文化的重要資源。邁錫尼文化從總體上說是中斷了，其原因不僅是外力的摧殘。邁錫尼文明自身的脆弱是經不起挫折的內在根據。多立斯人進入希臘後之所以出現三百多年的“黑暗”，根本原因是遊牧和農業不像在廣闊富饒的西亞，在希臘半島根本沒有施展的可能。他們都分立而居，多年不變。因而在古代生態對文化起關鍵作用的條件下，這裡不可能生長出輝煌的農業生態型文化。
出路還是海上。退居海邊和阿堤卡的亞該亞人，利用愛琴海上星羅棋佈的小島同對岸小亞細亞人交往。生態環境決定論是錯誤的。人們對生態環境的利用，取決於人類生產和認識的發展。亞該亞人、多立斯人都不屑顧及阿堤卡，直奔伯羅奔尼撒，因為當時無人識寶。阿堤卡滿山遍野長滿葡萄和橄欖。那裡的泥土是天然的製陶的上乘質料。多立斯人看作障礙駿馬疾馳的奇形怪石，原來是遠比兩河流域黏土優異的花崗岩。僅當亞該亞人從事海上貿易，從西亞學得知識與技藝之後，雅典所在的阿堤卡才成為又一個“伊甸園”。於是西亞的酒神成了希臘人的狄奧尼索斯，小亞細亞榨油機在阿堤卡遍地開花。用阿堤卡的優質土燒製的各種陶器盛滿橄欖油、葡萄酒運往地中海沿岸。源自西亞的建築和雕塑技術，如今可以大展宏圖。難怪亞里士多德談到質料與形式時，總喜歡舉雕刻和建築為例。阿堤卡還有純度最高的儲藏量多而又易於開採的銀礦。雅典的銀幣後來成了各國各地愛不釋手的世界貨幣。這樣，以開放型工商經濟為基礎的亞該亞人和以分散的農業經濟為基礎的多立斯人，在城邦制上找到了契合點。於是從公元前9世紀末， 希臘人走出了“黑暗時代”，進入城邦制與對外殖民的時代。西亞和埃及從城邦走向中央集權的帝國。相反，在地中海北岸，也就是後來稱為歐洲的地域，形成了同地中海東部文化相關但又有鮮明特色的城邦制民主制文明。當然制度文明僅僅是文化的一個層面，一個方面。希臘人以城邦為榮，但並不以民主製為榮。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相當一批哲學家和城邦治理者把民主政制看作三種“缺失”（Previation）政體之一。希臘文化、希臘民族精神的核心是政制背後的德性倫理和政治理念，以及深層次的希臘人的身心追求和價值觀念。他們既崇尚體育，又追求智慧；既創造了公元前776年開始，4年一屆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又創造了學科形態的哲學和具體科學，還有那陶冶情操的史詩、悲劇、喜劇、抒情詩、宴會詩、頌歌以及雕刻與建築。這才是希臘文化的特色和精華，也是它源自西亞和埃及又高出“老師”的地方。
在地中海文化圈的形成方面，希臘人還有兩個特殊貢獻。其一是透過殖民運動，將發達的東部地中海文化和希臘文化推向西部，越過南義大利和西西里直至今日法國的馬賽。 其二，透過希臘化運動，促成地中海地域文化的大融合。公元前334年馬其頓的亞歷山大率領43000步兵和5500騎兵出征西亞，公元前333年控制了幼發拉底河一帶，公元前332年征服了埃及，公元前331年至公元前330年征服了波斯，公元前329年春跨越印度Kush到達Bactria。這樣地中海文化圈一直往東擴充套件到印度河界，同印度河—恆河文化圈相接。亞歷山大推行的“希臘化”，在這廣闊地區擴大了希臘文化的影響。但是，文化的傳播不像經濟掠奪和政治控制。文化上落後的民族靠軍事力量統治先進文化地區之後，反倒為被佔領者所同化（如中國的北魏、清王朝，滅亡羅馬的哥特人）。文化上先進的民族當它佔領同樣發達地區之後，往往形成文化上的反哺現象。公元前4世紀末至公元前1世紀的“希臘化”時期，可以說是歷史上規模最大、持續最久的一次文化上的反哺過程。特別是此時正好是希臘城邦制衰落，傳統的以城邦為生活中心的價值觀念遭到挑戰，希臘人的精神天空面臨危機的時候。同“希臘化”始作俑者的主觀願望相反，文化的反哺超過了希臘文化的對外影響。這點很重要，地中海文化圈的形成不是單向運動，將西亞、埃及文明透過腓尼基和希臘的殖民運動推向西部。同時還透過“希臘化”所開拓的雙向流通，使得各個地區的文化超脫地區侷限和原有文化的民族侷限，走向文化的融會。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希伯來文化。猶太教僅侷限於猶太人。耶穌及其門徒突破傳統猶太人的侷限，自稱是全世界的“光”和“鹽”，意在撒向全世界，這正是在地中海文化交融影響下形成的。所以才有後來的使徒保羅和猶太哲學家斐洛，才有以希臘文為載體的新約和教父哲學。這已經不是巴勒斯坦地域的現象，而是地中海的宗教文化現象。
“希臘化”還為羅馬帝國統一地中海世界，最終形成地中海文化圈掃清了障礙。羅馬的起源，自古有三種說法：一為希臘人所建城邦，二為Etruscan人所建城邦，三是由特洛伊的艾尼阿（Aeneas）和拉丁姆平原的羅慕洛（Romulus ）這兩位神祠血統的英雄相結合而建。公元前3世紀後， 羅馬接受第三種說法：“羅馬人決定成為特洛伊人，他們知道這樣會獲得其它拉丁村落的支援。” 羅馬詩人維吉爾適合羅馬人的口味，寫了Aeneas史詩。說是特洛伊陷落後，英雄Aeneas率領殘部逃亡到拉丁姆平原，同當地拉丁語族人相融合，成為後來羅馬人的祖先。雙方就名稱、服飾、語言等等發生了爭執，代表特洛伊一方的Juno女神同意停止同丘位元的爭論，“拉丁人不改變他們的名稱成為特洛伊人，也不改變自己的服飾和語言”。“他們的國家就叫Latium（拉丁姆）”。 這個神話故事正好說明西亞和羅馬的關係。
羅馬人透過三次馬其頓戰爭（公元前214—205、201—197、171—168年），控制了希臘和馬其頓。透過敘利亞戰爭（公元前192—188年）控制了地中海東部。它的勁敵是腓尼基人在現今突尼西亞境內建立的迦太基，其勢力發展到現今的西班牙。羅馬人稱之為“布匿”。經過三次布匿戰爭（公元前264—241、218—201、149—146年）才為羅馬所滅。從此，地中海世界成為羅馬帝國的“內海”。
然而，大一統的帝國不一定有統一的文化。羅馬帝國之所以能促成地中海文化圈形成的根本原因是，它從建城經共和時代至帝國時代，一向善於調和和折中。這個民族以調和拉丁姆平原的各支印歐語族起家，之後融合上古時代進入義大利的伊特拉斯坎人（Etruscan）。經過深受希臘文化影響的伊特拉斯坎人，發生了對希臘文化的認同與敬重，以至於達到全盤吸收的地步。它每征服一個民族，一個地區，就將象徵這一地區、民族文化的神靈請進羅馬的“萬神廟”。這是古今許多征服者無法比擬的。被征服者屈服於征服者的威力，同時文化與民族精神猶存。源自東部的方術和宗教都可以向羅馬本土傳播。基督教也是在這個背景下傳向羅馬本土。羅馬人完成了從容忍到融合的轉變，最後於392年竟然把基督教定為國教。由於地中海域歷史上形成的地域文化（蘇美爾文明、阿卡德文明、巴比倫文明、埃及文明、希伯來文明等等）日益超越地域與民族的界限，在跨地區與跨文化的交流中日趨靈活和可塑；由於後起的希臘與羅馬在文化上的開放與寬容，所以同一生態背景的地中海域，形成了既有各自特色，又有共同質素可以互相吸納的地中海文化圈。這就是本文“反思地中海”而形成的基本結論。
三、地中海文化圈論斷的學術意義
將環地中海看作一個文化圈，對我們研究這個地區的歷史、哲學、宗教乃至當代歐亞非政治、經濟都有新的啟示。這裡僅擇二例論之。
（一）歷史地評估歐洲與西方文化
由於當代西方強勢文化和話語霸權作祟，人們往往誤以為自古就有個“西方文化”、“東方文化”以及“遠東、中東、近東”概念，以為歐洲自古就有獨特地位。其實，如本文開首所說，首先進入人類文明的地區是西亞環地中海地區。公元前九千紀之前，阿爾卑斯山北還處於冰河期後期。歐洲主要人種雅利安人最早的生活區是高加索。後來向四周擴散，成了哥特人、斯拉夫人的祖先，兩次南下和東進才有西亞的印歐語人，希臘的亞該亞人、多立斯人，以及印度河恆河地區的印歐語人。“Europe”（歐洲）的名稱可能起於希臘神話。腓尼基國王的女兒Europa被宙斯劫走，藏於克里特島。為了躲避腓尼基國王的追查，又轉移至希臘中部。希臘人認為，希臘本土以東、愛琴海對面為Anatolia，即太陽昇起的地方。以西為Europe，即太陽西落藏Europa地方。羅馬人創造了另一神話，Europa被化身為白色公牛的朱庇特騙走。16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畫家Titian以此為題創作了油畫“搶奪Europa”。中世紀法蘭克王朝末，查裡曼大帝建立“神聖羅馬帝國”， 他的發跡是在阿爾卑斯山北的現今的奧地利，他將所征服的這片大地也命名為Europe。所以用“歐洲”指稱烏拉爾、高加索以西，地中海以北、大西洋東岸這一大塊地方是有一個歷史過程的。（11） 且不論其詞源，就其經濟、政治、文化發展水平而言，直至羅馬帝國時期，外高盧及阿爾卑斯山以北大都處在部落制後期。2004年出版的Ancient Europe： 8000B。 C。 to A。 D。 1000，兩大卷共1143頁，副標題頗有意思：“Encyclopedia of the Barbarian World”（未開化人世界百科全書）。編者在導言中說：“我們關於‘未開化人世界’（或譯‘野蠻人世界’）的界定覆蓋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1000年，共9000年。這個起點和終點不是隨意性的，而是慎重選定的。起點以歐洲冰河期的終結和近代氣候條件的形成為標誌。終點以基督教在北歐、東歐的傳播，以及許多歐洲近代國家的確立為依據。在這9000年中，歐洲社會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12） 該書卷首分東南歐、東歐、中歐、南歐、西北歐、西南歐六個地區，用圖表標識從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八個時段的社會發展水平。不難看出，當時的歐洲是相當落後的，難怪編者稱之為“barbarian world”。10世紀至11世紀，法蘭克王朝一分為三，奠定了德、法、意三國的基礎，基督教確立了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遊離於莊園經濟之外的近代城市開始出現，歐洲開始走向中世紀的鼎盛時期。15世紀大航海時代和大西洋沿岸城市興起之後，經濟政治中心轉到英國、荷蘭、法國和後起的德國，這樣以新型經濟關係為基礎的近代西方文化或者說歐洲文化才取代了歷史上的地中海文化圈。以大航海時代為背景的歐洲中心觀念形成之後，近東、中東、遠東觀念取代了希臘羅馬以至十字軍東征時的“東方”觀念。“亞洲”才被分為西亞、中亞、東亞、南亞、東南亞，愛琴海東岸及安那託利亞地區才被稱為“小亞”。當代人著書立說，往往用現代的概念指稱古代的這些地域，讀者誤以為古代的希臘、羅馬就代表歐洲；亞歷山大東征，羅馬將地中海變為自己的“內海”，就象徵歐洲對亞非的強勢地位。這就有悖歷史了。“地中海文化圈”的觀念，有利於現代人打破歐洲中心論觀念，將“亞非板塊”與“亞歐板塊”的接合部“環地中海”如實地定位為一個連線亞非歐三界的文化圈。同時，對於突破當今中外出版的世界文明史的框架，站在當今世界先進文化建設的高度，將全球文化的演進當作一個歷史過程，從總體上考察世界文化發展的歷史，總結古今文化間關係，提出我們自己的處理當今世界文化間關係的文化發展戰略，也是至關重要的。
（二）走出希臘語境的晚期希臘哲學
1981年起，我與北京大學時代的老師汪子嵩和師兄一起撰寫四卷本《希臘哲學史》，已出版了前3卷260萬多字。第4卷研究希臘化至羅馬時期八百多年的哲學，如果仍像前3卷以希臘本土為背景，許多現象就無法解釋， 許多文獻的解讀也將走樣。如若放在地中海文化圈來考察，發生在晚期希臘和羅馬的許多哲學事件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因為希臘化時期的文化中心不是希臘本土，而是小亞細亞的帕伽馬和埃及的亞歷山大里亞。帕伽馬不僅是各種勢力爭霸的戰略據點，而且是小亞三大都市之一。那裡受巴比倫和亞述的影響，首先建立了超乎學派之外的圖書館。公元前323年亞歷山大逝世，之後帕伽馬仍然是文化重鎮。公元前322年亞里士多德逝世後，他的學派其實是東移小亞。亞里士多德弟子塞奧弗拉斯特（Theophrastes）於公元前288年逝世前， 傳說他將自己和老師的著作委任學派圖書館負責人奈琉斯（Neleus）帶回他在小亞的故鄉斯凱帕西斯（Scepsis），在那裡藏了一百多年。
亞歷山大里亞是以雅典為範型建立的城邦，有類似雅典的公民大會、法庭、議事會和法律。然而今非昔比，畢竟這裡不是雅典，也不是公元前8世紀至公元前6世紀的希臘殖民時代。沒有公民權的人數，主要是猶太人、埃及人遠遠超過擁有公民權的希臘人。他們，如猶太人，都按自己的傳統建立自己的會堂，這裡成了各種文化傳統的交匯處。托勒密一世（Ptolemy I，馬其頓將軍，亞歷山大幼年朋友）削弱了城邦的政治含義，卻突出了其文化地位，在亞歷山大里亞建立了當時規模最大的圖書館，不僅藏書量最大，種類最多，而且提供各地學者平等的閱覽條件。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晚期希臘各大派哲學都同亞歷山大里亞結下不解之緣。斯多亞學派以“世界公民”、“宇宙理性”、“普紐瑪（宇宙火）”取代傳統的城邦倫理和城邦政治觀念；伊壁鳩魯、路克萊修將佔星術、占卜、星相學作為批判物件，也都有地中海文化的背景。公元前後世紀之交的猶太哲學家斐洛在亞歷山大里亞創造了喻意釋經法，將希伯來文經典與希臘哲學相比附，認為柏拉圖的創世論與舊約《創世紀》是一致的，從而開啟了兩希文化融合之路。所有這些都是在地中海文化圈語境下進行的。
之後的幾百年內，有三個文化現象也要用地中海語境來解釋。
（1）亞歷山大里亞的克萊門（Clement of Alexandria，約150—211／216年，請勿與Clement of Rome，Clement of Flavius相混淆）和稍後的奧利金（Origen，184／185—254／255年）兩位希臘文化背景的學者皈依基督教，創立亞歷山大里亞學派，推進了希臘教父、拉丁教父利用希臘哲學制定基督教義的歷史。亞歷山大里亞成了猶太教、基督教、摩尼教及埃及本土宗教的聚散地。
（2）出身於埃及Lycopolis（另一說法是羅馬），卻又以希臘哲學為旨趣的普洛提諾（Plotinos，207—269／270年），28歲時赴亞歷山大里亞，拜那裡的薩卡斯（Ammonius Saccas）為師，從學11年，40歲時移居羅馬，創立新柏拉圖主義，本人敘而不作，弟子波菲利（Porphyry）整理成Enneads（六組文章，每組9篇，後人稱之為《九章集》），後繼人楊布里丘（Iamblichus）於300年赴西亞，建立以傳播老師學說為宗旨的敘利亞學派，另一後繼人艾修斯（Aetius）於330年建立了同一性質的帕伽馬學派。新柏拉圖主義者普羅克洛（Proclus）的弟子於5世紀返回亞歷山大里亞重建自己的學派。這一學派很有影響，他們維護希臘的哲學傳統，文中不用一句基督教的語言，但是他們奉行的“太一”（大寫的One，唯一神）依靠“神智”（nous， mind），按理念範型創造世界，卻與基督教的創世論不謀而合。出生於北非迦太基的拉丁教父奧古斯丁（Augustine，354—430年）加以改造， 就成了統治中世紀幾百年的正統教義。
（3）亞里士多德及其學派在希臘本土的影響退居次要地位， 但是在阿拉伯世界得到發揚光大，其著作被譯為阿拉伯文、敘利亞文。9世紀到11 世紀伊本·魯世德，伊本·錫那將亞氏主要著作加以詮釋出版。之後經由西班牙回傳歐洲，被譯為希臘文、拉丁文，成了托馬斯·阿奎那改革基督教哲學的思想資源。他對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論靈魂》、《論天》、《物理學》等11部著作的詮釋和解讀，恢復並提升了希臘哲學的地位。
這三大哲學現象加上希臘文化中心外移帕伽馬和亞歷山大里亞的事實足以說明，這些都是地中海文化圈的現象，而不是希臘本土的現象。（13） 事實上，地中海文化圈形成之後，不僅希臘哲學，而且東方方術、星相學、占卜學，埃及宗教與神話，猶太以《舊約》為代表的宗教觀念，以及波斯祆教、摩尼教及廣泛流行的諾斯底派等等，都逐漸成為地中海的文化現象，而不再是本地區、本國、本民族的精神產品。不同信仰和主張的人物穿梭來往，吸收不同質素文化的成果，豐富自己的見解，同時傳授自己的學說或宗教。儘管各有不同的學說或信仰，但是並不妨礙他們之間的對話與交流。基督教也是在這個背景下傳向希臘羅馬和北非的。如果我們用地中海文化圈的觀念去解釋希臘化至羅馬帝國，為什麼會有那麼多思潮、派別、信仰在這個廣闊地帶互相碰撞，為什麼晚期希臘哲學各大派別都以如何求得心靈的平靜和精神的解脫為宗旨。為什麼希臘人甚至蘇格拉底弟子色諾芬都願意充當波斯小居魯士的僱傭兵，外邦人（如新柏拉圖主義創始人普洛提諾），被釋放的奴隸（如晚期斯多亞派代表人之一——愛比克泰德）也可以成為希臘哲學的傳承人或革新者，答案只有一個：希臘哲學和希臘社會的演變是其內在的根據，地中海文化圈的形成是其外在的條件。
地中海自古就是個奇妙的大海。古人無法想像它的大小與形狀，閃族人稱它為“很闊的海”，希臘人稱它為“浩瀚大海”。羅馬人稱為“我們的海”，對其大小和形狀有所領悟，於是才有拉丁語的“terra”（大地），medeo（之中，中間）的複合詞mediterraneus，後期拉丁才成為專有名詞mediterraneum mare，英譯Mediterranean Sea，中譯為“大地中之海”即“地中海”。（14） 世人似乎都很熟悉，卻又很陌生。人們似乎瞭解它的方方面面，卻又覺得無法歷史地整體地描述它。誰都不敢誇口若干年就能拿下這個前沿性理論問題，我們只能摸索著前進。
註釋：
W。 V。 Harris （ed。）， Rethinking the Mediterrne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3； Preface， p。 5。
同上書，主要見第1、2、3、4、7、10、12篇論文。
費爾南·布羅代爾：《地中海考古：史前史和古代史》，蔣明煒等譯，社科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3—4頁。
Susan Pollock， Ancient Mesopotam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 20。在分期的細節和年代界限上，史學界和考古學界有分歧。西亞地區的詳盡分期年代見：CAH， vol。 1， part，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997—1001， vol， 2。 part， 1，1973， pp。 820—821。
參見Susan Pollock， Ancient Mesopotamia，導言，第3節“理論框架”。
以上參見CAH， vol。 1， part， 1， Ch。 4。 § 3； vol。 1， part， 2， Ch。27“來自北方的大遷徙”。
這裡採用新版《劍橋古代史》的說法（見CAH， vol。 1， part， 1， p。 246）。赫梯史專家Trevor Bryce在2006年剛出版的《特洛伊人及其鄰邦》中根據赫梯及鄰國的發掘材料認為，荷馬史詩與史實不符合，實際上特洛伊是1050 B。 C。—1000 B。 C。亡於赫梯。（Trevor Bryce， The Trojans and Their Neighbour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 189—194）
參見CAH， vol。 3， part， 3， Ch。 37及附錄“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500年建立的希臘殖民地目錄”共140多個。
CAH， vol。 7， part， 2， Ch。 3“羅馬的起源”，引文見第61頁。
參見Virgil， Aeneid， 第1卷及第12卷的結局。引文見Loeb古典叢書（拉—英）第64號Virgil， Ⅱ，第12卷第823—844行。
（11） 參見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Third Edition， 1996， p。 574“Europa”， “Europe”條目；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vol。 18，2005， pp。 590， 605—619。
（12） Peter Bogucki and Pam J。 Crabtree （eds。）， Ancient Europe 8000B。 C。 to A。 D。 1000： Encyclopedia of the Barbarian World， USA and UK： Thomson， 2004， vol。 1， p。 4。
（13） 參見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Third Edition， 1996， pp。61—62“Alexandria”； pp。 1138—1139“Peramum”。關於Alexandria的地位，參看論文集Ancient Alexandria between Egypt and Greece。 ed。 by W。 V。 Harris and Giovanni Ruffini， Brill， 2004。
（14） Lewis and Short （eds。）， A Latin Dictiona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