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光潛看來，讀詩是培養文學趣味的不二法門，如其所言：“要養成純正的文學趣味，我們最好從讀詩入手。能欣賞詩，自然能欣賞小說、戲劇及其他種類文學。”那麼，詩何以具有如此大的魅力呢？
從詩歌自身的特性來看，這是因為“詩是最精妙的觀感表現於最精妙的語言”。這兩個“精妙”都很難得來，需要詩人畢生追求。前一個“精妙”源自詩人對人生世相、心理情感的深刻領悟和敏銳體察，也就是說，詩人與常人的不同正在於感覺敏銳。常人的心靈好比頑石，受到強烈震撼才生顫動；而詩人的心靈好比蛛絲，微噓輕息就可以引起全體的波動；常人只能知解粗淺的、平凡的情思皮相，而詩人卻能滲透不尋常的、微妙的情緒和思致中去，感受到濃淡深淺上的毫釐差別。正因如此，詩人往往在心靈探險的路上不得不獨自前行，成為人間的最孤寂者，並且，“凡真正的詩人都必定避開已經踏爛的路去另開新境，他不僅要特創一種新風格來表現一種新情趣，還要在群眾中創出一種新趣味來欣賞他的作品”。後一個“精妙”源自詩人追求“內容和形式的不可分性”，以此作為詩的“生存理由”。眾所周知，朱光潛論詩尤重“情趣”二字，“詩的境界是情趣與意象的融合”，“每個詩的境界都必有‘情趣’和‘意象’兩個要素。”需要注意的是，“情趣”不僅與意象相融合，成就“境界”，也貫注於形式，成就詩歌的獨特性。正因如此，朱光潛認為“一般人把七律、商籟那些空殼看成詩的形式是一種根本的錯誤”，因為“每一首詩有每一首詩的特殊形式，而這特殊形式，是叫做七律、商籟那些模型得著當前的情趣貫注而具生命的那種聲音節奏”，換句話說，一首詩的形式應當具有共同性和個性兩個方面，共同性就是七律、商籟之類的模型，個性就是特殊情趣所表現的聲音節奏，二者合起來才是一首詩的形式，而其中個性又是最重要的。不難看出，朱光潛非常強調詩歌的形式，在精心寫作的《詩論》中，他著力研究了中國詩歌的形式——節奏和聲韻。在他看來，“形式”可以解釋為模型加個性，從這個意義上說，形式是“詩的靈魂”，“做一首詩實在就是賦予一個形式與情趣，‘沒有形式的詩’實在是一個自相矛盾的名詞”，“創造形式”對於詩人來說至關重要，甚至可以以此來衡定一個詩人的成敗。總之，對詩歌或文學而言，“形式”並非只是服務於內容的次要的空殼，而是具有和內容同等重要的地位，內容是形式的內容，形式是內容的形式，二者密不可分。詩人只有做到這兩個“精妙”，才能寫出具有創造性和探險性的精妙之詩來。
正因為詩比其他文學樣式要更嚴謹、純粹和精微，所以朱光潛認為，一切純文學都要有詩的特質，一部好小說或是一部好戲劇都要當作一首詩來看，甚至說“我相信文學到了最高境界都必定是詩，而且相信生命如果未到末日，詩也就不會至末日。”一個不讀詩、對詩缺乏鑑賞力的人，自然對小說、散文、戲劇等的精妙之處不免有些隔膜。然而事實上，近代以來，伴隨通俗文藝的快速發展，普通讀者（包括學生）普遍不喜歡讀詩而喜歡讀小說或戲劇，因為其中有精彩有趣的故事，愛好故事並不是壞事，但若讀小說只見到故事而沒有見到“小說中的詩”，沒有發現藝術家對於人生的深刻的觀照以及他們傳達這種觀照的技巧（即“兩個精妙”），這就好像只看到花架而忘記架上美麗生動的花。讀詩，就是要在諸如《長恨歌》、《西廂記》和莎士比亞的劇本中，尋出《長恨歌傳》、《會真記》和《莎士比亞故事集》中所尋不出的東西來。在《談讀詩與趣味的培養》中，朱光潛還以賈島《尋隱者不遇》和崔顥《長幹行》為例，來表明“故事後面的情趣”比故事本身更重要，所謂“讀詩”就是要抓住“情趣”、尋出“精妙”：
松子問童子，言師採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君家何處住？妾住在橫塘。停舟暫借問，或恐是同鄉。
顯然，這兩首詩中也都有故事，但卻是簡單平凡的故事，可見，“兩首詩之所以為詩，並不在這兩個故事，而在故事後面的情趣，以及抓住這種簡樸而雋永的情趣，用一種恰如其分的簡樸而雋永的語言表現出來的藝術本領。這兩段故事你我都會說，這兩首詩卻非你和我所做得出，雖然從表面看，它們是那麼容易。讀詩就是從此種看來雖似容易而實在不容易做出的地方下功夫，就是學會了解此種地方的佳妙。對於這種佳妙的瞭解和愛好就是所謂的‘趣味’。”一個有“趣味”的讀者閱讀詩歌，一定力求抓住詩中潛藏的情趣以及表現情趣的語言形式的精妙，尤其是聲音節奏的精妙，這種“讀法”甚至可以鑑別一首詩的好壞，正如朱光潛自己的經驗之談：
一首詩到了手，我不求甚解，先把它朗誦一遍，看它讀起來是否有一種與眾不同的聲音節奏。如果音節很堅實飽滿，我斷定它後面一定有點有價值的東西；如果音節空洞零亂，我斷定作者胸中原來也就很空洞零亂。我應用這個標準，失敗的時候還不很多。
在經過私塾古文誦讀訓練的朱光潛看來，語言文字與思想是同時成就的關係，有什麼樣的語言就會有什麼樣的思想，“一種與眾不同的聲音節奏”背後必然存在著一種與眾不同的“有價值的東西”——情趣。一首好詩必然是言意合一、文質兼美的，只有如此，才能讓人印象深刻乃至終身難忘，正如朱光潛一直記得布朗寧（Browning）的一首詩（Rabbi Ben Ezva），認為它“在我生平所給的益處最大”，使其“能驚讚熱烈的失敗，能欣賞一般人所喘笑的呆氣和空想，能景仰不計成敗的堅苦卓絕的努力。”
由此可以看出：讀詩，不是一般的閱讀，而是一種體現個人鑑別力的欣賞，一種因人而異的審美創造。正是從讀者角度出發，朱光潛提出了一種具有接受美學色彩的“讀詩”觀念。
我們可以說，每人所見到的世界都是他自己所創造的。物的意韻深淺與人的性分情趣深淺成正比例，深人所見於物者亦深，淺人所見於物者亦淺。詩人與常人分別就在此。同是一個世界，對於詩人常呈現新鮮有趣的境界，對於常人則永遠是那麼一個平凡乏味的混亂體。這個道理也可以適用於詩的欣賞，就見到情景契合境界說，欣賞與創造並無分別。
每人所能領略到的境界都是性格、情趣和經驗的返照，而性格、情趣和經驗是彼此不同的，所以無論是欣賞自然風景還是讀詩，各人在物件（object） 中取得（take） 多少，就看他在自我（subject-ego）中能夠付與（give）多少，無所付與便不能有所取得。不但如此，同是一首詩，你今天讀它所得的和你明天讀它所得的也不能完全相同，因為性格、情趣和經驗是生生不息的。欣賞一首詩就是再造（recreate）一首詩；每次再造時，都要憑當時當境的整個的情趣和經驗做基礎，所以每時每境所再造的都必定是一首新鮮的詩。
一首詩做成之後，不是就變成個個讀者的產業，使他可以坐享其成。他也好比一片自然風景，觀賞者要拿自己的想象和情趣交接它，才能有所得。他所得的深淺和他自己的想象與情趣成比例。讀詩就是再做詩，一首詩的生命不是作者一個人所能維持住，也要讀者幫忙才行。讀者的想象和情感是生生不息的，一首詩的生命也就是生生不息的，它並非一成不變的，一切藝術作品都是如此，沒有創造就不能有欣賞。
從以上文字不難看出讀詩的兩種特性：一是再造性。詩人創造出情景交融的境界，讀者同樣再創造出情景交融的境界，讀者的性格、情趣和經驗是不同的，又是生生不息的，所以，不同的讀者在不同的時間閱讀同一首詩會生成不同的閱讀效果，從這個意義上說，每次閱讀都是一次再創造；二是差異性。讀者有什麼樣的性格、情趣和經驗，就會領略到什麼樣的境界，自我付出多少，就會取得多少，正所謂“相由心生，境由心造”。總之，讀者的閱讀使詩的意義最終生成，並不斷增值，從這個意義上說，明代學者鍾惺在《詩論》中所提出的“詩，活物也”的觀點是很有道理的。
由此，我想到當下的基礎教育中詩歌教學的某些問題來。其一，詩歌觀念和詩歌教學認識存在偏誤。一方面，由於高考作文題中特別註明“文體不限，詩歌除外”，這使得學生和老師們對詩歌輕慢不已；另一方面，詩歌在太多的時候被比喻成其他東西：時代的聲音，文化的觸鬚，政治的鼓點，民族的心跳，性別的面具，道德的盾牌，諸如此類，而唯獨沒有當作“詩歌”本身；其二，詩歌教學的技術化傾向嚴重。詩歌是詩人情志的抒發，是以象徵性、模糊性的個性語言完成的意象化的書寫，這使得詩歌的意義充滿不確定性、豐富性，是無法分析得透徹明晰的。然而，技術化的科學分析在當下詩歌教學乃至整個文學教育的過程中卻依然佔據主導地位，側重字詞、翻譯以及所謂“思想”，而忽視詩歌的語言、情感、美感，偏重識記功能，而忽視涵詠功能。歸根結底，“‘應試教育’是詩歌教學越來越向技術化、分析操作化的方向邁進進而導致詩歌功能異化的根源所在，正因為此，不少教師在詩歌教學過程中，多從純理性的角度進行註解，只注重字詞的剖析、句子的梳理以及平仄、押韻辭格等有關理論知識的講解，而很少引導甚至完全忽略了學生對詩歌意境美的感受。”其三，教師的讀詩能力不高，詩歌教學方法單一。對詩歌感興趣或是能寫詩歌的語文教師畢竟是極少數，絕大部分語文老師可能都缺乏一種深入解讀、闡釋詩歌文字的能力，常常採取單純的講授法，把一首詩當作一般文章來講授，介紹作者和背景材料，讀詩文，講解內容，分析中心思想，總結藝術特色，如此這般固定程式，學生只需記、讀、背就可以了。由此，導致學生無法欣賞詩歌之美，因而不喜歡詩歌甚至討厭語文，於是，文學教育陷入困境。
針對這種一切以考試（尤其是“高考”）為中心、忽視學生的情感體驗和審美情趣的詩歌教學、閱讀教學，朱光潛提出的讀詩觀念值得深思和借鑑。詩歌教學或閱讀教學的主要目標就在於培養學生的趣味，使其能發現文字的“佳妙”之處。教師的任務不在講授知識，而是引導學生調動自己的經驗、情感體驗去積極主動地尋找“言外之意”“象外之象”“味外之旨”，努力讀出故事背後的“趣味”和“佳妙”來。這就要求教師自身首先要具有純正的文學趣味，必須具備感受“佳妙”的能力，建立正確的詩歌（文學）觀念和詩歌教學、閱讀教學的認識，把詩當作“詩”來閱讀和教學。
關於如何讀詩乃至研究詩歌，朱光潛也提出了六點建議：一是讀者可以由詩歌選本尋出一個門徑，但專讀選本容易失去獨立自由評判的精神，只跟著旁人說好說壞，一旦養成了這種奴隸心習，對於文學就不能有很高尚純正的趣味。因此，每個讀者都應該自己選定一個選本，不管旁人的議論，把自己心愛的詩都選進去，然後隨學力漸深而隔幾年就復勘一遍選本。二是必須要有“歷史的意識”，借明白全體來徹底明白某一部分，最好順時代的次序，由古代讀到現代，看出“前啟後”的道理，再由下溯上，由現代讀到古代，看出“後變前”的道理。經過這樣順沿和追溯的工夫，再總觀全域性，我們胸中就可建造一部詩史，把其中源流派別、承接轉變的關係看得一目瞭然。三是要養成細心的習慣，一語不苟，一字不苟，不放過題中應有之意，更不放過言外之意。四是必須反覆吟誦，把聲音節奏抓住，因為聲音節奏是情趣的直接表現，讀詩如果只懂語文意義而不講求聲音節奏，對於詩就多少是門外漢。“詩不僅要朗誦，而且要熟讀，讀熟了，一首詩就常在心中盤旋，成為自己的精神產業的一部分，可以在心中生根發芽，新的領悟會隨新的人生經驗源源而來，總之，它就在心中活著，而且不斷地生長著。”五要專心致志，設身處地地想象，“用志不紛，乃凝於神”；六要常作比較，同一詩人的、不同的諸詩人的詩作經過細心比較，才可以見出藝術境界的豐富。只有深體會、廣參較，才能養成平正通達的見識和純正典雅的趣味。
值得注意的是，在朱光潛看來，讀詩的功用不僅僅在於培養文學趣味，也不僅僅在於消愁遣悶，或替有閒階級添一件奢侈，而在於它讓我們隨著詩人指點的方向見出我們所不能見，使我們到處都可以感覺到人生世相新鮮有趣，到處可以吸收維持生命和推展生命的活力。反之，一個有生命而無詩的人雖未等到詩的末日，實在是早已到生命的末日了——那真是一件最可悲哀的事！正是在藝術和生命的雙重意義上，朱光潛最後說道：“詩是培養趣味的最好的媒介，能欣賞詩的人們不但對於其他種類的文學可有真確的瞭解，而且也決不會感到人生是一件乾枯的東西。”而在另一篇文章《文學與人生》中他同樣說道：“一個對於文藝有修養的人決不會感到世界的乾枯或人生的苦悶。他自己有表現的能力固然很好，縱然不能嗎，他也有一雙慧眼看世界，整個世界的動態便成為他的詩，他的圖畫，他的戲劇，讓他的性情在其中‘怡養’。到了這種境界，人生便經過了藝術化，而身歷其境的人，在我想，可以算得一個有‘道’之士。”可見，讀詩不僅關乎文學趣味的培養，更關乎人生觀的樹立，關乎“人生藝術化”的實現。
正如朱光潛在其美學處女作《無言之美》中所言：“現在如果要提高文學，必先提高文學欣賞力。要提高文學欣賞力，必先在詩詞方面特別下功夫，把鑑賞無言之美的能力養得很敏捷。因此我很希望文學創作者在詩詞方面多努力，而學校國文課程中詩歌應該佔一個重要的位置。”因此，文學創作者和欣賞者應在詩詞方面多努力，而詩歌應該在學校語文課程中佔有一個重要位置，得到合理的教授，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詩詞大會”之類文化節目的用意也正在於此，重要的不是背誦幾首古詩詞，而是用詩詞涵養一顆“詩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