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調·鳳鸞吟》
王元鼎
自古到今，恩多須怨深，你說的牙疼誓不害磣。有酒時吟，有飯時啃，你來我跟前委實圖甚。小的每聲價兒低，心材兒婪，請先生別覓個知音。
《詞林摘豔》卷七引《萬花集》：此曲之作，有自來矣。昔胡元大都妓女名莘文秀者，美姿色，與學士王元鼎有姻，亦與阿魯相契。異期，阿與莘並坐，談及風情之任。阿曰：聞爾與王元鼎情恩甚篤，以予方之，孰最？莘含笑不語，阿強之再四，莘曰：
以調和鼎鼐，燮理陰陽，則學士不如丞相；
論惜玉憐香，嘲風詠月，則丞相少次於學士。
鬨然一笑而罷。元鼎聞之，故作此以嘲之。
朝天子
關漢卿
鬢鴉，臉霞，屈殺了將陪嫁。規摹全似大人家，不在紅娘下。巧笑迎人，文談回話，真如解語花。若咱，得他，倒了蒲桃架。
《顧曲麈談》卷下第四章“談曲”：漢卿軼事，有至可笑者。嘗見一從嫁媵婢（隨嫁的婢妾）甚美，百計欲得之，為夫人所阻。關無奈，作小令一支，貽夫人云雲。夫人見之，答以詩云：“聞君偷看夫人圖，不似關王大丈夫。金屋若將阿嬌貯，為君唱徹醋葫蘆。”關見之，太息而已。
元人以妒嫉之婦為“蒲桃架”
，不知何意。洪昉思（升）《長生殿》中，亦有“蒲桃架霎時推倒”之語，可考知之。“醋葫蘆”亦曲牌名，故有“唱徹葫蘆”之謔也。
憑闌人
張可久
江水澄澄江月明，江上何人搊（chōu）玉箏。隔江和淚聽，滿江長嘆聲。
《太和正音譜》卷首“善歌之士”條：知音善歌者三十六人……蔣康之，金陵人也。其音屬宮，如玉磬之擊明堂，溫潤可愛。癸未春，渡南康，夜泊彭蠡之南。其夜將半，江風吞波，山月銜岫，四無人語，水聲淙淙。康之扣舷而歌“江水澄澄江月明”之詞，湖上之民，莫不擁衾而聽；推窗出戶是聽者，雜合於岸。少焉，滿江如有長嘆之聲。自此聲譽益遠矣。
研究元曲的一份重要資料
於紹卿
四川大學中文系王文才先生悉心研究元曲多年，《元曲紀事》即是他多年從事元曲資料蒐集和研究工作的成果。
唐詩、宋詞、元曲，是標誌著中國古典詩歌發展的三個重要階段。有關唐詩的一些散見材料，南宋計有功曾輯有《唐詩紀事》八十一卷傳世，
首創了兼具詩歌評論及詩歌史料的“詩紀事”這類性質的書籍
。嗣後清代厲鶚按照該書體例輯成《宋詩紀事》一百卷，陳田輯《明詩紀事》一百八十七卷，近代陳衍輯《遼詩紀事》《金詩紀事》《元詩紀事》，再後，鄧之誠有《清詩紀事初編》，南京大學教授唐圭璋先生曾輯成《宋詞紀事》。
而惟獨有關元曲的一些散見材料，多年來還一直未曾有人加以蒐集整理，正如王文才先生在《元曲紀事》序中所云：“至於曲話雜著，評文紀事，辨調審音之說，猶散見諸書，未經綜理，不便稽考。”正因為這種資料的蒐集和整理，對於研究元曲極有幫助，又能省卻研究者的許多翻檢之煩瑣，王文才先生才積多年之勞，花了很大功夫，編成這本書，“
讀曲之餘，竊仿詩詞紀事之著，草創茲編
，聊補其闕，庶幾可省檢索之煩”（見《元曲紀事》序）。這本書不僅給元曲研究提供了一份極有價值的重要資料，也填補了曲紀事書的一大空白。
細讀此書，大致有這樣幾個特點：
其一，資料賅備而翔實。
王文才先生在《元曲紀事》中共採錄了《中原音韻》《陽春白雪》《太和正音譜》《青樓集》《輟耕錄》《藝苑卮言》等近百種詞話、曲話、雜著，資料賅備，正如他序中所說：“輯錄所得，或屬評文，或屬紀事，無論興象遣詞，寄情狀物之語，凡可徵故實，資考鑑者，未嘗棄去。乃有稱遁逸為高致，賞纖靡為能事者，但藉以考見彼時之風尚而已。”
全書有“總評”，彙集了諸家對元曲總體的各種評論的資料
，也就是說，把研究元曲的綱領性的材料集聚在一起，這就使得人們不用索檢之勞，而又能很容易地對元代散曲的一代風尚以及發展演進之跡、辨調審音之說、創作風格之別，有一個全面而廣泛的認識。
除“總評”外，亦有各曲家專輯，以天一閣抄本《錄鬼簿》所列曲家姓氏為據編排次第。元曲不同於唐詩、宋詞，名家大方，為數頗多，
元曲作家有名可稽者其數甚少
，據《錄鬼簿》《正音譜》所載，亦不過一百餘人，而且有關材料都散於諸書，因而對每一曲家的認識，亦只能是一鱗半爪，難窺全豹。《元曲紀事》的編者能廣收博彙，得各曲家專輯有八十五家之多，應該說，這是一項極富意義的工作。
每一曲家名下，或錄其曲，或記本事，或採集各種評論，或撮述其生平言行，提供了每一作家的全貌。
書末另有附錄二。一為“古曲”，北曲盛於元，而興於宋金，元人所稱之“古曲”者，雖為宋金之作，但確已具元曲之雛形，與元曲差別無幾。《元曲紀事》附錄現存之“古曲”，令人一窺元曲衍變發展之由來。又列“明人所題南詞舊曲數套”為附錄之二，更見南詞北曲之發展淵源及流變。
其二，案語頗有價值。
編者還對若干所列資料加了案語，這些案語對資料的考訂、對作家作品的評議都時有高見，都是編者多年研究元曲的心得與成果。元代曲家，盛稱關、馬、鄭、白，即關漢卿、馬東籬、鄭德輝、白仁甫四大家，所作曲詞流傳廣泛，後人莫及。本書選入關漢卿曲較多，編者加案語三處，經考訂，作了匡正勘謬。例如，《嘲禿指甲·醉扶歸》一曲，以俗為雅，令人讚賞，但是何人作曲，眾說紛紜。編者力排“無撰人”“元人作”“宮大用曲”等謬說，採納了《堯山堂外紀》《堅瓠乙集》所云作者系關漢卿的正確記載。
編者案語對引導讀者鑑別資料，潛心研究曲詞大有裨益。
可以這麼說，《元曲紀事》的出版，對於元曲理論、元曲史，乃至於作家作品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本文原載《中國社會科學》198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