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家、翻譯家豐一吟12月11日在上海去世，享年92歲。豐一吟曾就讀於國立藝專，1953年畢業於中蘇友協俄文學校。1961年起歷任上海編譯所、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譯所譯員，1980年進入上海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曾與豐子愷合譯俄國作家柯羅連科的長篇小說《我的同時代人的故事》等作品。豐一吟是豐子愷著譯的重要介紹者、編選者、研究者。
作為豐子愷的幼女，她曾說自己年輕時對於父親創作護生畫並不完全理解，但晚年卻完全沉浸在父親的藝術世界裡，整理文稿，臨摹畫作，而感到其樂無窮。
豐一吟（1929—2021）
圖源及綜合自：天津日報
“文匯學人”在此推送豐一吟先後於1956年、1996年發表在《文匯報》上的文章《我們是怎樣合譯的？》《“日月樓中日月長”》，以為紀念。
我們是怎樣合譯的？
文匯報 1956。12。29
豐一吟
我和父親正在翻譯俄羅斯古典作家柯羅連科的“我的同時代人的故事”。這部書共分四卷。第一卷已經脫稿，現在正在譯第二卷。從開譯起到現在，雖然只有短短的一年多的時間，然而我們從這裡面獲得了不少實際經驗。常常有人問起我們的工作情況，希望聽一聽我們的翻譯經驗。但是我們總覺得無從談起。因為以前我們翻譯時，碰到典型的例子，沒有隨時記錄下來，雖然自己心中有數，卻不能很具體地談給別人聽。而談翻譯經驗一定要談得具體，空談不如不談。所以也只得作罷。
［俄］ 柯羅連科《我的同時代人的故事（第一卷）》
豐子愷 豐一吟 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
現在我想具體地談一談我們合譯的方式。這稱不上什麼經驗，只是聊供翻譯工作者參考而已。
我們合譯這部書，不是各譯一半，互相校勘，而是很密切的合譯：每人備一冊原本，相對而坐，每句都由兩人商討，然後由我執筆寫上去。寫的時候“基本上”不打草稿，也許有人認為這是懶惰，其實並非完全為此。因為打草稿必須重抄，而重抄時往往有疏漏，造成冤枉的錯誤。我們的辦法是這樣：一般較簡單的句子都直接寫到稿子上去；只有個別較複雜的句子，才在另一張小紙上起一個臨時草稿，修改妥當以後，再把它謄到稿子上去。這樣，既可保持譯稿清楚，又可免去逐句謄寫的麻煩和錯誤。
在翻譯之前，通讀全書，那自不必說；我現在要講的是每天坐下來翻譯時的具體步驟。我們先把要譯的句子念一遍，然後開始安排句子的結構——我們把這步驟稱之為“搭架子”。簡易的句子不去說它，複雜的句子搭起架子來真費時。這是翻譯工作中的一個重要步驟。這好比雕塑家塑造人體的骨格，是一種基本工作。架子搭得不好，最容易影響譯文的質量，甚至會影響內容的表達。而且如果在排好字之後發現不妥，想在校樣上修改一下，就非大動干戈不可，這是排字同志最感頭痛的事。搭架子的確不容易，尤其是當句子裡有好幾個形動詞、副動詞或者Kotopblй時，非預先在紙上打稿子不可。
搭架子的時候，句中有些形容詞和副詞的譯法可以暫且不去管它。等到架子搭好了以後，再考慮這些詞。這一步工作就好比雕塑家在骨格上塑上筋肉。又好比給人穿衣服，戴飾物。俗語說得好：“佛要金裝，人要衣裝。”一個人樣子美不美，除了相貌和身材之外，穿戴的東西也有很大的關係。修辭對譯文的質量就有這樣的影響力。有一次我發現，最常發生困難的是形容詞的譯法。我把這意思告訴父親以後，我們曾經實驗一下，果然如此。每次當我擱下了筆沉思，父親仰靠在椅背上望著窗外十八層樓的洋房發呆的時候，十之八九是為了想形容詞的譯法。有些形容詞很熟悉，完全不是生詞，可是還是要查辭典，希望在辭典上找出一個恰當的譯法來（有時找不出，而自己想出了一個，連忙把它登記在辭典上，下次可以應用）。
個別的詞都考慮定當後，這句子就完成了，可以寫上去。不過有時也常常為了一個詞不妥貼而必須全部返工，採用另一種譯法，重新改搭架子。
翻譯中遇到困難，就把它摘出來，去請教蘇聯老師，有時甚至天南地北地去找人問。這是最麻煩的工作，然而最有益。把不懂的地方弄懂了，這才是不折不扣的進步。
譯完了整冊書以後的通讀是最吃力的。通讀的時候不能間斷得太長久，免得前後忘記。這種通讀次數多多益善，讀的人也越多越好。可惜我們常常限於時間，不能十分如願。
以上就是我們合譯的方式。我覺得這譯法比各譯一半好得多。常言道：“三個臭皮匠，抵個諸葛亮。”我們只有兩人合譯，自然不過抵得三分之二個諸葛亮，但總比臭皮匠強些。我們這樣合譯，看來似乎費了兩個人的時間，但實際上比兩人各譯一半而互相校勘要快得多，因為兩人協商比獨自悶想容易成功。
根據一年多以來的實際經驗，我認為這種協商式的集體翻譯法確有其長處，值得提出來談談。還望翻譯專家不吝指教。
“日月樓中日月長”
文匯報 1996。01。13
豐一吟
四十多年前，父親有一段稿費收入頗為豐盛的日子，父親說：“錢一多，就會在袋裡喳喳叫，所以非用不可了。”於是，經一位叫沙太太的中人介紹，我們湊上了家屬存款，頂下了陝西南路三十九弄（又名長樂村）九十三號一幢西班牙式的小洋房。
這是一個環境很優美的所在。我記得剛搬進來的次日醒來，推窗即見碧藍的天空、綠色的樹木，映著一排排紅瓦房，真叫人心曠神怡！
父親住二樓。二樓有室內陽臺，中部是一個梯形的突口，既有南窗，又有東南、西南窗，還有天窗。在這裡安放書桌，真是豁然開朗。更為難得的是，在這裡白天可以看到太陽出沒，晚上則皓月當空。
“好一座日月樓！”父親脫口而出，又順勢湧出“日月樓中日月長”一句。後來杭州的國學家馬一浮老先生配置了“星河界裡星河轉”作為上聯，書贈父親，為日月樓平添一段書香，一時傳為美談。
浸潤了日月光華，父親的一支妙筆不僅生出了美麗的花朵，而且結下了豐碩的成果。在日月樓，父親與我合作譯了俄國作家柯羅連科的長篇小說《我的同時代人的故事》一-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一九六四年出版）。後來他又從日文譯了夏目漱石、石川啄木的作品（一九五八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相繼出版），以及世界上最早的長篇小說、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語》（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一九八三年）、還寫下了《雪舟的生涯與藝術》、《緣緣堂新筆》數十篇、“續筆”數十篇，出版了《聽我唱歌難上難》（中國少兒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子愷兒童漫畫》（天津少兒出版社一九五九年）、《豐子愷畫集》、《護生畫集》（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一九六三年）等等。
父親在日月樓度過了二十一個春秋以後，在一個風雨悽清的季節裡溘然離世，三年後我家隨母親遷出日月樓。日月樓不僅為我們留下了父親累累遺著，還永久地牽扯住我們懷戀的情思。最近偶爾路過舊居，看到當年家裡養鵝時為了讓鵝能洗澡，父親請人砌的正方形水池，至今還殘存著，那頹坍的模樣使我再也邁不動腳步，久久不忍離去。
- 豐一吟譯作選刊 -
作者：豐一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