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觀
故事中的人註定
永遠都不可能完成
鄧一光/ 林菁
林菁 :
《坐著坐著天就黑了》是您第四部深圳題材小說集,如果從2011 年開始寫這一系列小說算起,正好八年,八年出版四部集子,速度夠快。
鄧一光:
問題在哪兒?
林菁 :
速度。收在其中的《香蜜湖漏了》
榮登2018 年度“城市文學”排行榜短篇小說
榜首,小說在《花城》雜誌首發時,內容簡
介裡有一個詞讓我過目難忘:“速度感”。
這些年城市化程序的發展速度大家有目共睹,
您身在其中,對“速度”有什麼切身感觸?
鄧一光:
我個人更多的感受在於人身上
發生的“速度”。本世紀前,人們的生活變
化和生命體驗基本是年代感,無論物質擁有
還是內心軌跡都是有限的,大體能夠觀察到
較為完整的生成,人們能夠透過寫作記錄下
文明程序如何作用於人的成長塑造,甚至可
以清晰地捕捉到箇中細膩的細節變化。本世
紀,文明程序突然提速,尤其第二個十年,
城市化程序和意識形態衝突加劇,量子力學
顛覆了傳統文明的基礎構成,觀念更迭非常
快,人們在一個快速透過的時代根本無法形
成個性,基本只能被動接受格式化過程,個
體生命的差異越來越小,對生活的陌生化程
度越來越高,向量失衡現象非常普遍,世界
的客觀和個體的主觀都在形成碎片化,農業
時代和工業時代形成對人的判斷方式和標準
在這個時代失效了,人們從那個時代學到的
觀察世界的方法不管用了,從容駕馭長篇書
寫的可能性正在失去。
林菁 :
是否可以理解為,您質疑現代
化“速度”?
鄧一光:
小說家有責任為讀者持續提供
新的經驗型別,然後闡釋它們。格式化並非
新經驗,現實主義已經為人們提供了大量工
業時代格式化人格的優秀文字,直到今天,
它們還在影響人們對文學的想象,但那不是
我的時代,我需要新的經驗來源。
林菁 :
您說《香密湖漏了》源於“和一
些作家在香蜜湖吃飯,他們的移民經歷比我
早,飯局上交流時全是曾經的歷史,我心裡
一動,說要寫這頓飯局,第二天就寫了。”
這聽起來不可思議,彷彿那頓飯是一個導火
線,引爆了您藏匿已久的故事?
鄧一光:
我以為能從更早一些進入這座
城市的人們那兒瞭解城市真實的過去,這個
想法可能難以實現。人們關心今天發生了什
麼,未來會發生什麼,很少談論過去的事情,
即使談,也缺乏歷史觀考量。對大多數人來
說,過去的經歷消失掉了,他們根本不願意
去回憶,好像有某種奇怪的羞恥感,那是什
麼,我不知道。具有羞恥感的還有城市,它
一直在強調正確性、歷史機遇什麼的,在類
型講述上把自己的過去抽象化,很多真實的
歷史經過篩選快速遮蔽掉,城市在自己的表
述中是斷裂的、二維的,而且你很少見到這
座城市的知識分子反思。在一座幾乎由移民
構成的城市,你看到的是一個個“全新”的人,
他們沒有來處記憶,沒有成長記憶,有的只
是改革開放這樣一個共同的制式化生存和發
展模型,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我當然不相
信這個,我想找出那些記憶。故事中人物的
記憶是彌足珍貴的,我想講一個前世今生的
故事,它必須具有歷史感,是一個縱深的故事。
林菁 :
您在《香蜜湖漏了》創作談中提到:
“一座湖泊漏了,只是萬千自然規律中的一種,
根本不構成問題,湖會在別的地方出現,你
在幾十萬年後見到的它,與幾十萬年之前的
它沒有什麼實質區別。正如湖是一種自然現
象,人的生命被投入社會後,就成為歷史現象,
但人類歷史與自然歷史不同,它的代償能力
可遠沒有自然界那樣值得信任,這就是我在
寫下這個小小的故事時感覺到的深深不安。”
能具體談談您的不安嗎?
鄧一光:
自然的起源和規律不由人類決
定,人類還沒有達到自然已有的那種均衡和
從容,它只能屬於而不能成為主宰。地球人
不過是自然的一個偶然產物,這個種群也可
能是其他生命。文學為什麼總在從頭開始認
識這個世界,以確認自己的觀察和判斷?不
是未知世界讓人困惑,那個結果人類早就接
受了,而且以此為動力,樂此不疲地把它們
當作神秘世界來挑戰。新的文明桂冠,是我
們把自己遺失掉了,不知道自己是誰了,我
們開始創造神聖化的“我們”,進入一個種
屬異化時代,很難說這不是一種生物規律,
就像基因突變,在更大的範圍內,它也是一
種規律。
林菁 :
《風很大》裡有一句:“她希望
有力而深刻地生活,在日後宣稱自己真實地
生活過,但不曾做到……”這句話估計能觸
痛當下許多人,不單只是《光明定律》《我
現在可以帶你走了》裡的“精英”主人公,
像《金色摩羯》裡的倪小萱們,《你可以做
無數道小菜,也可以只做一道大菜》裡的簡
小恬們,大家都在自己的軌道上努力“掙扎”。
您覺得,什麼樣的人才能在日後宣稱自己真
實地生活過?
鄧一光:
我是一個生命經驗匱乏的人,
說不好現實世界中人與生活的關係,個體生
命要求的答案會完全不同,我不能給出一個
規約式的答案,這個恐怕會是個無解的話題。
我個人不多的經驗,身心合一的生活就是真
實的生活,這樣的生活你不會懷疑它,它就
是你要的,它的真實性會被你以生命的方式
確認和信奉。
林菁 :
您的哪篇小說裡出現過這樣的人?
鄧一光:
故事通常不會去寫完成了的人
物,而會寫改變著的人物,至少這個人物是
困惑著的,在解決著困惑的,所以,故事中
的人註定了永遠都不可能完成。
林菁 :
《我現在可以帶你走了》開放式
的結尾有些許“詭異”,類似的還有上一部
小說集中《深圳藍》裡的《停下來是件不容
易的事》和《一步之遙》。這可以看做您對
宇宙未知領域所持的敬畏之心嗎?
鄧一光:
從終極角度講,沒有人知道他
來自哪兒,他屬於哪兒,他究竟是誰,這個
人類宿命引發了人們綿延不斷的生命追問,
也產生了生命過程中最大的困惑,認真想想,
這種情況並不詭異。
林菁 :
您是指無窮盡的宇宙規律?
鄧一光:
我們對宇宙的瞭解只是極少一
部分,超過三維的理解就談不上了,就好比
我們在問文學是什麼,其實作為想象力方式
的一種,文學從來沒有被窮盡過,至今我們
讀到的故事基本都停留在動物立場的叢林法
則和人性立場的人文主義上,沒有超越可憐
的時間思考邊界,科幻文學試圖突破三維空
間,進入時間世界,但它仍然徘徊在趣味性上,
我們需要的那隻摺疊黑洞並沒有出現。就算
人類進入四維世界,那也只是高維世界的陰
影邊際,在邊際之外,可能有一個悲天憫人
的世界,是超越我們現在理解和認知範疇的
真實存在,甚至於那也不是止境。更多時候,
我們不能依賴科學寫作,科學解決不了人的
所有問題。
林菁 :
您對星座有研究?當初為什麼選
取“摩羯座”這個點來串起《金色摩羯》整
個故事?
鄧一光:
我對星座沒有研究。寫這篇小
說那天,霍金去世,他是摩羯座中特別另類
的生命。《金色摩羯》的主人公有著摩羯座
典型的小野心,特別適合初闖大都市的年輕
人的某些意志,這是一個巧合,在故事裡,
也不過是一種象徵。另一個巧合是,那一天
還是愛因斯坦的誕辰日。但我不相信巧合,
不相信那天發生在我生活中完全不相干的一
對糾纏,我只是解釋不了到底發生了什麼,
只能透過一次寫作來解決我個人的一點困惑,
所以在小說結尾,我寫下了一句話,“一個
永遠也沒有停止生長的金色摩羯座孩子,他
像一顆訇然隕落的流星,穿過陰雲密佈的盧
伽雷氏症天際,墜入溫暖的黑洞之中。”
林菁 :
《金色摩羯》裡嵇慕兒說,“找
個說客家話的原住民比登天還難”,而您又
專門為客家原住民寫成了《寶安民謠》,《寶
安民謠》裡寫到“廠妹”,而《你可以做無
數道小菜,也可以只做一道大菜》裡,廠妹
又成為書寫物件,有點像文本里嵌置的超鏈
接,這種處理很妙,是否有意為之?
鄧一光:
我沒有為原住民寫小說的初
衷。我離他們非常遙遠。我是為我自己寫下
那個故事。今天這座城市的人文生態發生了
翻天覆地的改變,客家人和客家文化已經成
為歷史,屬於文明堆積層內容了。我試圖去
尋找這段歷史,並不在乎它將串連起哪些人,
那不是我能決定的。我請史志專家黃玲老師
為我開過書單,甚至在主編“深圳短小說八
大家”叢書的時候固執地把客家人謝宏納入
作者名單中,因此遭到質疑,我的回答是,
一套以深圳命名的文叢,竟然沒有本土作家
的文字,這是最大的文字可疑。必須說,了
解客家歷史和文化基本只能在史料中完成,
活著的文化已經稀釋到難以捕捉,幾乎是做
不到的事情。用你的“連結”理論來說,我
找到了無數模組,甚至建立起一些網頁,卻
因為缺少關鍵的引數無法傳遞指令,這讓人
沮喪。
林菁 :
您在這座城市裡有具體的客家人
朋友嗎?
鄧一光:
有幾位。我想告訴你他們當中
三位的名字,他們是梁佛金、麥菲和洪志芳。
每次提到他們,我總會想起西雅圖酋長那句著
名的話:如果我們放棄這片土地,把它轉讓給
你們,你們一定要記住,這片土地是神聖的。
你要知道,這種感覺非常不好,你生活在一個
地方,卻不知道它的歷史和文化,感覺就像缺
氧。
林菁 :
這部集子裡的好幾篇小說中,您
讓主人公用客家方言說話,還有貴州方言,
幾篇小說都是在《人民文學》和《中國作家》
這些北方刊物發表的,北方人完全不懂客家
話,似乎您並不在意讀者是否理解?
鄧一光:
語言和人類活動交織在一起,
它乾脆就貫穿於人類所有的活動中,哪怕具
體的人死了,語言還活著,具體的語言死了,
抽象的語言還活著。有時候,語言比人物更
重要,你可以在故事中置換人物,但語言你
換不掉。比如你提到的《寶安民謠》,凌家
在安史之亂後從中原遷至嶺南,經歷過高宗
南渡、滿清入主中原和太平天國,多少代祖
先不在了,凌家人也都移居海外生活,但凌
九發還守著祖宅,那是他的家族精神、他的
語言。在表達人的生存情境時,文學必須承
認包括語言在內的人類活動的有限性和歷史
性,維根斯坦認為人類“懂得”的有限性不
是作為一種缺陷,而是作為認識的必要條件
而存在,這對北方人同樣管用。
林菁 :
您的小說裡有不容抹殺的幽默感,
它們是您信手拈來的,還是在事後回頭新增
的佐料,用以稍稍化解精神追問過程中所產
生的困惑壓抑呢?
鄧一光:
幽默從來不是輕鬆的,它是故
事中最沉重的那一部分嘆息。幽默是一種生
命立場和生活態度,當它被作為一種工具的
時候,比如當作新增劑的時候,它的精神就
消失了,徒勞為方法論。海德格爾認為藝術
作品不消耗材料,而是使材料本身的色彩和
力量凸顯出來,它關心的不是有用,而是讓
存在者顯現自身。我覺得你把藝術作品和材
料顛倒過來理解,也是可以的。
林菁 :
不少批評家談到您的深圳書寫企
圖,如同狄更斯之於倫敦,您這些年致力於
書寫深圳,是否有意在構築自己的深圳文學
地圖?
鄧一光:
關於深圳文學地圖的話題,評
論家恐怕有自己的邏輯,他們並不是在說我,
而是在說他們自己。這個話題很容易陷入“命
名”,以此來討論語言和存在的關係,瞧,
那裡有一個被稱作“深圳文學”和“地圖”
的東西,另一端是某人的書寫,人們用諸如
貼標籤的方式把二者聯絡起來,使某人的書
寫在現成的詞語中形成關聯,以便理解,甚
而具有新的意義。實際上,從到深圳後開始
寫第一個故事,我就明確表示,我會透過寫
作建構“我的城市”,我也是那麼幹的,你
在現成的故事倉庫中找不到我的故事胎衣,
我的地圖建立在主體經驗上。
林菁 :
每個人眼中的城市是不同的,但
一般的寫作者會侷限於某種性別、某個代際
與階層。而您的作品似乎並不受這些影響,
且顯得遊刃有餘,您是怎麼做到的?
鄧一光:
我的書寫有自由的一面,也有
固執的一面,是性格原因,也是好奇心所致。
林菁 :
每個作家都宣稱,他走進人物的
心中,驅使他們開始屬於他們的社會活動。
鄧一光:
自由書寫取決於作家在與人物
共情時是否找到穩定而適合的過渡性客體,
你必須透過強有力的想象力“成長”為你的
人物,而不是自然或者客觀生成。
林菁 :
這幾年,您的短篇數量開始少了,
是否與長篇寫作有關?
鄧一光:
2017 年一個短篇也沒寫,寫長
篇了。這兩年寫得也不多,主要是和觀察的累
進變得複雜有關。當你進入地幔,甚至認為看
到了地核,你的野心開始膨脹,開始預謀一次
地殼運動,且慢,短篇不需要這個,它不是滄
海桑田的生命,你得退回到足夠新鮮的細節上
去,足夠新鮮,不然一個字也寫不出來。
林菁 :
您曾在訪談中提到“城市隱結構”,
認為“城市隱結構中那些一代又一代消匿者留
下的文化記憶,它們反過來塑造了城市。”發
掘城市的隱結構,揭示那些蟄伏的隱喻,是否
可視為您深圳系列小說一以貫之的追求?
鄧一光:
恐怕是所有具有自覺意識的小
說家的追求。
林菁 :
為什麼?
鄧一光:
作為城市顯形結構的城市意志
不難把握,那是城市作為整體的文字,你只
需要雄心和耐力,但城市文化和精神在幾乎
所有的城市表達上都是傾斜的,不真實,那
些被遮蔽了的地下城堡才是小說故事應該去
往的地方。小說家在故事結構和主題上所做
的工作並不多,他還需要一個更為複雜微妙
的世界,康定斯基把它稱為隱性結構,他認
為藝術作品首先應該是一種內在精神的產品,
必須以觸及人類靈魂的原則為唯一基礎。我
現在知道當年在包豪斯學校當教師的他為什
麼那麼討厭裝飾性的神權世界了。
林菁 :
孫鬱老師曾在《文體家的小說》
一文中提到:“‘文體家’是對文學家的最
高尊稱……文體,不是一己個性的天然形成,
而是辛勤磨礪,十年為期的道行功德,一旦
圓熟,片言隻語亦彪炳獨樹,無可取代……”
您的文風很特別,讀上幾段,我也能認出是
您的作品,您是否意識到自己的特別之處,
進而有文體方面的探索?文風特色太明顯的
話,是否會有“副作用”?比如讀者讀著讀著,
偶爾會出戲,意識到文字背後作者的存在?
鄧一光:
關於文體自覺性的話題挺詭
異,我有點走神,突然想到香港漢森公司開
發的智慧人Sophia,她是世界上第一個獲得
國籍的機器人,據說非常聰明,擁有數種語
言風格,不知道她是否打算寫小說,那是一
些什麼樣的故事。文體自覺是個高度話題,
標準很高,語言風格很多人都擁有,說到形、
義、音之美,說到文體貢獻,特別說到獨特
思想,恐怕多數人遠不具備,我不認為我屬
於這類人。
林菁 :
您的城市不僅僅是人的城市,比
如您會關注流浪貓狗的問題,在《風很大》《勒
杜鵑氣味的貓》《如何走進歡樂谷》裡都有
體現。流浪貓狗引發了您關於城市什麼樣的
思考?
鄧一光:
貓狗不但是城市人排解孤獨、
替代親情的寵物,而且狗還以接受城市管理
法規為代價,獲取了合法生存權,是正式的
城市居民。關於貓狗商品化、遺棄、節育、
虐待、相關法律、政府職責和民間組織功能
等內容,社會學家和記者們有很多研究,至
於我,我覺得我和TA 是一組映象,我更關
心作為城市生活主體的全部生命在生命塑造、
種群關係異化、生態危機和重建中,那些和
我密切關聯的事情。
林菁 :
深圳是一座科技城,許多高新技
術都在此安營紮寨。科技或許會帶來關於人
變異和尊嚴的新一輪探討。您對人工智慧有
沒有什麼展望或者看法?接下來的小說會涉
及這類話題嗎?
鄧一光:
去年,全世界關注的幾件與中
國科
技有關的事件,中興晶片事件、華為5G
事件、霍建奎基因編輯事件都發生在深圳。
2015 年,我寫過一個電影,文體局約的,寫
一位深圳科學家在一場基因編輯造成的人類
危機中的經歷,電影沒有拍。時隔三年,霍
建奎的深圳團隊宣佈人類首對基因編輯嬰兒
出生,引起全世界強烈反彈。那個時代已經
來了,目前我沒有涉及智慧人內容的寫作計
劃。我還沒有找到通往其他世界的那條通道,
無法改變作為人的立場的寫作。
刊於《青年作家》2019年第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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