狹義的悲劇是戲劇文學的一種型別，廣義的悲劇是指有悲劇特性的東西。在此，筆者探討的範圍更多地指向廣義悲劇，即悲劇的“悲”之特性。這種特性可能是一種感覺、感受，一種意識，或者是一種精神。
首先，筆者認為，歸根到底，一切悲劇都是由人參與並承受的悲劇。悲劇離不開人，所有悲劇都具有人的屬性。悲劇的最大意義實現有賴於人的存在，脫離於人這種高貴的靈長類生物，悲劇便無從說起，更毋論意義。這一觀點將統攝作者以下全部所談內容。
讓·保羅·薩特
存在主義代表人物讓·保羅·薩特提出“存在先於本質”的命題，存在分為自在的存在和自為的存在兩類。他認為，人生存的世界是荒誕的，人生是悲劇性的，但人永遠擁有自由選擇的權利。人是徹底自由的，自由就是自為存在的絕對超越性，人最重要的是要透過行動來實現自我的生存價值。另一位存在主義者阿爾貝·加繆同樣承認世界的荒誕性，但荒誕（相當於古希臘的“命運”涵義）本身不構成悲劇。悲劇需要主人公的奮起反抗，否定壓迫它的那種荒誕秩序，二者並存，互為借力，乃有悲劇。由此加繆形成了自己“荒誕——反抗”的悲劇理論模式。
我們知道，古希臘悲劇往往以人與命運的鬥爭為主題，故素有“命運悲劇”的稱謂。當主人公的個人意志和命運產生衝突時，個人意志無論如何無法戰勝命運安排，從而走向損傷或毀滅。命運這種東西，在索福克勒斯眼裡是一種凌駕於人與神之上的不可測神秘力量，故帶有宿命論色彩。其名作《俄狄浦斯王》中的俄狄浦斯，從一出身就受制於命運，最終也沒能逃脫命運的股掌。然而，這並非體現其“悲”之特性之處。聯絡存在主義觀點，每個人都擁有自由選擇的權利。當俄狄浦斯意識到命運的不公之時，是他主動地刺瞎了自己的雙眼，要求流放，從而解救了危難中的忒拜城。面對不可抗拒的命運力量，俄狄浦斯沒有自暴自棄，而是以一種近乎崇高的姿態，主動做出了有益於他的城邦的選擇。此時，責任一詞已不是打動我們的關鍵。俄狄浦斯那種正視命運，以血肉之軀對抗命運的精神，才讓這出悲劇有了崇高的悲壯之感。命運的荒誕沒有銷蝕俄狄浦斯正義的良心，反而激發了他不惜以自殘方式進行救贖式反抗，成為了人類世界眼盲心澈的精神先知。
加繆在《西西弗斯神話》中寫道：“這則神話之所以悲壯，正因為神話的主人公是有意識的。”筆者認為，悲劇的全部魅力便在於人的覺醒。這種覺醒正是一種有意識的反抗。悲劇之“悲”是人之“崇高”、“偉大”和“超越”。存在主義者雅斯貝爾斯說：“沒有超越就沒有悲劇。”在荒誕無望的世界，面對著神的權威和命運的不可預測，人的一切尊嚴便是抵抗至死。在災難面前，人只有表現出反抗和鬥爭，悲劇才能因此有“悲”之特性。
諸神懲罰西西弗斯推石頭到山頂，然後石頭落下，然後再推，如此反覆，“沒有什麼比這種無用又無望的勞動更為可怕的懲罰了”。但加繆認為，西西弗斯是悲劇英雄，他是幸福的。因為他的命運是屬於他自己的。他沉默的喜悅全在於此，因為他是有意識的。與無望命運的抗爭本身就是一出偉大動人的悲劇，這便是他生存的意義。他接受了他的命運，但這種接受是建立在他自己選擇的基礎上的，因此是壯美的。
古希臘另一位悲劇作家歐里庇得斯寫過《美狄亞》這一悲劇。大量評論者都認為，歐里庇得斯的劇作標誌著“英雄悲劇”的終結，他塑造的人物更接近於現實。筆者以為，進行“英雄悲劇”和“常人悲劇”的劃分，本身意義是不大的。因為悲劇之“悲”是帶有人類普遍性的。悲劇自始至終是“人”的悲劇，這個人是一個群體意義上的符號。歐里庇得斯不相信命運，認為命運在人的本身，強調事在人為，強調命運靠自己掌握。這從他塑造美狄亞這樣一位具有類似於現代女性解放色彩的人物身上便可以看出。
應該說，歐里庇得斯“事在人為”的觀點接近於存在主義“自由選擇”的觀點，但二者還是有所區別。關鍵就在於，存在主義是承認命運（荒誕）的存在的，而歐里庇得斯否認這一點。雖然也有學者指出加繆的現代悲劇理論建構存在悖論，但筆者總體上認為存在主義者是持世界荒誕說的。不管怎樣，悲劇之“悲”，與人的主體意識息息相關。這就是為什麼筆者認為一切悲劇都是由人參與並承受的悲劇。正是人在命運面前那種渺小卻又堅韌的反抗力量，一次又一次地觸動了我們靈魂深處的悲情。
真正偉大的不是英雄們可以隨意拿來吹耀的事蹟，而是在無望、無理的命運面前依舊保持微笑的普通人。從存在主義的角度反觀古希臘悲劇，我們不難發現一種貫穿歷史的相同點——每一位悲劇主人公的主體性的閃光。這些悲劇主人公都是有思想、有選擇的人物，在命運面前，他們沒有卑躬屈膝，而是以自己全部的能量反抗命運的漩渦。他們在有意識的對抗中燃燒生命，悲劇因此而“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