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日記》：“晚晴。赴西車站晚餐，餐畢登汽車向西安，通行十餘人，王捷三招待。”1924年7月7日，新文化運動的領軍者——魯迅坐上了去往西安的汽車，開始了他為期近一個月的西行講學之旅，並在日記中記錄了這次旅途。然而讓魯迅沒有想到的是，他的西安之行不僅結識了眾多文壇友人，也使自己與秦腔結下了不解之緣。
1924年7月14日，應西北大學教授傅桐之邀，魯迅先生和北大、北師大、東南大學、南開大學的十餘名學者、教授抵達古城西安，開始了他的古都探索之旅及西安講學之行。
陝西有個慣例，不管你喜歡不喜歡，凡是來到首府西安的達官顯赫，名士要人，最高規格的文藝招待就是邀請到富麗堂皇且知名很高的陝西易俗社看秦腔。魯迅先生很清楚，他幼時在紹興農村所看的紹興亂彈即紹劇就是明代由秦腔傳入而產生的，所以對古都文化特感興趣，據隨行的《北京晨報》特派記者孫伏園先生回憶，對此安排，魯迅很興奮，用他才學會的西安話說：“張秘夫（張秘書，長安人把書讀作‘夫’）要陪我們去看易俗社的戲哉。”
7月16日，魯迅受邀來到西安易俗社劇場看戲。對於這位文壇巨匠的到來，易俗社拿出了自己的看家好戲《雙錦衣》，演出了全本的上半部分。該戲是著名秦腔編劇呂南仲根據《宋史紀事本末》創作而成，並於1920年在西安易俗社劇場首演。劇中秦腔角色齊全，生、旦、淨、醜一一亮相。魯迅先生觀後意猶未盡，第二天又來到這裡觀看了下半部分。
自此，魯迅先生便喜歡上了這種流傳了上千年的古老藝術，並於第三天，也就是7月18日，第三次來到了易俗社觀看了《大孝傳》。過足戲癮的他在當夜的日記裡高興地寫下了“月甚朗”，以表達自己的心情。一週之後的7月26日，在他的學生王捷三陪同下，魯迅又一次來到了易俗社劇場，觀看了《人月圓》。
其實，魯迅先生原本是極力反對戲曲的，認為那是舊文化，是糟粕，曾經指責戲曲跟不上時代。先生有兩惡：一是京劇，二是中醫。1918年在新文化運動大辯論中公開倡導：“戲曲是醜惡的東西，應該拋棄掉。”若因禮節陪客看戲，他如坐針氈，汗流浹背，難受之餘一走了之。他在《論照相之類》中說：“我們中國的最偉大最永久的藝術是男人扮女人。”在魯迅的文章中，說“異性大抵相愛。……最可貴的是男人扮女人了，因為從兩性看來，都近於異性，男人看見‘扮女人’，女人看見‘男人扮’”之類的話，確實近於刻薄，但卻非胡攪蠻纏，他從性心理學的角度來探測男扮女的藝術，雖不全面，京劇大師程硯秋也說：“在這個小花園內，我演了好幾十年的戲，太疲倦太厭倦了，卻也並非全無道理。所見所聞感到太沒有什麼意味了，常想一個男子漢大丈夫在臺上裝模作樣，扭扭捏捏是幹什麼呢？”魯迅在《社戲》中寫道：“中國戲是大喊，大叫，大跳，使看客頭昏目眩，很不適於劇場。”他不愛戲曲，也不喜歡演員，即就是名流大師也不例外，當年上海文化界歡迎肖伯納時，魯迅與梅蘭芳唯一一次會面也是不歡而散，造成歷史上離奇的“周梅情結”；在觀看湖南賑災義務演出時，譚鑫培的演出也使臺下的魯迅直搖頭。
20世紀20年代，魯迅對中國傳統戲曲進行批評與質疑，是基於他徹底的反對封建文化的立場和態度，是時代的產物，也有其深刻的歷史根源和積極的現實意義。但他的偏頗在於忽略對戲曲藝術自身規律與特點的研究分析。五四時期，魯迅對京劇的偏見並沒有改變，甚至不承認京劇是戲，認為它只是“玩把戲”的“百納體”，“毫無美學價值”。據郁達夫回憶：“在上海，我有一次談到了茅盾、田漢諸君想改良京劇，他（魯迅）根本就不贊成。再如對於人們公認的京劇表演中的象徵藝術，魯迅就很不以為然。他說：‘臉譜和手勢，是代數，何嘗是象徵。除了白鼻樑表丑角，花臉表強人，執鞭表騎馬，推手錶開門之外，哪裡還有什麼說不出、做不出的意義？’”
筆者頗煩究其是非曲直，也無須搞個水落石出。可是魯迅先生來到易俗社，沒想到接待他的社長呂南仲先生竟然是他的紹興同鄉。驚奇之餘，聽了他鄉故人暢敘秦腔的古老歷史，介紹易俗社是中國辦得最成功的新興戲曲學校性質的秦腔學社，它有“改良戲曲，移風易俗”的指導思想；有仿效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建立的劇社的管理體制和組織大綱；有“以編演各種戲曲，補助社會教育，移風易俗”為辦社宗旨；有提倡“破陳舊戲班的陳規舊俗，啟迪民智”的工作《簡章》；對演職人員要求的勤、儉、潔、整等“四字社訓”。這些內容，對致力於新文化運動、謀求社會變革的魯迅先生來說，真是幸遇知音，路逢知己。因為當時魯迅在在北京教育部擔任籤事、科長等職，主管社會教育工作，戲曲在當時也屬於社會教育範疇。易俗社十幾年來編出了“大小二三百個新劇本，這些劇本的主題都是反對封建、反對迷信、提倡讀書識字、提倡婚姻自由、揭露社會黑暗等各個方面。” 1920年11月，給教育部呈報自編劇本85冊，以及《易俗社最近辦理狀況》的報告書，曾獲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會的嘉獎，這個褒獎是與魯迅先生重視戲劇改革有關的。“所以當我們到西安後，難怪魯迅先生急欲觀看易俗社的演出了。”（孫伏園）百聞不如一見。第一場戲是呂南仲先生編寫的秦腔《雙錦衣》上下本，連看兩個晚上。《雙錦衣》是易俗社的優秀劇目，情節曲折，內容健康，屬愛國教育類，深得魯迅的賞識。他評價呂南仲說：“紹興人編寫秦腔劇本，並在秦腔中落戶，很是難得。”
前邊所說的魯迅鄙視“男人扮女人”，可是到西安易俗社觀看的秦腔時，對21歲的小夥子劉箴俗的“男人扮女人”的不俗表演連連點頭稱讚，並沒有引起先生的不悅和反感。孫伏園自己在《長安道上》一文中回憶在易俗社觀劇的情形時說：“至於以男人而扮女子，我也與夏浮筠劉靜波先生一樣，始終持反對的態度，但那是根本問題，與劉箴俗無關。”1924年8月3日，也是離開西安的前一天，陝西省省長劉鎮華邀請魯迅先生一行去到易俗社餞行。先生平時不願參加繁瑣、俗套的禮節性招待活動，因對易俗社頗有好感，因此欣然赴宴。戲曲招待會不賣票，觀眾僅有賓客十幾號人，一邊兒吃喝，一邊兒觀看，演員們並不因為人少而怠慢，認真細膩的表演使魯迅先生格外激動。
臨行時，他將講學報酬僅留路費，餘現洋100元，五十元寄給他母親，五十元贈與易俗社。當時離8月13日該社成立十二週年相近，先生便揮筆題寫了“古調獨彈”四字，刻製成匾額相贈，以示祝賀。孫伏園回憶說：“匾額上除魯迅先生以周樹人的名字署名外，還有我們同行的其他學者多人。今日看來，此匾乃是很有紀念意義的實物了。”
這四個字取自劉長卿《聽彈琴》裡的兩句詩：“古調雖自愛，今人不多彈。”一般人解釋為“不合時宜”的行事或著作。可是魯迅先生用心良苦，不隨聲附和，不墨守成規。尤其是先生欣賞了“秦腔”這株對全國戲曲有重大影響的“古樹新花”後，引起對“古調”的特別鍾愛。他用“獨”來讚美易俗社獨特的政治理念、對戲曲改革的獨特嘗試、不同於一般江湖戲班的獨特的管理體制。西安之行，使他認識到，古老的秦腔不僅沒有阻礙時代的發展，反而促使了社會的進步。特別是易俗社“寓教育於人民”的宗旨，完全符合那時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國人為文盲的現狀，再多的文章、檔案、報刊雜誌只有少數人能得到和讀懂，多數人是見不到也看不懂，社會教育必須依靠戲曲這唯一的廣眾宣傳渠道。
魯迅在散文體小說《社戲》中說他自1902年至1922年20年中，總共看過兩回京劇，給人留下的印象無非是“咚咚咣咣的敲打，紅紅綠綠的晃盪”，“一大班人亂打”，“兩三個人互打”。戲臺下是太“不適於生存”了。可他在西安的二十天裡，竟然五次到易俗社觀看演出，每次看完演出後，都非常興奮，並給予高度評價。他說：“西安地處偏遠，交通不便，能有這樣一個立意提倡社會教育為宗旨的劇社，起移風易俗的作用，實屬難能可貴。”
嗣後，魯迅先生把對戲曲的厭惡鄙視變更為改革建議。1934年，他在《略論梅蘭芳及其他》裡談到戲曲的俗、雅問題，他說：“未經士大夫幫忙時候所做的戲，自然是俗的，甚至於猥下，骯髒，但是潑剌，有生氣。待到化為‘天女’，高貴（雅）了，然而從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憐。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數人是倒不如看一個漂亮活動的村女的，她和我們相近。”我很同意王福安先生在他的散文《魯迅與戲曲之是非情緣》裡的觀點：“今天的秦腔唱腔是雅了，卻沒了味道；內容是雅了，卻沒了觀眾。像王輔生的《看女》，俗是俗了，卻俗得出神入化，俗得深得人心。俗的戲曲是鄉野的花，有著天然的姿態與馨香；雅的戲曲是塑膠花，搔首弄姿，嬌豔無比，卻沒有香氣。”
今天我們回憶魯迅與古老秦腔那倉猝短暫的接觸和意義重大的啟示，充分顯示先生胸懷若谷、學究天人的大師風範，他們才真正是中華文化的偉大旗手。
文／伍永尚、夏明勤（根據二人文章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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