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葆元
印章是獨特的中國文化。文房四寶，我以為還應該加上一寶，就是印。印的文化內涵絕不是區區的一枚方章，印章是它的形制，從內涵上說，印是社會信譽的標誌。
明朝人甘暘寫了一部論印的書《印章集說》，說“上古作印以昭信也”，一語闡明瞭印章的社會意義。
這句話對於解讀中國印的文化精神十分重要，它有兩層含義。
第一層含義是說，尚在上古，印就出現在神州大地上。上古是個什麼概念呢？《竹書紀年》有記，“昔黃帝得龍圖，中有璽章。”璽章就是帝王之印。《周書》記載“湯克夏，取璽書置座右”，是說商湯王滅了夏桀之後，把他的印璽放置在座位之上。那是公元前16至11世紀，印就在中國的文化中出現了。
第二層意思是說，印是誠信的符號，持印示信是維護社會秩序最根本的治理措施。這個理念越過商朝771年到春秋，歷經千年歲月，被孔子概括為仁、義、理、智、信。這是穩定社會的五塊基石。信守是情操和理念上的東西，不具形態，中國文化最精髓的地方是賦理念於形態，印就是信譽的物證。
誠信是文化的原點。文房藏印，不是雅趣與炫耀，而是將一種思想承諾置於“座右”，這是兩千年的文化傳承。
最初的印不是藏而是佩的，古代有“印綬”之說。“綬”是系印的絲帶。秦漢之際，印上有鈕，綬帶穿鈕而過佩戴於身，因此印的計量單位是“鈕”。它既是信物也是飾物，有“佩之以綬”之規，就演變出無窮無盡的印綬美學。
秦漢之印都是姓名印抑或官職印，極其嚴肅。佩印是人格的彰顯，言而無信的人是佩不得印的。試想那個時代，人們何其單純，以佩飾昭示人格，連不得佩飾的人也老老實實承認自己的欠缺。
電影《三笑》裡有一個細節，不懂印章文化的人很難看懂。唐伯虎三戲秋香，自稱是唐寅。秋香當然不相信，你這個無賴空口白牙，說自己是唐寅就唐寅了？這時唐伯虎摘下隨身佩戴的印綬遞給秋香，說了一句“真唐假唐，請看印上”，才使秋香放心。這就是印綬在古代的作用。
在印綬上作假大概始於《水滸》中的吳用，為了營救陷在江州城裡的宋江，他在梁山泊唆使濟州秀才蕭讓模仿蔡體做假書信，又讓同城金石家金大堅偽造印鑑，從此假印之風猖行。軍事上的兵不厭詐卻成了社會生活裡的詐騙伎倆。這是文化符號的被利用，絕不是一種文化的本質。
外國人不使用個人印鑑，他們的個人信用憑證是簽字。因此外國人沒有琳琅滿目的印章文化。歐洲的印章多用於郵件、政府告示等方面，不具備鑑賞價值。亞洲受中華文化影響的國家均使用印章，如日本、韓國、朝鮮、南亞諸國。隨著社會矛盾的複雜化，佩印已經不足以證明一個人的信譽。信譽評價轉向更多樣複雜的考評。
然而，以印為信仍然是我們傳統文化的操守，治印是博大精深的中國藝術。2008年奧運會在我國召開，會徽就是一枚“京”字圖印。無論內涵與形式都意味深長，彰顯的是中國信譽。
我的案上擱著幾枚印章，有名章、閒章、藏書章，都是朋友友情制贈。
一位叫王衛國的朋友是廚藝極高的廚師，與我交往，執意要為我刻一枚印章。起初我沒往心裡去，心想，你把蘿蔔刻好就行了，給我刻什麼印章？他幾次懇請，把我的筆名搞準確，不日送給我一枚石章。一看刀法，頗有漢印風範，刀刀精湛，刀法於心，訴諸指股。
金石家說，制印之要，皆以筆勢婉轉、沉浮、去留為意，運刀大則股力宜重，小則指力宜輕，粗則宜沉，細則宜浮，曲則宜宛，而不失法度。一枚印章的精彩全在刀法。刀法如筆法，去一刀回一刀為反刀，去一刀又去一刀為復刀，刀貼印面行走為平刀，自下向上行刀為衝刀，刀刃若直下為切刀，留一刀若拙為留刀，刀刃埋入印文為埋刀，印章制好，故意作殘為補刀。刀刀有意，或鑿或鐫或鑄，工力在茲。
王衛國聽我論印，陸續又為我鐫制了藏書章和名章。藏印如藏寶，印石琳琅，印文雋永，印以守誠，是做人做事的座右銘。
另一位為我治印的朋友是我的同學王榮。偶然相聚，提起以往，說起少年時代的書畫事，猶記得彼此成績。我說工作倥傯，已經放下經年。他說他仍在堅持，說著開啟手機，翻出他的書畫作品給我看，已是成績爍然。他的印製得好，我隨口就說，得閒時給我制一枚。他欣然答應。
一晃多半年過去，我就把這件事忘記了。一天接他的電話，說給我送印，才記起當時的隨意之語。
王榮制印，印面嚴謹舒展，文字疏密有度，恆裁自如，渾然天成，不愧大匠之作。
印綬以信，制印的藝術家均以誠信為銘，一言既出，踐諾踐行，不打誑語。這就是藝術的性格。中國文化的價值觀方方面面，其中一個方面就是：誠信。中華民族立於世、耀於世，就是靠著誠信精神的支撐，而印章就是誠信精神的有形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