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的辨偽之路
盛邦和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
作者授權 儒家網 釋出
提要：中國古代經書中，要數《尚書》命運最是跌宕，其生不久就陷入曲折離奇的“辨偽”境遇。先是遭秦火而佚失，而後分出今、古文兩途及今文經時興，此後有劉歆推崇、杜林獲《漆書尚書》及“古學大興”，最後則有閻若璩刊《尚書古文疏證》，被判為偽書。然而“定論”未定，直至今日，圍繞“古文真假”，聚訟紛紜。
關鍵詞：今、古文《尚書》 劉歆 梅賾 《尚書古文疏證》
原標題：一部“至上之書”的辨偽之路
《尚書》是中國最早的歷史著作，本稱《書》，冠以“尚”，可作“上古”解釋，是為“上古之書”，又可作“高上”解，說明《尚書》的至上地位。此書由《虞書》《夏書》《商書》《周書》組成，儒家五經之一，又稱《書經》。
《尚書》與甲骨文、金文一起，並稱查考中國文化源頭的最早文獻。《尚書》成於春秋戰國年代，作者已不能考，分《古文尚書》［1］《今文尚書》《偽古文尚書》。真《古文尚書》逸失，存世者唯《偽古文尚書》。當下通行本《尚書》，今、偽古文《尚書》合編，“真偽摻半”。［2］
《尚書》命途多舛，一波三折，本文從以下幾個方面追述《尚書》出世以來所經歷的種種辨偽遭遇，探析《尚書》史學曲折變化的源流行跡。概要述之，即為：今、古文《尚書》與今文經的時興、劉歆《古文尚書》推崇、杜林獲《漆書尚書》及“古學大興”、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近現代疑古餘緒。
一、今、古文《尚書》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焚燬六國史書民間所藏儒家典籍亦一概付之一炬，《尚書》難免，然其稍得傳留，只為一位名叫伏生的書生冒著危險，私匿《尚書》於壁中。漢惠帝四年（前191），“挾書律”解除，儒家合法地位恢復，各種古代典籍被逐次蒐集。文帝時，徵召熟悉《尚書》的學者，於是找到伏生。［3］
伏生口述《尚書》，也只得28篇，因記錄時使用當時漢朝文字，故稱《今文尚書》。
《今文尚書》28篇，包括：《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
繼今文經行世，又有《古文尚書》武帝時自孔壁出。
《漢書·藝文志》載：“《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4］
《漢書·藝文志》錄《尚書》，首列“古經四十六卷”。所謂“古經”，即《古文尚書》，亦稱《逸書》。
《古文尚書》比《今文尚書》其內容多出十六篇
，此為：舜典、汩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徵、湯誥、鹹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5］
《漢書·儒林傳》雲：“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列於學官。安國為諫大夫，授都朝尉，而司馬遷亦從問故。”以上，《漢書》不厭其煩多次記載《古文尚書》來由，可見班固對這本書的重視。
班固之前，司馬遷對《古文漢書》已關注有加。司馬遷自述：“年十歲，則誦古文”［6］。這裡的“古文”即以古文記寫的《古文尚書》等經典。《史記 儒林列傳》雲：“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
班固說“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滕》諸篇，多古文說”。這是說，司馬遷曾拜孔安國為師，致力於《古文尚書》研究，鉅著《史記》的編撰過程中，既兼採《今文尚書》，又著重擇取“古文”內容，闡述“古文”遺意。［7］司馬遷也注意到《尚書》散佚的情況，他說過：“《書》缺有間矣，其佚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故唯為淺見寡聞道也。”［8］
這裡需提及張霸獻書《百兩篇》事。《漢書·儒林傳·孔安國》載：“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採《左氏傳》、《書敘》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太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乃黜其書。”［9］
張霸東萊人，漢成帝時將《尚書》二十九篇析為百篇，又採《左傳》《書敘》內容作書首尾，合一百零二篇，後人稱《百兩篇》。張霸所獻書章法紊亂，文辭簡陋，中書校覽否決。張霸獻書被否的另一個原因與其父有關。張霸的父親有弟子尉氏樊並，樊並造反作亂死，牽連張父，也影響張霸獻書。故雖有“太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張霸書最終被黜。
尚書學專家劉起釪認為：
張霸的百兩篇偽書雖被廢黜了，但所造“百篇《書序》”卻留傳後世，而且被稱是孔子所撰。
“這就成了《尚書》學上影響最大的事，使張霸的創作變成了真歷史。”劉先生指出：《史記·孔子世家》只說：“孔子……序書、 傳”。“序”本是排列之意，但張霸卻利用它偽造為孔子作了 “書序”，從此歷代奉為經典，直到宋朝才有人懷疑這問題，現在基本弄清楚它的實際，百篇《書序》並不是孔子所作，而是出於張霸“百兩篇”。［10］
《漢書·十三王傳》載：“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此處提及的《尚書》，又是一個本子，人稱“河間獻王本”。其實，查《史記·五宗世家》，有河間獻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這樣的話，關於《尚書》隻字未提，至今渺然。
二、劉歆的“古文”推崇
《漢書·楚元王傳》雲：“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宦者署，為黃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歆復為中壘校尉。”（《漢書·楚元王傳》）劉歆（前50－23年。）字子駿，又名劉秀，京兆郡長安縣（今陝西省西安市）人。著名學者，深研經學，擅文字，受命從事宮廷圖書整理，曾協同父經學家劉向編定《山海經》。漢哀帝時依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謀殺王莽，被誅。
劉歆與其父劉向，皆研究易學出身，劉向後應漢宣帝詔，治《穀梁春秋》，頗有成績。劉歆與父親同在秘府，有機會接觸到許多塵封罕見的珍貴典籍，他對古文《春秋左氏傳》發生興趣，恰逢丞相史尹鹹也在研習《左傳》，於是“與歆共校經傳”。
《左傳》“左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臧於秘府，伏而未發”，即使少數人看到此書，亦因其以不同於西漢文字的“古文”記載，只在文字訓詁方面用力，所蘊深意，不及探析。與此不同，劉歆研究《左傳》，將“經”與“傳”對照來讀，引傳文解經，“轉相發明”，“章句義理備焉”。［11］
劉歆在研究《左傳》的同時致力於《古文尚書》處境的改變。
《漢書 藝文志》記載：“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 成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漢書·藝文志》）。這裡說的“中古文”，就是皇室“中秘” 所藏《古文尚書》，亦即那部孔安國所獻至為珍貴的孔壁《古文尚書》。［12］
劉歆意欲立《古文尚書》為學官，遭到反對，劉歆特撰《移書讓太常博士書》［13］指出：孔子與古文經具有割捨不斷的聯絡，孔子從來看重古文經典，序《書》、制《春秋》以明“帝王之道”。夫子逝，秦火燃。道統絕，道術滅。漢興七八十年來，立學官，置博士，唯重“今文”而輕“古文”，煌煌一部《尚書》，只賴《今文尚書》獨立支撐，“離於全經，固已遠矣”。
《移書讓太常博士書》指責當下太常博士於府內所藏《古文尚書》等古文經典視而不見，“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劉歆著重指出：當據漢宣帝立《毅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成例，將古文經，包括《古文尚書》列為學官。
“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嫉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14］孔壁《古文尚書》出世，因“巫蠱倉卒之難”而未得傳揚。至劉向劉歆父子所處的時代，人們對這本書的存在依然懵懂少知。
劉歆撰《移讓太常博士書》，倡言立《古文尚書》為學官，道孔壁古書來歷，其效果讓《古文尚書》脫出塵封，彰顯學林，由此而言，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三、杜林獲漆書《古文》 及“古學大興”
前後漢交接的時代，《古文尚書》地位逐步提高。前述劉歆推崇《古文尚書》，
劉歆之後又有杜林發現漆書《古文尚書》一卷，以為教材，收徒授學，進一步擴大《古文尚書》的影響。
《漢書·儒林列傳》記曰：“杜林傳《古文尚書》，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註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15］
《後漢書 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記有杜林生平：杜林字伯山，扶風郡茂陵人。父杜鄴，漢成帝及哀帝時為涼州刺史。杜林自幼酷愛學習，強記博聞，家裡藏書既多，舅家張竦父子又擅屬文，具文采，杜林師從張竦，學有所成，被稱為“通儒”。
割據一方的隗囂聞杜林節志學問，欲與其交往，任用他為持書平，杜林稱病辭去。隗囂再三挽留，林謝絕。隗囂雖惱恨在心，亦不得已，就說道：“杜伯山天子不能臣，諸侯不能友，如若史上伯夷、叔齊恥食周粟。為之無奈，就當師友之交，任其隨意吧。”此後又悔，遣人追誅，未成。
史載光武帝也想重用杜林，聽說杜林回到三輔，即引見並徵其為侍御史，向他詢問有關今古文經及西州的事情。悅其才名，賜以車馬衣被。學界眾人知杜林因名德尊榮，愈加敬畏。
關於杜林獲漆書《古文尚書》，《後漢書》曰：“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難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16］
《東觀漢記 杜林傳》記載：“杜林於河西得漆書古文尚書經一卷，每遭困厄，握抱此經。”［17］ 李榮陛：《尚書考》考證雲：“蓋東京之所以尚古文者小學，而林夙有傳授，能精之，所以得古文《尚書》漆書只一卷，歸自西州，輒服中原古文之徒，為一代治古文者之宗。”［18］
關於漆書由來，王國維《觀堂集林》說道：“杜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一卷，此卷由來，迄無可考。雖後漢之初，秘府古文書，已亡《武成》一篇，然杜林所得，未必即秘府所亡，又西州荒裔，非齊魯比，則此卷不能視為西州所出，疑亦孔壁之寫本。”［19］
史書記錄杜林招收門徒，廣傳古文尚書，重點說到幾個人，如鄭興、衛宏、徐巡等。《後漢書》雲：“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興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闇然而服。”又載：“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20］
關於衛宏《後漢書 儒林列傳》有關於他的記載：“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為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21］
衛宏為杜林漆書《尚書》作《訓旨》，徐巡作《音》，賈逵作《訓》，馬融作《傳》，以後又有盧植作《章句》，鄭玄作《注》
。以上鄭玄注書，以古文為主，兼採今文，為”集大成”者。
四、東晉梅賾獻《尚書孔傳》，及後世的古文之盛
歷永嘉之亂，中國典籍又遭劫難，一時群經散逸。司馬氏亡走江南，立東晉，提倡搜求經典。
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獻《尚書孔傳》，[22]即附有孔安國傳的《古文尚書》，史稱《偽古文尚書》。
南朝齊姚方興在梅獻本《舜典》中新增“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於帝浚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二十八字，《偽裝古文尚書》由此“定型”。查《史記》《漢書》，沒有提到過《孔安國傳》及《孔安國序》，這些成為梅氏獻書作偽的證據。
梅賾所獻《尚書》雖論為“偽書”，然其所含伏生三十三篇今文經，屬真經不疑，珍藏史料應屬有功。其他二十五篇，畢竟儲存古史，可資後人研讀，有益無害。至於孔傳，雖是偽造偽託，但章句合理，條分縷析，情理暢順，亦可資益者多，後人評其為歷來書學研究的上乘。也是這些原因，梅獻《古文尚書》傳世可讀，最終沒有失傳湮沒。
歷史走到了唐代，《古文尚書》更是流行。陸德明（約550-630年），為唐代經學家、訓詁學家，“秦王府十八學士”之一。其留於後世的有《經典釋文》《老子疏》《易疏》等。《經典釋文》30卷，考證古音，兼辨訓義，引用14部文獻，其中有《古文尚書》。
孔穎達（574—648年），唐著名經學家、孔子第31世孫，奉詔主持編定《五經正義》，含《周易正義》14卷、《尚書正義》20卷、《毛詩正義》40卷、《禮記正義》70卷、《春秋左傳正義》36卷，集漢、魏、晉、南北朝經學之大成。其中《尚書》所據為《古文尚書》，即梅賾本，把梅賾本《尚書》視為真本，把偽《孔傳》作為正注，而以六朝至隋出現的各家“義疏”之說作為補充解釋 “經”和“注”的“疏”。
如此撰成《尚書正義》，被立為官定本《書經》頒行全國。這就是後來 《十三經注疏》中的《尚書註疏》本。
自此以後，孔傳本一躍為正宗，成為文士研習的唯一範本，也是明經考試的標準讀本。偽孔本《尚書》佔據了統治地位，馬融、鄭玄、王肅等諸家注本終至於消亡。［23］
劉知幾（661~721年），字子玄，唐朝史學家。《新唐書·劉子玄傳》記劉知幾“年十二，其父為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24］可知劉知幾所處時代人們於《古文尚書》之重視，因自幼受到的影響，劉知幾以後編《史通》，將《古文尚書》列為大家，優禮有加，遑論“古今真偽”。
五、宋代吳棫、朱熹等開疑古之風
如果說直到唐代，《古文尚書》一直受到人們的重視，沒有人去懷疑它的真假，而把它看成是探視古代的最早信史，那麼
自唐以後，人們開始查詢它的淵源由來，並不斷髮出質疑的提問
。［25］宋朝音韻學家吳棫首先就《古文尚書》真偽問題發聲。吳棫說：“安國所增多之書，今篇目俱在，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屈聱牙，至有不可讀者。”［26］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卷八雲：“疑古文自吳才老始。”［27］
至於宋朝，大儒朱熹也就《古文尚書》真假問題質問：凡傳世文字語氣與著文者所處時代關係密切，必或明或暗鐫刻印記。《古文尚書》言語氣象卑弱，不似先漢文字厚重，此為一疑。
他在《朱子語類》中說：“孔壁所出《尚書》，如《禹謨》《五子之歌》《胤徵》《泰誓》《武成》《冏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得難底，至於易底全記不得？此不可曉。”
朱熹又曰：“蓋書有古文，有今文。今文乃伏生口傳 ，古文乃壁中之書 。禹謨說命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泰誓等篇，凡易讀者皆古文。況又是科斗書 ，以伏生書文考之，方讀得。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訛損一字？又卻是伏生記得者難讀，此尤可疑。今人作全書解，必不是。”［28］
至明代則有梅鷟對《古文尚書》作深入辨析，辨偽蒐證，廣泛而縝密，撰《尚書考異》，被視為尚書學史上的里程標記。
當代學者劉光勝說：真正從學理上走出關鍵性一步的，是明代梅鷟的《尚書考異》。如梅考辨古文《尚書·君陳》一句：“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梅指出：古文《尚書·君陳》“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襲自《禮記·緇衣》；“爾惟風，下民惟草”，襲自《論語·顏淵》，只有“爾其戒哉”為晉人所杜撰，以承接上下文之用。劉文認為：梅既考察《古文尚書》的傳授系統，又逐條考證，詳細列出其抄襲的資料出處，抉摘《古文尚書》文獻造偽之痕跡，如同抓捕盜者，獲其“真贓”。［29］
六、清代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及康有為《新學偽經考》
至有清一代，主張嚴密考證的漢學得到提倡，這也推動了《尚書》學的長足發展，
《古文尚書》辨偽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應時而生。
閻若璩（1636-1704年），字百詩，號潛丘，祖籍山西太原，僑居江蘇淮安。他是明末清初實學思潮向實證學風轉型的標杆人物，開啟漢學最重要的代表之一。所撰《尚書古文疏證》八卷論證東晉梅賾所獻《古文尚書》為偽書，又撰《四書釋地》《潛邱札記》等。
當代學者袁瑋撰《閻若璩辨偽成就試論》敘閻若璩從文字用法、史實內容、典章制度、行文體例， 以至天文曆法、地理設定沿革等各個方面， 對《古文尚書》作系統考辨，得出梅獻《古文尚書》偽書結論。
如從史實內容和撰書義例上考證。“石經殘碑遺字見於洪适《隸釋》者五百四十七字，以今孔書校之，不同者甚多。碑雲， 高宗之饗國百年， 與今書之五十有九年異。孔敘三宗以年多少為先後，碑則以傳序為次，則與今文又不同。然後知晚出之書，蓋不古不今，非伏非孔， 而欲別為一家之學者也。”
從地理設定沿革上考證。“金城郡，昭帝所置。安國卒於武帝時，，而傳稱積石山在金城西南，豈非後人作偽之證乎。傳義多與王肅注同，乃孔竊王，非先有孔說而王取之也。漢孺說六宗者， 人人各異。魏明帝詔令王肅議， 肅乃取家語‘孔子曰：所宗者六’以對。肅以前， 未聞也。而偽傳已有之， 非孔竊王而何？”
袁瑋認為：閻氏辨偽“由根柢而之枝節”， 就是先確立孔壁古文是真的、存在的， 而這個“真孔壁古文”的傳注由孔安國、馬融、鄭玄遞次流傳下來。所以， 只要將此三家對《古文尚書》的註解記載蒐集辨析， 就可以將一部真實的《古文尚書》還原出來。［30］
於語和撰《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辨偽方法評析》一文，列舉閻若璩辨偽方法，以說明梅獻《古文尚書》作偽原委。閻若璩將梅獻《古文尚書》中提及的典章制度與所處時代的典制仔細比對，出入差錯甚夥，由此證梅本之偽。如唐虞時代“四嶽”為官名，“百揆”非官名，然而查梅獻《古文尚書·周官篇 》卻把“百楑”和“四嶽”一概說成官名。
梅獻《古文尚書》行文並非獨創，而多摘取先秦古籍的明顯痕跡，閻若璩對此一一核對，覓其本源。《大禹漠 》《泰誓 》《武成 》等篇章部分文句分別與《論語》《孝經》《周易》《毛詩》《周禮 》《二記 》《 左傳 》《 國語 》《爾雅》《孟子》《荀子 》《老子》《文子》《 列子》和 《莊子》等書文句雷司，可為梅氏所獻《古文尚書》作偽確證。偽《古文尚書》不僅抄書，且對所抄文字有所改作，閻氏對此也予以指出，如《論語》中有“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一句，抄入《君陳篇》中，則成為“惟孝友于兄弟”，前後表意偏差顯見。［31］
清初閻若璩積多年研究之功，將《古文尚書》內容與重要典籍並列閱讀，排比細研，列出一百二十八條錯訛，遂使古文之偽成為定案。繼閻若璩之後，古文尚書辨偽作為乾嘉學派日常功課繼續進行。乾嘉學派主要分為吳、皖兩大派。吳派以惠棟為首。
惠棟撰《古文尚書考》，步清初閻若璩後塵，繼續辨證《古文尚書》為晉人偽作，將閻若璩辨偽事業又向前推進一步。
如他論東晉晚出之二十五篇與孔壁真古文尚書內容相抵，斷定偽書。又論鄭玄所傳之二十四篇，為孔壁真古文尚書。本書將偽古文二十五篇文句逐句考核，盡力查明文自何處，並註明抄襲出處。其他如江聲《尚書集註音疏》、孫星衍《尚書今古文註疏》、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王鳴盛《尚書後案》（鄭注）、魏源《書古微》、陳喬樅《今文尚書遺說考》等，也在尚書辨偽方面獲具成就。補充說明的是，毛奇齡曾撰《古文尚書冤詞》，提出種種理由為《古文尚書》鳴冤，然終因例證不足，難免強詞奪理，無由推駁閻說。
梁啟超曾對閻若璩等所做工作的意義作充分的肯定，他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中指出：
首先，動搖權威，震動學界。
這二十幾篇書和別的書不同。二千餘年來公認為神聖不可侵犯之寶典，上自皇帝經筵進講，下至蒙館課讀，沒有一天不背誦它。忽焉真贓實證，發現出全部是假造，“你想，思想界該受如何的震動呢？”
第二，樹立研究態度，提倡懷疑精神。
梁啟超認為，凡信仰的物件，照例是不許人研究的。造物主到底有沒有？耶穌基督到底是不是人？這些問題，基督教徒敢出諸口嗎？何止不敢出諸口，連動一動念也不敢哩。若使做學問的都如此，那麼更無所謂問題，更無所謂研究，還有什麼新學問發生呢？
第三，排除盲目信仰，爭取學術解放。
新學問發生之第一步，是要將信仰的物件一變為研究的物件，既成為研究的物件，則因問題引起問題，自然有無限的生髮。中國人向來對於幾部經書，完全在盲目信仰的狀態之下。“古文”辨偽的現代意義就在於鼓勵後人脫出盲目信仰的舊軌，為合理思想的傳揚鳴鑼開道。“所以百詩的《古文尚書疏證》，不能不認為近三百年學術解放之第一功臣。”［32］
晚清以來，古文辨偽彷彿變成無盡的事業，綿延不絕，且因染上耀目的的政治光澤更加引人關注。如康有為撰《新學偽經考》，初刻於1891年秋，論古文《周禮》、《逸禮》、《尚書》、《左傳》、《毛詩》等，都是劉歆依附王莽，為篡漢建立“新”朝作輿論鋪墊而假造的“偽經”。
劉歆之學也稱“新學”。
康有為指出：《史記》《河間獻王傳》及《魯共王傳》並沒有說到古文經故事，這是重大史學證據，憑此就可斷訂古文之偽。
秦焚書未及六經，漢朝六經博士所讀孔門足本，亦無殘缺，且孔子所用文字即秦漢時的篆書。康有為說：“始作偽，亂聖制者，自劉歆；布行偽經、篡孔統者，成於鄭玄”。又說：“王莽以偽行篡漢國，劉歆以偽經篡孔學，二者同偽，二者同篡。”
此書一出，石破天驚，於當時學壇造成極大的震動。1894年清政府禁燬此書，1898年戊戌變法運動中再呈光緒皇帝，又再度遭禁。康有為撰《新學偽經考》，又撰《孔子改制考》，同樣意義深遠。然而時隔不久即引發爭議，有人指出這兩本書分別源自廖平《闢劉篇》《知聖篇》，廖平及其學生不斷撰文，以證康有為“剽竊”。［33］ 1887年，廖平著《今古學考》，回顧自己曾於1889年在廣州與康有為有過兩次學術晤談，聲言1891年康有為刊《新學偽經考》，當受己著啟發。然而，此一公案終因沒有更多過硬證據而無定論。
餘論：辯偽工作的今世延展及歷史意義
時至今日，由於有了考古發掘與科學鑑定技術的介入，延續幾個世紀的《尚書》辨偽事業更有長足的進展。陳夢家《尚書通論》、劉起釪《尚書學史》、張巖《稽核古文尚書案》、吳通福《晚出公案與清代學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等專著次第刊出，論文則有《梅賾《尚書》古文真偽管見》《論古文的學術價值》等。圍繞《尚書》真偽這個幾世紀以來糾纏不解的古老話題，當代學者新論迭出。
張巖《稽核古文尚書案》針對清初閻若璩著《尚書古文疏證》，將孔傳古文《尚書》二十五篇論為“偽書”。本書對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證偽方法與材料作深入辨析，於歷代古文《尚書》研究中出現的未解難題嘗試解答，有意為以科學方法重建中國古史資料基礎做出努力。［34］黃肅撰論文《梅賾《尚書》古文真偽管見》（許昌師專學報，1987年第3期。）指出：辨偽者斷定梅《尚書》古文是“偽作”的前提是：“晉永嘉之亂，經書損失殆盡”［35］。
經“永嘉之亂”，晉宮廷政府藏書會有所損失，可是說“經書損失殆盡”未免誇張。至於損失到對“偽“《尚書》古文無法辨認，更難以置信。
2018年11月，清華大學戰國竹簡研究成果表明：人們見到的《古文尚書》系後人偽作。
這方面的論文有李學勤《清華簡與、的研究》、廖名春《清華簡與研究〉》等。
以上說的即為一部《尚書》曲折“生平”的簡要介紹。《尚書》從其誕生日起，就踏上了曲折離奇的跌宕歷程。先是遇秦火之難而佚失，而後分出今、古文兩途及今文經時興，此後有劉歆推崇、杜林獲《漆書尚書》及“古學大興”，最後則有閻若璩刊《尚書古文疏證》，被判為偽書。
然而“定論”未定，直至今日，圍繞“古文真假”，聚訟紛紜。《尚書》是中國古代社會主要經典之一，蘊含中國封建禮教的最核心的基本元素，就此而言，對《尚書》內容的懷疑責難，應予歷史的肯定。由此，“恪守祖訓”的陳規受到衝擊，封建統治的基石亦被搖撼。
不能說，閻若璩等人所進行的“疑古”已經具有這樣的思想境界，但可以從中看出，中國向“近代”靠近之際發生於知識界的精神“進化”。這樣的情況，愈往後愈明顯，康有為、梁啟超等對疑古史的評判及他們本身所為的疑古實踐及後來疑古思潮的勃發已屬明證。然而，問題都分出對應的兩端，當其一端走過了頭，另一端會不適而作出反應。辯證法的命題是，事物前進的方式是連帶與互動。
具體而言，中國古代經典既含消極停滯的負面內容，又體現民族體質的基因元素，而此基因元素往往正是中國民族的生命價值與存活理由。當疑古走過了頭，演為虛無的否定，中國文化生命也會因基因缺失而受損。因此，我們要做的是：當以上的進步意義既被認知，就不必投放過剩能量，更不能將一個既已傳世千年，承擔教化的經典一味抹殺。
註釋：
［1］關於佚失的《古文尚書》資訊，可從《左傳》、《墨子》等古籍中查考，“引用《書》的次數最多的是《左傳》，共達五十多次，所引到的篇名有十八篇，而《墨子》引到的達二十二篇，其餘儒、法、雜等百家及一些史書都紛紛引用，除了泛稱《書》的以外，所引到的篇名合計達四十餘篇，其中三十餘篇是現存《尚書》中所沒有的，可知道這些戰國人讀過的《書》，後來又失傳了。而傳到漢代的二十八篇中，先秦諸子沒有引用的也有十四篇。”引劉起釪：《尚書》學源流概要，遼寧大學學報，1979年第6期。
［2］《今文尚書》為伏生本。漢初伏生口傳晁錯，以隸書抄錄，共28篇。《古文尚書》主要指使用籀文寫成的孔壁本，又有河間獻王本、杜林本等。
［3］ 伏生（前260年-前161年）又稱伏勝，字子賤，濟南（今山東濱州 ）人 ，秦博士。以今文《尚書》教齊魯間。文帝求能治《尚書》者，年九十餘不能行，使晁錯往受之，為今文《尚書》學開山。
［4］《漢書·藝文志》載：“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
［5］ 《漢書·藝文志》。
［6］ 《史記·太史公自序》。
［7］ 《史記·儒林列傳》。
［8］ 《史記·五帝本紀》。
［9］ 西漢末期有緯書《尚書璇璣鈐》（趙傳仁、鮑延毅：中國書名釋義大辭典，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2007年，第619頁。）雲：“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以此為背景，東萊人張霸偽造《尚書》百兩篇獻上。
［10］ 劉起釪：《學源流概要》，遼寧大學學報，1979年第6期。
［11］ “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鹹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鹹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漢書·楚元王傳》）。
［12］ 顏師古注：“中者，天子之書也。言中，以別於外耳。” 龔自珍《說中古文》雲：“ 成帝命劉向領校中五經秘書，但中古文之說，餘所不信。秦燒天下儒書，漢因秦宮室，不應宮中獨藏《尚書》，一也；蕭何收秦圖籍，乃地圖之屬，不聞收《易》與《書》，二也。”又言：若是皇家本何以不立學官，又何不出示於世？
［13］ 漢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為九寺大卿。太常寺設博士，稱太常博士，分經任職，各經任一人。
［14］ 《漢書·劉歆傳》。
［15］ 《漢書·儒林列傳》。
［16］ 《後漢書 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
［17］ 《東觀漢記 杜林傳》。
［18］ 李榮陛：《尚書考》卷一，《續四庫全書》45 冊，第 575頁。李榮陛，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進士。曾任湖南永興知縣等。著《厚岡文集》二十卷，詩集四卷及《易考》、《尚書考》等。
［19］ 王國維：《觀堂集林》，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第12 頁。
［20］ 《後漢書 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
［21］ 《後漢書 儒林列傳》。
［22］ 梅賾《古文尚書》含今文《尚書》33篇及《古文尚書》25篇，附孔安國序與注，又稱《偽古文尚書》、《偽孔傳》。
［23］ 許建平：《絲路出土〈尚書〉寫本與中古〈尚書〉學》。
［24］ 《新唐書·劉子玄傳》。
［25］ “《尚書》一經，漢以來所聚訟者，莫過於《洪範》之五行；宋以來所聚訟者，莫過於《禹貢》之山川；明以來所聚訟者，莫過於今文、古文之真偽。”（《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26］ 梅鷟：《尚書考異》，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7頁。
［27］ 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卷八。
［28］ 朱熹：《朱子語類·卷第七十八·尚書一》。
［29］ 劉光勝：《由懷疑到證實：由宋至清抉發偽跡的理路 》，《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5期。
［30］參引袁瑋：《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辨偽成就試論》，《檔案學通訊》2010年第2期。
［31］ 於語和：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辨偽方法評析，南開學報1994年第5期。
［32］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海：東方出版社，1996：第86頁。
［33］ 吳仰湘：《重論廖平、康有為“學術公案”》。
［34］ 張巖：《稽核古文尚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35］ 《隋書 經籍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