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成公十二年》有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西漢陸賈也說：“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可見，文治與武功，是構成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體內容，而《論語》與《孫子兵法》所代表的正是文治與武功方面的理論指導之典範。它們既彼此獨立，又相互補充，“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遂使得中國古代的經國治軍活動能夠長期穩定有序地順利進行，併為今天的人們從事各類活動提供了彌足珍貴、足資啟迪的歷史文化資源。
西周末年史伯嘗雲：“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如果將《論語》與《孫子兵法》放在一起作通盤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它們之間的差異，恰好能夠體現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而不同”的優勢互補。這具體表現為以下幾點：
崇尚道德與追求事功的統一
儒家“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作為其代表作的《論語》，其主導的價值取向自然是崇德尚仁，恥於言利。所以它主張“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強調“放於利而行，多怨”，反映出較為強烈的道德至上的傾向。而《孫子兵法》的主導價值取向則是承認功利，追求功利，主張以儘可能小的代價去換取最大的利益，“利”就像一根紅線一樣，貫穿於孫子的整個用兵指導思想，成為其指導戰爭的根本動機，為此，其汲汲提倡“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主張“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把“兵不頓而利可全”視為從事戰爭的理想境界。應該說，《論語》宣揚“仁德”與《孫子兵法》鼓吹“功利”，兩者均有一定的歷史合理性，但也不無其思維方法上的偏頗性：於前者不免乎“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迂遠而闊於事情”之譏詬，於後者，則多少有隻求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的侷限，無怪乎後代有些人要斥責《孫子兵法》為“盜術”，認為“武稱雄於言兵，往往舍正而鑿奇，背信而依詐……故《詩》、《書》所述，《韜》、《匱》所傳，至此索然無餘澤矣”。話雖偏激，但多少言中了《孫子兵法》本身所存在的問題。所以只有將兩者有機地加以結合，取長補短，讓它們“相滅亦相生”“相反而皆相成”，方能使經國治軍的實踐活動得到最好的理論指導，始終保持著健康發展的方向。
實施德治與推行法治的和諧
儒家“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是它的重要特色。因此推崇德治、王化，主張教化民眾，使廣大民眾歸心於仁，提倡透過道德修養來規範約束人們的思想行為，最終實現天下大治，乃是其學說的必有之義。這種治國馭民的基本理念，在《論語》一書中有著非常集中的體現。所謂“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云云，即是這方面的突出主張。而古代兵刑一體，《漢書·刑法志》具體敘述兵制與法律之由來，稱道：“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撲。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說明兵學與刑法同源，兵家必定講求法治。所以，《孫子兵法》基於兵刑同源一體的文化淵源，從敵我雙方生死角逐的層面考量，十分注重法治的地位與作用，將“法”與“法令孰行”列為決定戰爭勝負歸屬的“五事七計”之一，強調“修道而保法”，“治亂，數也”；主張“令素行以教其民”，從而在治軍和作戰中凝聚軍心士氣，達到克敵制勝的目的。
《論語》與《孫子兵法》對“德治”與“法治”關注側重點的不同，結合在一起，恰好完整地體現了經國治軍所應遵循的正確方向，既立足於“法治”，又補充於“德治”。道理很簡單，沒有以“法治”為手段的“德治”，往往會流於形式，不能產生實質的效用，用孟子的話來講，就叫做“徒善不足以自存”；而沒有以“德治”為基礎的“法治”，則往往會失去正確的方向，同樣不能發揮積極的功能，“徒法不足以自行”，即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講求中庸守恆與推重詭詐權變的協調
中庸守恆是儒家對待事物運動規律的一般看法。對儒家而言，講求原則性，注重穩定性，是其積極追求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旨趣所在，即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作為儒家學說的奠基之作《論語》，自然要充分反映這個重要特色。因此，它一再強調凡事要堅持大經大法，做到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所謂“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吾道一以貫之”；“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云云，就是其“極高明而道中庸”的具體寫照。《孫子兵法》則根據軍事鬥爭的特點，而合乎邏輯地推重奇譎權變，主張兵不厭詐，計出萬端，靈活機動，因敵制勝。強調“兵者，詭道也。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卒待之”；“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與此相聯絡，對“經”與“權”側重點關注的不同，使得《論語》更致力於德行操守的養成，而《孫子兵法》尤其熱衷於謀略智術的修煉。應該說，這兩種傾向都是人生大智慧的表現。因為，堅持原則，“允執其中”，是經國治軍走向成功的基本前提；而因時變化，“因利而制權”，則是經國治軍走向成功的必要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說，《論語》與《孫子兵法》的相輔相成，渾然一體，可謂是原則性與靈活性的有機統一。
總之，《論語》與《孫子兵法》，一文一武，構建了中國古代歷史上經國治軍的最好方略，它們並存而共榮，相形而益彰，成為人們體認智慧的不竭源泉，追求成功的高明嚮導。這種價值，並不因時光的流逝、社會的變遷而有所減損，所以，在今天重溫這兩部不朽之作所蘊含的文韜武略，正確地認識兩者之間的異同並加以恰當合宜的互補，依然是十分富有意義的一項工作。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流程編輯：郭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