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堅決走自學的道路，刻苦鑽研中國文史，是和家庭提供的讀書條件和父親自學精神的感染分不開的。家中舊有藏書，大部分是祖父於光緒初年在北京任職時從琉璃廠買得的，後來父親又續有增加，於是經、史、子、集四部之書，都很齊備，特別是清代樸學家的著作儲藏較多。父親一生厭棄八股文，不應科場考試，專攻經史樸學，講究做古文，而尤長於天文演算法。清末初辦學校，他曾應聘出任中學、師範及優級師範學堂（相當於今日的師範學院）算學教習，他的天算之學是無師自通的。任教習後，還是刻苦鑽研，精益求精。卒因用功過度，咯血不止，歸家養病。年未五十，便棄世了。但他刻苦治學的精神和教給我的治學方法，我都銘記在心，影響是很大的。
我生於1911年，從1932年開始教書。最初是教高階中學的語文、歷史；三十歲後，才到各大學任教。一生沒有做過別的事，也沒有間斷過教學工作。在這長期過程中，除了講課，便是伏案讀書；教學相長，收穫是很大的。不能說在治學方面沒有點滴的經驗。歸納起來，可分幾方面談：
1
從練基本功做起
將做學問的基礎打好
我十幾歲時，發現張之洞《書目答問》裡談過：“由小學入經學者，其經學可信；由經學入史學者，其史學可信。”恍然領悟到做學問是有次第步驟的。前人稱文字、聲韻、訓詁之學為小學，小學是研究本國文史之學的基礎，不把這些基本功練好，讀書是無從下手的。
我在幼學時期，父親便用王氏《文字蒙求》教我識字，對文字學便已有了興趣。十五六歲時，看完段氏《說文注》、王氏《說文釋例》和郝氏《爾雅義疏》。十七歲時，寫成《爾雅義疏跋》一文，將《爾雅》與《說文》的不同之處以及郝《疏》的弊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後來，又以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四類將《說文》分抄了一遍，名為《說文類求》；再以古韻部居為經，聲紐為緯，將許書九千餘文，系列為表，成《說文聲韻譜》。又依陳澧所定四十聲類，將《廣韻》按聲歸類，成《廣韻譜》。復取《爾雅》《小爾雅》《方言》《毛傳》《說文》《釋名》諸書內容，類錄成《雅詁表》。這些都是我早年練基本功時所做的具體工作，只能說是初期治學的一部分功力，而不能算是什麼學問。經過這一系列的鍛鍊，才對文字、聲韻、訓詁之學，稍有所得，初步掌握了治學必備的一部分基礎知識。
在學習寫作方面，也練了一些基本功。當我少年時期，父親經常教我：一個人如果不能把文章寫好，甚至不能記載自己的思想語言，雖有很高的學識，無由表達出來，是極其痛苦的事。他教我學文，先從唐宋人的作品讀起，認為那時期的文辭，明白宣暢，好懂易學；且宜多讀長篇有力之文，以舒其氣。因選定王安石、蘇軾的萬言書以及韓愈的長篇文字，教我手抄熟讀。後又上溯賈誼《陳政事疏》《過秦論》之類的名文，我都手抄成冊，反覆誦習。這時用勤寫日記的辦法來練習作文，在日記中，也可寫長篇論說或記事之篇。積之既久，日起有功，下筆為文，也就條暢多了。此外，也常誦習《唐詩三百首》《古詩源》《絕妙好詞箋》《詞譜》諸書，藉以掌握詩詞基本格律。
當我少年時用力於文字、聲韻、訓詁以充實基本功的歲月裡，父親認為這只是基本功的一方面，如不略知天文星象，便無法讀《詩》《書》。在一個夏天，教我讀《步天歌》，並摹繪《三垣圖》，弄清楚星宿的部位。時值盛暑，白天講解歌辭，督我熟誦，夜間率我到院外乘涼，仰觀天象，背誦歌辭，他一一指點星宿之所在。這樣，經過一個暑天的目驗，於是滿天星斗，盡在胸中，用來理解經傳中有關天文的記載，也就容易明白多了。
當我初讀《尚書》感到佶屈聱牙、不易求懂時，父親教我從通行本《尚書》中抽出已經前人考定認為可靠的二十八篇手抄成冊，再取《史記》中的《五帝本紀》《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和它對讀。由於司馬遷採用《尚書》時，運用了“以訓詁代經文”的原則，仔細將《尚書》原文翻譯了一遍，使先秦古書，一變而為漢代通行的語言文字，容易懂多了。我曾將兩書不同字句寫成《對照表》，不獨解決了《尚書》難讀的問題，而且進一步瞭解到漢人“以訓詁代經文”的巨大作用。
以上所列舉的我在青少年時期練基本功的二三事例，勤於動手抄寫，是其關鍵。凡是經過自己動手抄寫了的東西，總是印象較深，不易遺忘。這對於我後來在各方面進行專題或專書研究的工作中，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2
有所取必有所棄
不要因其他愛好分散治學精力
昔章學誠論學，提出“善取不如善棄”的原則。這是由於學問文章之事，本甚廣博，一個人的聰明才力，不可能遍知盡能，自必有所別擇去取於其間。將有些不關重要的或妨礙做學問的小道末枝拋棄掉，使心思精力集中到有用之學方面來，才能取得成就。
我在少年時期，讀了古人的詩詞以後，也喜歡輕弄筆墨，作詩填詞。到二十—歲站上教書崗位以後，每週除講課外，還要批改學生文卷，自己儘量擠出時間努力讀書，沒有閒工夫去強記故實，推敲字句，在詩詞方面花氣力。感到“雕蟲篆刻，壯夫不為”，自是揚雄的經驗之談；而劉知幾“恥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的“宏願”，卻是我們的絕好榜樣。於是下定決心，與詩詞絕緣。四五十年間，從不作詩填詞。也就奪回了許多精力時間，專用於做學問的方面去，成效是很大的。
我又感到舊詩詞中反映的思想感情，大部分是消極的。未老稱老，不貧嗟貧，無病言病，差不多成了詩詞中的主要內容。昔人所謂“詩愈窮而愈工”，“歡愉之言難工，窮苦之音易好”，似乎成了古今文士騷人從事吟詠的共同傾向。例如白詩：“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蘇詩：“老來厭伴（一作‘逐’）紅裙醉，病起空驚白髮新。”（蘇氏時在杭州，年三十八九歲）這樣未老言老、自悲沒落的詩句，青年人讀了，沒有什麼好處。其他怨天尤人、自嗟貧病的詩詞，更不可勝數。我又本著顧炎武“詩不必人人皆作”的名言，指導學生也不必動輒作詩，不使他們把有用的歲月，拋到吟風詠月中去。對己對人，都很有益。
我自己從排除過去作詩填詞的干擾以後，集中精力做學問，無論是讀大部頭書或研究專題，一天有一天的計劃，一月有一月的程序，努力不懈，自可以如期完成任務。到了晚年，更加體味到在治學過程中集中精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將有些不關緊要、可有可無的愛好加以屏除，對於做學問，是會有很大好處的。
3
要把做學問的範圍推廣
不可走太狹窄的路
清初大儒黃宗羲有句名言：“析之者愈精，逃之者愈巧。”把它運用到治學方面來，便是喚醒人們無論做何種研究工作，不要分得過細。我在長期治學的過程中，深深感到門路太窄，是不能取得較大成就的。特別是在社會科學領域內，門類至繁，相互聯絡，所謂“牽一髮而全身動”，不是一開始便單科獨進所能容易取得成績的。因為在許多專門知識的內容上，有共同性的基礎知識和輔助學科，如果沒有弄清楚，便容易犯常識性的錯誤，更談不上深入鑽研。過去許多大學者，在學術研究的工作方面，主張“由博返約”，不是沒有原因的。所謂“由博返約”，便是人所共知的學術常識，我要知道；人所必讀的重要書籍，我要涉覽。把一般性的知識都掌握以後，然後從事於專門性的研究，自然基礎堅實，容易著手多了。
我國古代學者研究學問和著書立說，本無所謂文、史、哲的界限，他們所留下的寫作，包羅宏富，多半是百科全書式的內容。例如我們讀《史記》《漢書》，便不可不懂天文、地理、制度、禮儀；讀《爾雅》《說文》，便不可不懂宮室、器用、鳥獸、草木。所以，我在撰著《說文解字約注》的過程中，除涉覽了一百多家研究《說文》的專著外，還參考了許多有關水道、地理、生物方面的科學書籍，以及近三百年間文集、筆記中有關釋字、明制、考證名物的記錄，然後才敢下筆。“事非經過不知難”，於是對治學範圍應該推廣這一點上，深有體會。愈學愈感到自己知識的貧乏、門路的狹窄了。
常常感到自從高等學校裡實行分科分系以來，此科不通於彼科，此係不通於彼系，疆界分明，各不相謀。於是學文學的，不必過問歷史；學歷史的，不必留心文學、哲學。在文、史、哲領域內，又各劃時代，各人專搞一段。研究近代史的，不瞭解古代史；研究元明清文學的，不追溯唐宋以上；研究老莊思想的，不過問其他。當然，學術研究工作上的細密分工，是一種進步現象，無可非議。但是，如果對中國歷史、文學、哲學，沒有做過融會貫通的工夫，沒有比較全面、系統、深入的瞭解，沒有弄清楚事物發生、發展、變化的總過程，即使進行某一段的專門研究，自難免出現片面、割裂之病。針對這種偏向，我近年在教學和培養研究生的工作中，經常拿自己在治學過程中所遇到的許多困難，向青年同志們介紹，勸導他們在研究文史方面，不要走太窄狹的路，道理便在這裡。
4
除書本外，還應多讀“無字書”
以擴大求知領域
天地間有兩種書：一是有字書，二是無字書。有字書即白紙黑字的本子，無字書便是萬事萬物之理，以及自然界和社會上許多實際知識。有字的書，人人知道重視它，閱讀它；無字的書，人們便等閒視之，很少有人過問它。特別是過去研究中國文、史、哲的學者們，平日除伏案閱覽、寫作外，不願多和社會接觸，形成“兩耳不聞窗外事”，與世隔絕。由於他們平日所接觸的書本，絕大部分是古代的，受古人的思想影響很大，潛移默化，便不期而然地與古人接近和今人離遠了。偶與物接，便會格格不入。不獨言論、行事容易流於迂腐，知識領域也是很狹隘的。
但是，我國曆史上的大學者、大科學家，大半都是透過多讀無字書來豐富自己的見聞，充實自己的著述的。
我對於過去學者們飽讀無字書的精神和成就，十分歆慕。自己也就隨時隨地注意涉取書本以外的見聞，來擴大自己的知識領域，也時時有所得。例如我早年讀《說文》至麥部，有云：“秋種厚薶，故謂之麥。”這明明是許慎以聲訓法指出“麥”的聲義是由“薶”（埋）來的。我最初不能理解這一說法，後來在湖北農村，親眼看到秋冬之際種麥的時候，都是用鋤深挖土，將種子放下，再厚蓋以土。湖北人稱為“挖麥子”，和其他穀類的種植法大不相同。我才體味到“厚薶”的原意，和許氏以薶釋麥之故。即此小例，足以說明讀無字書的重要。其他事例很多，不能在這裡盡舉。總之，有許多的知識和疑難，是不可能單從書本中取得解答的。
5
研究成果多由積累而來
不可急於求成
荀卿論學，強調一個“積”字。所謂“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這都是儲存在《勸學篇》中的精語。本來，談到治學，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取得成績的，必然要經過很長時期的積累知識，才能有所收穫。但是積累知識之後，還要有一段就原材料進行加工的過程，使其變為有用的東西。平日從積累素材出發，做了不少卡片，寫了不少筆記，這隻能說是讀書的功力，不能算為學問。所謂學問，是在擁有豐富的素材以後，經過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改造製作的歷程，能夠提出自己的看法，加以判斷，論定於其間，成為自己心領神會的見解，有所發明或發現，這才算是學問。假若沒有自得之學，而想在科研成果上取得優異成績，自然是比較困難的。
我一生所寫的好幾種書，都不是預先擬定了一個題目然後著手撰述的，而是將積累已久的素材，加以區處條理，使成為有系統、有義例的專著的。像二百萬字的《說文解字約注》，不用說，是由我積四十多年的功力而後寫定成書；即如《清人文集別錄》二十四卷、《清人筆記條辨》十卷，也是根據我多年讀清人文集、筆記時所積累的心得記錄，加以整理而成。其他像新中國成立前出版的《廣校讎略》一書，完稿時我剛三十二歲，其時見書不廣，學識未充，卻敢大膽地提出自己的見解，評定古今學術的高下，寫成一百篇論文，無異於是我三十歲以前的治學小結，也不是一下子可以拼湊出來的。四十歲以後出版的《中國古代史籍舉要》（原名《中國歷史要籍介紹》）、《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諸種，也不外根據我多年研究古代史籍時所寫筆記，去粗取精，使之條理化、系統化，編述而成的本子。這些具體事實，足以說明一個“積”字在我治學過程中所起的作用，至為重大。假若沒有幾十年時間的積累，想要提出研究成果，也是不可能的。我一生治學，沒有急於求成的思想，總是從容不迫埋頭苦幹；但問耕耘，不問收穫。等到積之既久，自然水到渠成。古人所云“欲速則不達”，真是千古名言！
6
恆心、毅力、耐性、信念、傻氣五者
是堅持研究工作的重要條件
許多歷史事實告訴我們：一個人如果立志做成一件有益於人世的大事，必須有恆心，有毅力，有耐性，有信念，才能取得成功。治學也是這樣，還要加上幾分傻氣。
明知那一工作不容易做，但認識到做了以後，一定可以取得較大的成果，便斷然為之而不疑，大有愚公移山的精神，不計成敗譭譽，孜孜不倦地幹下去，這便是傻氣。
我在長期自學過程中，是有幾分傻氣的。
少年時期讀古文辭，喜誦長篇氣盛之文，手抄熟讀，不知費了多少心力。稍長，又喜閱覽大部頭書，從無畏難退縮之意。想起十九歲時讀《資治通鑑》，日盡一卷，有時也可二卷，經過七個月的時間，將二百九十四卷的大書讀完了，並且還寫了簡明的札記。後來年齡稍大，又發願要通讀“二十四史”，不畏艱難，不避寒暑，堅持不懈地認真去讀。從《史記》到《隋書》，都用硃筆圈點，讀得很仔細；從新舊《唐書》到《明史》，也點閱了一遍。整整花了十年時間，終於讀完了這部三幹二百五十九卷的大書。
1946年，到蘭州大學教書，恰好那年冬天，學校從上海買回了大量圖書，其中有明刻《皇明經世文編》，是清代禁書，流傳極少（此書一直到1962年，才由中華書局影印行世）。蘭州大學以高價得之，藏於珍本室中，例不借出館外。是書凡五百四卷，收錄了四百二十四家的政治論文，共載文三千一百四十五篇，可算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大部書。但由於書本行格疏闊，字型又大，每卷的字數並不太多。
我趁暑期休假時，鼓起勇氣，攜帶筆紙，入館讀之。自朝至暮，日盡十卷。經過五十天的伏案，便把它涉覽了一遍，並選定其中比較精要的寫作，凡三百二篇，把它區分為禮樂、兵刑、教化、學術、治道、將略、財賦、銓選、經營、水利、邊防、夷務十二門，各歸部類，不相淆雜，寫成《皇明經世文編選目》在《蘭州大學學報》發表。回憶年輕時讀大部書，是用臨陣對敵、打死仗的辦法去攻堅取勝的。既有勇氣，又有傻氣，從來不感畏難怕苦，因而也就取得一些研究成果。
昔人嘗稱：“讀書如克名城。”意思是說讀書要有勇往直前的精神，好比作戰一樣，攻下一座名城，是要投下很大力量的；但一旦攻下之後，又是十分高興的。我在長期治學過程中，深切體味到這句話的道理。平生也實在是採用打仗的精神去對待讀書的。
我還有一種傻氣，便是酷好買書。
一生節衣縮食，自奉和家用都很儉約，但買書卻不吝惜，如果遇見有合意的書，不論貴賤，都要設法買到。有時書堆多了，無地可容，便採用換取的辦法，將那些已經用過或不關重要的書，廉價讓給古舊書店，再從那裡換取一些書回來。這樣，便無異於豐富了自己的收藏。
但是，一個人的財力究竟有限，有些大量的書，仍須依靠從各大圖書館借觀，才能解決問題。例如我早年喜歡涉覽清人文集、筆記。自己買到的清人文集，不過四百種，而我所得寓目的，便有一千一百餘家；自己買到的清人筆記，不過百餘種，而我曾經看過的，便有三四百家。其中大部分是從圖書館，特別是北京、上海圖書館閱讀的。每趁寒暑假的空隙時間，不顧嚴寒酷暑，到那兒去飽讀未見之書，收穫很大。如果沒有幾分傻氣，也是辦不到的。尤其是處在艱苦的環境和歲月裡，仍爭取時間，努力寫作，主要是伏案整理平生尚未發表的叢稿。天熱，就在桌旁放一盆冷水，把溼毛巾墊在胳膊下；汗流入眼睛，就用毛巾擦一下再寫。天冷，手凍僵了，就在暖水袋上捂一下，繼續寫下去。雨天房子漏水，就用面盆接住；水從室外灌進屋裡，就整天穿上膠鞋寫作。每晨四點起床，晚上睡得很晚。就是這樣，經過十年苦幹，整理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
這一大批研究成果，共有三百七十多萬字。計有《勞動人民創物志》、《中國封建社會之分析》、《史學三書平議》、《說文解字約注》、《廣文字蒙求》、《鄭學叢著》五種、《周秦道論發微》、《周秦政論類詮》、《中國古代校讎學》、《清人筆記條辨》等十種。親自謄寫，分裝成冊。特別是其中《說文解字約注》，有二百多萬字，單就謄寫清稿而言，也花了三年半的時間，竟寫禿了五十多支大小毛筆，將我一生鑽研《說文解字》的心得總結，終於整理成書了。
7
做學問是終身之事
努力不懈地幹下去
荀子說過：“學至乎沒而後止也。”這說明學問之道，是沒有止境的。應該努力鑽研，直到生命的結束，才告休止。縱觀古今中外大有成就的學者、科學家，也確是如此。從來不滿足於已經取得的成就，而是繼續前進。孜孜不倦，死而後已。這種精神，是十分感人的。我一生在治學過程中，也就仰慕前賢的治學精神，常用荀子的話鞭策自己。一生自少至老，從來沒有晏起過，日曆上也從來沒有星期天和節假日。在學術研究工作上，沒有放鬆過。經過長期奮鬥，不獨不感到疲倦，反而覺得精神愈用愈出，聰明愈用愈靈。到了晚年，總覺工作做不完，非努力前進不可。所以現在雖已七十，每晨還是四點鐘起床，盥洗、疊被、整頓几案都畢，便開始工作。不自覺其疲睏，感到樂在其中。這樣的自強不息，自問還可堅持下去。
清初學者唐甄，年到七十時，人傷其老。唐甄便說：“我發雖變，我心不變；我齒雖墮，我心不墮。豈惟不變不墮，將反其心於髮長齒生之時。人謂老過學時，我謂老正學時。今者七十，乃我用力之時也。……老而學成，如吳農獲谷，必在立冬之後，雖欲先之而不能也。學雖易成，年不我假；敏以求之，不可少待。不然，行百里者，九十而日暮，悔何及矣！”（見《潛書·七十》）我每讀到他這段言論，志氣為之一振，把它作為座右銘，經常提醒自己：還要振作精神，好好地幹下去。爭取晚年在學術研究方面，努力做些有益的工作。
近年自拔亂反正以來，永珍俱新，國家安定，正大規模地從事經濟建設，出現了高潮。我一念到全國人民的精神食糧很貧乏，連一部內容豐富、首尾完整的中國通史都沒有，這是我們歷史工作者莫大的缺陷和恥辱。我雖年已七十，卻還有餘勇可賈，積極想編述一部《中華人民通史》，來彌補這一缺陷。編述此書，以廣大人民為歷史的主人，著重闡述勞動人民在歷史上的作用，把過去舊史家輕視少數民族，輕視婦女的思想、積習糾正過來；打破以歷代王朝為敘述中心的體系，而以嶄新的義例出現。經過較長時間的斟酌損益，終於初步擬出編寫提綱，打算分為地理、社會、創造、制度、學藝、人物六部分來寫。每部分中，又分列許多子目。看來，規劃是龐大的，工作是艱鉅的。我自己雖已年老，但仍有決心，不畏艱苦的勞動，爭取在有生之年，完成這一工作。俾幾千年來中華民族全部光輝燦爛的文化，得藉此介紹於全世界，替人類作出貢獻，這是我們歷史研究工作者的責任。
1981年8月5日於武昌
本文來源：《張舜徽學術論著選》，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原文標題《自強不息 壯心不已——略談我在長期治學過程中的幾點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