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品嚐到的第一口沁人心脾的酒是原始的果酒。樹上沒人採摘的果子落下來堆積在一起，當溫度、溼度達到一定程度後，果子自然發酵，溢位酒。
糧食生產以後，剩餘的糧食儲存不好，或者多餘的飯食遺於容器內，條件符合時自然發酵成為醴酒。正如晉人江統《酒浩》所言：“有飯不盡，委之空桑。鬱積成味，久蓄氣芳。本出於此，不由奇方。”
因此，酒是大自然對人類的特殊恩賜。
“有飯不盡，委之空桑”簡捷地概括了糧食酒產生的淵源。但是，空桑之內甘醴自出，畢竟不能形成酒業。酒業的形成需要具備3個先決條件：一是人類需掌握基本的釀造技術，先會造麴作糵，如《尚書·說命》所言：“若作酒醴，爾惟曲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二是糧食要有富餘，出現了《詩經·豳風》所說的“八月剝棗，十月獲稻”的豐收景況，方可能“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三是釀酒需有裝置，糧食只有放置在一定體積的容器內，在微生物作用下糖化發酵，才能規模性地生成酒精。因此，除卻技術和糧食的因素外，釀酒裝置問題不解決，酒業是不可能產生的。
誠然，石器作為生產和生活工具早於陶器甚久，但誰都知道用石器釀酒形成酒業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木器雖可成為釀酒之具，但木器的使用和發明又比陶器晚了數千年不止，因此，陶器成為早期先民釀酒裝置的不二之選。將糧食存於陶缸、罐、盆、壺等容器中，再和以曲糵，美酒產生了，酒業出現了。
考古證明，在8000多年前的裴李崗文化時期我國已經有了釀酒技術，河南舞陽賈湖遺址發現有人類釀酒的遺痕。科學家在十幾個不同的陶器殘片上發現了賈湖先民曾經在此地利用水果、稻米、蜂蠟等釀出令原始先民出仙入化的脂液。力證這一結論還有賈湖出土的各類陶器，包括壺、罐、釜、鼎、盆、杯、碗等。尤其應當引起重視的是一些頸部或長或短、口部或大或小、肩部或圓或折，身帶雙系一類的陶壺或陶罐，這類陶器容量較大，有的底尖，有的底圓，還有的帶三足，這些器具如作日常食器或水器似乎都不太方便，極可能是釀酒、貯酒之器。
釀酒和貯酒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無陶不可釀酒，無陶無處貯酒。貯酒的意義不是簡單地保護和存放，更重要的是為了市場貿易創造條件，酒若不貯存在固定容器內就無法轉移到市場進行互市貿易，沒有互市貿易也就沒有酒業的繁榮和持續發展。
▲ 裴李崗文化紅陶壺
裴李崗文化及晚於此期的仰韶文化出土了大量長頸、折肩、小口、雙系而體大的各類壺形器，這類壺形器的主要用途應是貯酒器，並且是專於運輸和市場交換的貯酒器。這些貯酒器的基本使用原理是：壺體大小正合一人或雙人搬動，壺底略尖便於在凸凹不平的地面上置放，壺身置雙系以及壺腹或壺肩大幅外侈是為繞繩以固，壺頸略長而壺口較小利於鎖封防止酒液外溢。構思設計之巧妙，足以令今人刮目相看。
▲ 仰韶文化陶鷹尊
▲ 龍山文化白陶鬹
和貯酒器相配而生的是盛酒器。至仰韶文化中晚期，雖然盆、罐、缽、盂仍是盛酒的重要器皿，但也出現了各類異型的盛酒器具。陝西寶雞北首嶺遺址出土的船形彩陶壺，器作優美的船形，上開小口，船體前後附著雙系，船身彩繪漁網，形態十分可人，雖可作水器使用，但界定為盛酒之器更為恰切。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仰韶文化廟底溝型別的那件陶鷹尊，造型精確，體態雄強，藝術上高度濃縮和概括，從器型特徵判斷，這件陶鷹尊，除盛酒之外，恐怕難以找出其他更為妥帖的實際用途。至龍山文化中晚期，出現了陶質三足的酒器斝、體積較大高腹闊肩帶蓋的罍，斝雖然為祭祀溫酒而造，但這一器型和罍連同飲酒之器的爵、觚，注酒之器的盉等後來被青銅器繼承，延續了2000多年。
早期的飲酒器和食器、飲水器不會有截然的分野。食器或水器中的盆、缽、罐、碗、盂、杯等都是飲酒器的組成部分。自仰韶文化晚期，飲酒器的種類更加多樣了。高足罐、彩陶雙大耳罐、高足杯、直壁杯、斜壁杯、束腰杯、高足豆、束腰觚、三足爵、筒形瓶等各盡姿態，十分俏然。
將盛酒器與飲酒器勾連起來的是挹酒器和注酒器。挹酒器是將盛於盆、罐、缸中的酒舀起傾入注酒器或者直接傾入飲酒器中備飲的器具。出土的早期專於挹酒的器具雖然不多，但稀見的一些挹酒器已足以說明問題。甘肅省博物館所藏馬家窯文化彩陶條紋勺，既是挹水之器，更是挹酒之物。此外，馬廠型別之彩陶三角折帶紋彎柄罐也應該是挹酒器的一種。當然，此期用於挹酒之物還應包括碗、小罐、淺杯、小盆等。
注酒器自馬家窯文化發端，良渚文化出現長頸壺、帶流壺、盉、鬹等，器型優雅、唯美。大汶口文化除了有繩紋鋬三足白陶鬹外，還有陶塑狗形鬹。與大汶口文化相關聯的龍山文化的陶鬹，造型簡約，鬹流長舉，宛如引頸長鳴的鴞鳥，從另一個側面舉證了原始先民製造陶質注酒器的能力和水平。陶質注酒器至此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至今無法超越。
陶器的發生發展催生了酒業，而酒業的發展又推動了陶器的繁榮。在原始先民創造的各種陶器中，以酒器為最。一是類別最多，如按用途分類，包括釀酒器、貯酒器、盛酒器、挹酒器、注酒器、飲酒器。二是造型最複雜、最多樣。有幾何形、獸形、鳥形、人形等。三是藝術創作最為新奇、美妙。良渚文化遺址出土的漏斗形濾酒器，證明5000多年前良渚人已掌握了濾酒技術。紅山文化出土的鴞形陶酒壺，以鴞鳥大張的嘴角為壺流，形態生動而不失實用價值，可謂巧奪天工。龍山文化之黒陶罍造型大氣穩健，美不勝收。陶寺文化之折腹彩陶壺，造型、繪畫渾然一體，天衣無縫。
美奐美崙的原始陶質酒器，雖然是勞動人民的創作成果，但是正如人民創造美酒卻無法享用美酒一樣，勞動人民不是那些原始的高階的陶質酒器的擁有者。
當酒業產生後，美酒連同貯存美酒的工具很快被原始貴族佔有。先是作為統治者的巫師佔有美酒以作降神之用；再是統治者以酒及盛酒、飲酒之具作祭祀之物；再後來，禮制形成，酒及酒器完全成了各類禮儀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統治者痴於酒道之時，酒業繁榮了，勞動人民的藝術創造激情升騰了，酒器發達了。
自仰韶文化那件陶鷹尊開始，我們清楚地看到，原始社會中晚期，酒及酒器就開始用於祭禮活動了。屈家嶺文化遺址出土了成組的陶質酒祭器。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大量的陶質酒器也是祭器的範疇。當然最具代表性的是龍山文化的蛋殼黑陶。這些黑陶禮器是酒業繁榮的明證，也是原始社會晚期酒及酒器禮制化的明證。
夏商以後，藝術家和工藝師們在原始陶器的藍本上細繪青銅圖範，青銅酒器大行其道，青銅時代來臨。然而陶質酒器並沒有絕跡，夏代的印紋硬陶、商周的原始青瓷仍在續寫著中國古代陶器的華章。這華章一直延續至今，成為中國造型藝術的淵源，美術創作的祖本。
2021年9月26日《中國文化報》
第3版刊發特別報道
《陶器與酒文化——
四說陶瓷之功用》
責編：
陳曉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