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王家範先生（1938年9月22日-2020年7月7日）是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終身教授，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資深研究員。從教半個世紀，先生致力於中國古代史學教研，在中國社會史研究恢復與發展、明清江南區域社會史研究等領域作出開拓性貢獻。著有《中國歷史通論》《明清江南史叢稿》等，主編《大學中國史》《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等。
王家範先生於2020年7月7日逝世，享年82歲。保馬今日推送楊國強老師《通古今之變的漫漫長路——追懷王家範教授》一文以為紀念。楊國強老師與王家範先生相交甚親，“雖是初見，已如舊識”，以信以誠，共事十餘年，結下深厚友誼。文章娓娓道來，從與先生的初逢交往談起，在對先生治學品格和治學路徑的描述中，見其立身治學之嚴謹，為人處世之高範。先生溫潤、剛性、不忘本來，有著與學問互相依存的獨特品格。他在洪流中實現自我應變和自我造就，孜孜以求，終成正果，正所謂“身過留痕，不負此生”，令人心生敬仰。
本文原載於《澎湃新聞·上海書評》，感謝楊國強老師對保馬的大力支援！
通古今之變的漫漫長路
——追懷王家範教授
文 | 楊國強
王家範（1938年9月22日-2020年7月7日）
王家範教授逝世已逾週年，但他生前身後出版的著作依然在讀書人中流傳和閱讀，則其數十年歲月之所積留下的學術影響猶在不絕不斷地延續。對於一個學人來說，已是身過留痕，不負此生。
我與王家範教授相識並不算早。雖然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已入陳旭麓先生門下受學，但其時陳先生境遇不順，我們做學生的便以安分、安靜、安帖、安穩為自覺，從不在校內八方逰走，高談闊論。在我的記憶裡，除了每個星期一下午到歷史系的入口處為陳先生取信之外，幾乎沒有進入過歷史系的門庭之內。這種安分和安帖，本意是不要因為學生的多動和盲動為先生添麻煩。但因果相及，歷史系的老師對我來說便大半都始終是陌生人，即使是當日乾綱獨斷的吳澤系主任和顧盼自喜的夏東元室主任，前者僅只遠遠地看到過一次，後者則從未見過一面。由於這種安分守己化為自我侷囿，遂使那個時候的家範教授同在陌生之列而與之無緣相識。但陳先生偶而評點人物，曾說過歷史系的中年教師裡，王家範、劉學照的文章寫得好，則評點出自陳先生之口，又使我在未識家範教授之前已知家範教授之名。九十年代後期家範教授託學生帶話，約我談近代史，於是在離開學校十來年之後，我與家範教授在歷史系的會議室有了一次深夜長談。那天他關注的是為咸豐帝所深信，又死於西太后之手的肅順，以及由此而及鹹同之交的政潮起落。之後對話自遠而近，間涉學界的新聞與舊事，雖海闊天空而常能心同理同。相比於近在咫尺而始終不可知和不可測的熟人，則有此論人論世論事論理的相為印合，對於我來說，家範教授雖是初見，已如舊識。因此，以信以誠，此後的二十多年裡，我和家範教授一直走得很近。自我2008年歲末調入華東師範大學之後，又與他同在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共事十年，於其立身治學所見尤為切近，並常常因此而心生敬意。
家範教授生於上世紀三十年代末期，比之學術上的前一代人和後一代人，他們這代人在自我養成過程中所歷經學術環境的變化和學術取向的變化尤其促迫脫跳，從而身在促迫脫跳之間，一路歷經的困而後思和困而後知也會尤其深刻地切入昨日之我與今日之我之間，成為一種以自我應變實現自我造就的過程。在同一輩人中，家範教授的這種自我應變和自我造就都非常明顯。與之相應而見的，是八十年代以來，他在學術上的一步一步走向高處。就其間的曲折盤陀而言，與前一代人和後一代人相比，這個過程顯然更辛苦。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之交，社會史蓬蓬然而起，為史學界帶來了一種不同於舊日的視野和眼光。其時我曾在沈渭濱教授家中的案頭上見到一疊社會學的著作，還有他做的讀書筆記。對於一個年過半百的歷史學家來說，這種以社會學為路徑而進入社會史的從頭做起，說明了那一代學人中能夠自立於學術走向大幅度丕變之日者，其不肯取巧的認真和執著。而辛苦之所以為辛苦，也正見之於此。以此比彼，家範教授未必會有同樣的情結，但作為同屬一輩而一生以史學為志業成就學問的讀書人，他之既能夠與學界的後浪逐前浪相迎於“日日新、又日新”之間，又能夠立定腳跟而成其自我，無疑靠的也是這種不肯取巧的認真和執著。前一面與後一面都出於自覺，因此前一面與後一面都會留下深刻的影響。他由這個過程進入歷史深處，也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學術風格和學術個性。前一面與後一面的合一，便成為其學問中恆定的東西和身後可以長久存在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上說，則此日的追懷，其實是我對於這種恆定而且久存的回望。
2018年5月，王家範先生參加楊國強教授的榮休儀式
與家範教授相識多年，印象深刻的是數十年之間，他身上始終躍動不歇的那種與學問相為依存的好奇。作為一種學術品格，則時處八十年代以來域外的學術理路、學術觀念、學術方法次第而入，又各成流派而各自立說之際，好奇便會直接地轉化為對於這些外來物事的注目而視，追索探問。因此，四十多年裡，各色流派此起彼落，而家範教授對於與之交集關聯的部分，大半都曾用過功夫。這種功夫融入自我養成和自我造就，其中的言之有物和言之有理化為啟瀹，常常會程度不同地別成視角，影響他對歷史的觀察、審視和詮釋，在翻耕舊說中由淺入深和推陳出新。而與觀察、審視、詮釋、翻耕，以及由淺入深和推陳出新相為依連的，則是自外而入的言之有物和言之有理得以消化，並因消化而內化，在流派的此起彼落中能夠積澱於中國人的歷史研究之中，有如《心王銘》（《景德傳燈錄》）所說的“水中鹽味，色裡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的一經融會，已不著色相。不著色相，正是已經化為己有。
在這一方面，作為一種學界眾生相而與之成為對比的，是四十多年來，出自彼邦而引入中國的理論、方法、流派多，而期望能用之以點鐵成金，赤手縛龍蛇的人也多。其間的一時各擅勝場，又在後浪逐前浪中潮起之後潮落，每一種流派都曾經引人注目，以至於常常有老師跟著學生走，而產生於此起彼落之間的種種移用外國理論、方法、概念、詞彙解釋中國歷史的論說，則少見有能夠切中肯綮而犁然有當於人心者。家範教授的不同，在於他對新知的好奇是由疑問和究詰開始的，而疑問和究詰都與個體已有的學術思考和學術結構相屬連，由此形成的間隔，使他在接納新知的同時又始終保持著一種思考和判斷，而不會以信奉為態度和皈依為立場。是以其筆下出自外來的新知，都是為他自身在讀史過程中生成的問題所駕馭，因此體用本末之分了然明晰。問題與新知交匯會助成創穫，並因之而能夠立說於前人之外和時人之外。但創穫之異乎移用，本義上的區別在於他仍然是在用中國歷史解釋中國歷史。所以，家範教授因其學人品格中的好奇一面，而在四十年學術流變中能夠成為他那一代人中自如地因應學術流變的人。與之相應而且匹配的，是他喜歡論學，尤喜與比他年輕十歲、二十歲、三十歲，而身在學術流變之中各信其信的晚生和後輩一面對話一面傾聽而了無窒礙，以見其對各類新知的熟識。但對他而言，這種學人的好奇同時是一種附著於歷史中的人物、事件、過程、關係，從而腳下始終自有本源的求索。腳下自有本源，則求索隨好奇可以走得很遠，鍥入很深，但最終然仍會回到本源所在的地方。所以，常以好奇之心追索探問的家範教授又始終能守定其心中一箇中國曆史學家的歸旨和本位，不會在學術流變中目迷心搖而失其本來面目。一百年前新文化運動磅礴而起，致梁啟超“樂引其說以自張”，而後是“諸少年噪曰梁任公跟著我們跑也”。後來又有金嶽霖評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說是“我們看那本書的時候，難免有一種奇怪的印象，有時候簡直覺得那本書的作者是一個研究中國思想的美國人”。這兩個文化史上的大人物以自己留下的思想痕跡，真實地說明，在學術流變之日，認真接納新知而又仍能不失自我之難。以此為比較，則一生把自己看成是一個教書匠、一個讀書人、一個小人物的家範教授顯然在這一方面做得更好。
王家範先生參加1978年末舉辦的第一次農民戰爭史學術研討會
家範教授治學早期以明史為重心，而尤其著意於經濟史。多年來作為學科的史學，既在以斷代為界的縱向分解之中，又在以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對外關係史等等為界的橫向分解之中。所以，身在其間，以明史為重心而著意於經濟一面，便成了一種既是選定的又是限定的學術過程。就歷史之各成階段和社會之各成方面而言，這種專注於歷史中一段和一面的研究，因其專注而常常能夠更見深化和細密，論說所及，便往往自有勝義。但就數千年曆史縱向的川流不息和橫向的牽匯萬端而言，則各守一段和一面，又會因物件的侷限而成其眼界的侷限。兩面之間構成的是內在於學術本身的矛盾。家範教授既在縱向分解和橫向分解之中，而用心讀史，沿內在於歷史的因果和邏輯層層深耕，又會以川流不息的無從分解和牽匯萬端的無從分解反照這種兩面不齊的矛盾，對於此中的長處和短處自能知之尤切。因此，其治學有重心、有取向，並能以之自見和以此自立於學界，但總觀而論，則這種重心和取向又並沒有成為他守定的範圍，使他自囿於史學中的一端和一面。八十年代以來，他以中國歷史通論為主題開課授學，並年復一年，融治史的深入與講課的深化為同一個過程。之後，應出版社之約，以此多年來的心血之所積結撰成書，其間的著述又歷時十餘年。這種以通論歷史為指向的持久上下求索，其不息不斷的思想勞動，目的都是貫通地理解在變遷中綿延了數千年的中國歷史。
《明清江南社會史散論》，王家範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
《百年顛沛與千年往復》，王家範著，上海遠東出版社，2001年12月。
《史家與史學》，王家範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5月。
《大學中國史》，王家範、張耕華、陳江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