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朋友轉我一篇劉勝軍“手撕”任澤平的帖子，帖子的主要觀點是：恆大的高負債是“軍師”任澤平忽悠的結果，恆大落到今天這個地步，任澤平應該負責。
看了這帖子我真是啞然失笑，我回復朋友：
1。 哪有狂人聽軍師的？
2。 許家印高薪聘請任澤平，不過是一種划算的廣告行為，任澤平是不是名副其實的軍師還很難說。
3。 經濟學者的策略建議會隨時間、情勢的改變而改變，任澤平在恆大內部到底有何建言並不清楚，用他入職恆大前的部分言論論證是他忽悠了許家印，缺乏事實根據。
4。 即便軍師的建議錯了，為恆大現狀承擔責任的也應該是老闆許家印而不是“軍師”任澤平。
5。 應該深究的是任澤平為什麼辭職。
6。 劉勝軍的批評如果不是因為幼稚，就是因為嫉妒，或者是想自我炒作。
朋友對我的看法深以為然。
我之所以做出如此判斷，是基於對中國當今“企業家”多年來的觀察和認識。
在我看來，那些所謂成功的企業家，沒有幾個是真正尊重學者的。他們不僅不尊重學者，也沒有能力分辨學者的水平。在人文、社科領域，他們的知識儲備太有限，大多數人根本缺乏認識這個世界的正確的思維框架，但他們不自知，他們習慣於認為自己既然能做成一家企業，就無所不知。即便不說他們的三觀是愚蠢的，至少也是糊塗的，因為他們的很多看法彼此自相矛盾，缺乏邏輯。即便在現實面前碰了釘子，他們也不容易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在企業內部，沒人敢指出他們的錯誤；在外部呢，大多是求他們的人，更不會指出他們的錯。
他們也結交學者，但大多數是經濟學者，而且他們判斷學者水平的標準不過是學者的知名度。他們如果延攬學者，不過是為了給自己貼金，“哈哈，你看，某某都是我的高參”。與其說他們不信任軍師，不如說他們也沒有能力判斷軍師的成色。他們中或許有人想真誠的延攬學者，也能分辨學者的水平，但學者是他們的朋友還是他們的下屬，他們的態度就會完全不同：如果是他們的朋友，當然是可以平等對話的；如果成了他們的下屬，他們立馬就會吆五喝六，哪怕你是所謂的軍師。他們都有導師欲，他們需要的不過是軍師來論證他們的觀點，根本不需要任何人來給他們當老師。他們常常把軍師當秘書用，這不過是古代“以倡優蓄之”的故技。
企業家逐利天經地義，但中國很多所謂“企業家”只能看到眼前的那點利，看不到長遠利益，更別說如何提前因應國際國內政經形勢的變遷而做出前瞻性佈局了。我們幾個朋友最近在討論一個話題：中國到底有幾個老闆可以被稱為企業家？撥弄來撥弄去，結果讓人沮喪。
多年以來，我一直在努力實現知識精英和財富精英的雙向對話和深度交流。但我發現，大多數所謂的企業家根本沒有這個眼界。而所謂的知識精英呢？大多數又不接觸實際，只會說空話。現在我承認，至少在目前，二者要實現真正的雙向對話和深度交流是不現實的。
回到任澤平。此前我只是猜測他並不是許家印真正的軍師，或者說許家印並不會聽任澤平的建言，沒想到，任澤平的自辯文章證實了這一點。讓我們來看看任澤平的敘述：
“剛入職沒多久，恆大負債率已大幅升至86。25%，並計劃大舉多元化擴張。看到這種情況，當時我希望能夠諫言，給這家企業、這個行業乃至社會做出貢獻。
“在2018年2-4月我牽頭研究院提供的公司報告上，明確提出諫言：‘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是未來三年三大攻堅戰之首，任何市場主體都不要抱有僥倖心理；防範化解重大風險主要是金融風險、財政風險、房地產風險等；潛在風險：金融條件收緊，資金變緊變貴，中小房企資金鍊斷裂風險”。“我們可能正進入房地產發展的新階段，對‘房住不炒’、長效機制、租購併舉等一系列重大舉措的決心及其影響要有充分估計，轉變觀念，深化轉型。’
“可能多少有些書生意氣，熟悉我的人知道我一向觀點鮮明直接、個性耿直。剛入職沒多久，我還當著公司幾位主要負責人的面諫言降負債、反對多元化，因為國內外企業發展史上清楚地寫著，多元化大多失敗，可謂九死一生。做好一件事情已經很難，同時出圈跨界做好幾件事情難上加難，你的經驗、精力、能力圈、團隊等很難兼顧。少即是多，應該專注把簡單的事情做到極致。
“但是我諫言降負債、反對多元化的事，在一次公司幹部大會上大受批評，而且還批評了很長一段時間，大致的意思就是我格局不夠、認識不到公司重大戰略。這事恆大的很多高管、員工都知道。剛入職，本打算有所作為，結果就遇到了挫折，對我打擊不小，可能很多人包括我並不足夠了解企業文化。
“當然，我依然認為，人要忠於所事，我該講的都講了，只是沒效果；我做了該做的，但最後每個人的觀點立場不同。研究只能起輔助作用，不可能越俎代庖代替決策者拍板。在此之後，隨著行業和金融監管趨嚴，我也繼續多次分析形勢和提示風險。
“……後來，我長年在北京，公司總部卻在深圳，我一個月去深圳平均不過幾天，也完全談不上公司的核心決策層。很多會議我也參加不了，很多情況不瞭解，倒也超脫。
“……2020年下半年，即一年前，我覺得已經做了應有的諫言和努力，但由於言不為用，難以融入。加上判斷國家調控地產的決心和力度很大、房地產的時代要過去了，學術研究更加適合我，所以我提出了離職。”
整體上我是相信任澤平的自辯的。換言之，作為老闆的許家印並不因為任澤平此前對中國經濟的多次準確預測就尊重他，任澤平不應該、也沒資格為許家印的瘋狂負責。任澤平的案例不過再次印證了我對中國企業家階層的整體判斷。需要指出的是，我對經濟學和經濟預測缺乏必要的知識儲備，因此我的上述論斷並不意味著我認可任澤平在經濟分析與預測方面的所有觀點。
我感興趣的問題是：中國的財富精英和知識精英能否真正攜起手來？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到底在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