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高陵出土“香囊卅雙”石牌。據此可以推知曹操高陵應有日常使用的“香囊”隨葬。洛陽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石牌也可見“香囊”銘文，可以看作相類同的文化現象。東漢魏晉時期社會上層用“香”風習普及。貴族大墓或大量隨葬“四方珍香”。對西域出產“香”的熱情追求，與《續漢書·五行志一》“服妖”條所謂“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為之”［1］記載的社會習俗傾向有密切的關係。歷史文獻所見“系香囊”、“垂香囊”、“持香囊”，以及“佩”“香囊”、“帶”“香囊”、“著”“香囊”、“懸”“香囊”等用“香”方式，形成值得重視的社會風俗史情景。“香囊”體現了兼及物質層面與精神層面的生活消費內容，也反映了當時社會的衛生意識、幸福追求與審美情趣。由絲綢之路西來的文化影響，也透過“香囊”的使用有所表現。
曹操高陵“香囊卅雙”石牌
曹操高陵2號墓出土“石牌66塊”，有文字“396個”。［2］其中有文字為“香囊卅雙”（M2：96）者。［3］曹操高陵2號墓出土刻銘石牌文字的內容，有學者指出，其性質“應為‘物疏’，即一般所說的‘遣冊’，這是隨葬品記錄，它們流行於戰國時代至魏晉時期。”［4］
也就是說，曹操高陵隨葬品應有“香囊卅雙”。石牌文字“香囊卅雙”所體現的這一情形，透露了這一時期社會生活史的重要資訊。
對於考察曹操高陵刻銘石牌文字“香囊卅雙”具有參照意義的文物，還有洛陽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石牌文字“白珠落香囊一」具玦廁自副”（M1：128）。“白珠落香囊”，李零釋作“白珠落（絡）香囊”［5］，是正確的。“落”與“絡”通，見於高亨《古字通假會典》“絡與落”條：
【絡與落】《漢書·李廣傳》：“禹從落中以劍斫絕纍。”顏注：“落與絡同。”○《漢書·西域傳》：“落以隨珠和璧。”顏注：“落與絡同。”○《莊子·天道》：“知雖落天地。”《太平御覽》四六四引落作絡。○《莊子·胠篋》：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文選·吳都賦》劉注引落作絡。○《淮南子·齊俗》：“待西施毛嬙而為配。”《群書治要》引作“西施絡慕”，《太平御覽·獸部八》引“西施落慕”。○《文選·景福殿賦》：“兼苞傅落。”李注：“郭璞《山海經注》：‘絡，繞也。’落與絡，古字通。”［6］
其中李禹故事體現“落”與“纍”即“絡”與“纍”的結合［7］，說明“落”“絡”字義最為明朗。
“白珠落（絡）香囊”，應即以“白珠”絡傅裝飾的“香囊”。而“玦廁自副”，是說作為附綴的玉玦與“香囊”合為一體。
東漢“胡”風與“京都貴戚”的西域“珍香”追求
自張騫“鑿空”，開通西域道路之後，東西方向的人員往來、貨品貿易和文化交流益為頻繁。一時“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8］據《東觀漢記》卷一六《楊正傳》記載，“西域賈胡”在都市甚至有以強勢方式組織聚會的能力。［9］馬援南征“武陵五溪蠻夷”，執政集團成員有指揮不力、進軍遲緩的批評，以“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相比喻。［10］可知朝廷上層人物對於“賈胡”在內地從事商業的經營方式和行為習慣都是熟悉的。
“胡”人在中原地方的活躍［11］，因其積極進取導致的成功，有力促成了社會文化生活中“胡”風的浸染。前引《續漢書·五行志一》“服妖”條：“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為之。”貴族階層“皆競為之”，自然也會對更普遍社會層面的文化風習形成導向性的影響。
東漢晚期以至魏晉魏之際“京都貴戚”們在生活情趣與審美傾向方面的相關表現，在比較具體的歷史文獻中有所記錄。他們對“香”的消費需求特別引人注目。
漢末實力派軍閥劉表的墓葬西晉時遭遇盜掘，據說“芬香聞數里”。［12］《水經注》卷二八《沔水》記載了“墓中香氣遠聞三四里中，經月不歇”的情狀。［13］《藝文類聚》卷四○引《從徵記》則說“香聞數十里”，遠遠超越《水經注》所謂“三四里”。並且明確寫道，“（劉）表之子（劉）琮，搗四方珍香數十斛，著棺中。蘇合消疾之香，莫不畢備。”［14］包括“蘇合消疾之香”的“四方珍香”的搜求與大量隨葬，顯現上層社會對遠國來“香”的特殊珍愛。
“蘇合香”由西域方向傳入。《後漢書》卷八八《西域傳》講述“大秦”文化地理，說道：“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為蘇合。”［15］說到這種“香”的出產地方與製取方式。《三國志》卷三〇《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傳》記述“大秦國”物產，說到“蘇合、狄提、迷迷、兜納、白附子、薰陸、鬱金、芸膠、薰草木十二種香”。“蘇合”名列前位。［16］《後漢書》卷五一《李恂傳》記載，李恂任職西域，當地貴族商人“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而李恂卻“一無所受”。［17］可知西域名產“香”為中原人喜好的情形，西域人是熟知的。《藝文類聚》卷八五引《班固與弟超書》寫道：“今賚白素三匹，欲以市月氏馬、蘇合香、闟登。”［18］西域“蘇合香”已經透過貿易方式遠銷到洛陽。《三國志》卷二九《魏書·方技傳》裴松之注引曹植《辨道論》：“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罽、腰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19］都說到西域的“香”。有的研究者解釋：“香罽，具有香氣之毛織物。”［20］產生這樣的誤解，並不是沒有緣由的。《中文大辭典》釋“香罽”一語，指出：“毛氈也，言香者，美之也。”書證即“《後漢書·李恂傳》”。［21］《漢語大詞典》以為“香罽”即“華麗的毛氈”，書證同樣舉“《後漢書·李恂傳》”。［22］這種解釋“香罽”的說法，其實應當予以澄清。史籍文獻所見西域人“數遺”李恂之“香罽”，“西域胡來獻香罽”之“香罽”，都應當理解為“香”和“罽”，如班固所“市”“蘇合香、闟登”。《後漢書》卷八二下《方技傳下·甘始》李賢注引曹植《辨道論》：“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罽腰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23］“香罽腰帶割玉刀”七字全不分斷，或許標點者是有自己的考慮的。［24
漢魏“貴戚”們對於西域“香”的愛重，或許可以從曹操高陵出土石牌文字“香囊卅雙”得到文物實證。
東漢魏晉“香囊”的普及
屈原《離騷》以“香草”“花心”寄託心志。其中寫道：“掔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蕊。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王逸注：“貫，累也。薜荔，香草也。”“蕊，實也。累香草之實，……貫累香草之實。”“胡繩，香草也。纚纚，索好貌。”據洪興祖補註，“言我佩結香草，拾其花心”，均藉助“俱有芬芳”之草木，“以表己之忠信”。然而如屈原自己所說，此皆“非世俗之所服”，王逸注所謂“固非今時俗人之所服行也”。［25］可知屈原自說“餘帶佩眾香”事［26］，似未可看作戰國時期社會風俗史料。
早期“香囊”，亦見於漢代學者王逸對於《離騷》文句“蘇糞壤以充幃”的解說。《離騷》寫道：“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王逸注：“蘇，取也。充，猶滿也。壤，土也。幃，謂之幐。幐，香囊也。”“言蘇糞土以滿香囊，佩而帶之，反謂申椒臭而不香，言近小人遠君子也。”漢代語言習慣中普遍用以形容低賤的“糞土”［27］，以取其“充幃”成為嚴正的政治警告。這種以“臭”“香”及“小人”“君子”對比的表述，借用了“香囊”之喻。洪興祖補註：“《爾雅》雲：‘婦人之褘，謂之褵。’注云：‘即今之香纓也。褘，邪交落帶繫於體，因名為褘。’”［28］《離騷》以熱烈的語句頻繁表達對芳香的追求，言“蘭皋”“椒丘”，言“芳與澤其雜糅”［29］，對“世溷濁”反覆斥責。［30］這種理念，或許體現了生活史的進步。［31］然而所說“結幽蘭”，“折瓊枝以繼佩”，“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以及“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32］，都是取芳草香花以為直接的裝飾，而並非後世用“香”情形，即利用由動植物提取或製作加工香料的手段，以滿足嗅覺美好需求的方式。
對於王逸註釋《離騷》“蘇糞壤以充幃”以為“幃”即“幐”，“幐，香囊也”的說法，段玉裁是取質疑態度的。《說文·巾部》：“幃，囊也。”段玉裁注：“《離騷》：‘蘇糞壤以充幃。’王逸曰：‘幃，謂之幐。幐、香囊也。’按凡‘囊’皆曰‘幃’、曰‘幐’。王依文為說則謂之‘香囊’耳。或曰《爾雅》‘婦人之褘’亦作‘幃’。是許所云‘幃’也。今按此與《爾雅》之‘褘’無涉。《釋器》曰：‘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緌也。’郭雲：即今之香纓。女子既嫁之所著，示系屬於人。義見《禮記》。考《士昏禮》注曰：‘婦人十五許嫁，筓而禮之，因著纓，明有系也。蓋以五采為之，其制未聞。’［33］《內則》：‘婦事舅姑’‘衿纓’。注曰：‘婦人有纓，示系屬也。’［34］《詩》：‘親結其縭。’毛雲：‘縭，婦人之褘也。母戒女施衿結帨。’［35］孫炎釋《爾雅》‘婦人之褘’雲：‘帨巾也。’《禮》之纓必以採繩。《詩》《爾雅》之褘縭乃帨巾，其不相涉明甚，景純注非。許以‘囊’釋‘幃’，亦斷非《釋器》及《毛詩》之‘褘’也。”又《說文·巾部》：“幐，囊也。”段玉裁又重複了相關意見：“《離騷》：‘蘇糞壤以充幃。’王注：‘幃，謂幐。幐、香囊也。’按凡‘囊’皆曰‘幐’。王望文為說耳。”［36］可見，段玉裁對於這一判斷是有確定的自信的。
看來，王逸有關“香囊”的知識很可能來自其自身的生活體驗。王逸注《離騷》以為屈原時代已經使用“香囊”的見解，似未能確定。而史籍文獻所見“香囊”的密集出現，是在東漢晚期至魏晉時代。
這一階段的歷史文獻中，頻繁看到“系香囊”、“垂香囊”、“持香囊”，以及“佩”“香囊”、“帶”“香囊”、“著”“香囊”、“懸”“香囊”等使用“香囊”的方式。《北堂書鈔》卷一三六引繁欽《定情詩》雲：“何以致叩叩，系香囊肘後。”［37］《玉臺新詠》卷一《古詩為焦仲卿妻作》：“紅羅復斗帳，四角垂香囊。”［38］《晉書》卷四一《劉寔傳》：“嘗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絳紋帳，裀褥甚麗，兩婢持香囊。”［39］《晉書》卷七九《謝玄傳》：“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即焚之，於此遂止。”［40］《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引《晉書》曰：“謝玄好帶紫羅香囊。”［41］《雲谷雜記》卷一引《世說》雲：“謝遏年少時好著紫羅香囊。”［42］前引繁欽《定情詩》“系香囊肘後”或作“香囊系肘後”，亦有“香囊懸肘後”之說。［43］
歷史記憶中的“香囊”形制與使用方式
有人說，“……香囊則蘇合凝丸，此亦衣飾之至奢也。”［44］其實，“香囊”隨多作“衣飾”，然而卻又並不僅僅用為“衣飾”。
前說“何以致叩叩，系香囊肘後”或者“香囊系肘後”、“香囊懸肘後”以及“紅羅復斗帳，四角垂香囊”，“香囊”都不是“衣飾”。
“肘後”，可能是隨身攜帶物品的通常形式。《後漢書》卷二〇《祭遵傳》：“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以五采囊裹石系豐肘，雲石中有玉璽。”［45］《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寫道：“紹又嘗得一玉印，於太祖坐中舉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惡焉。”［46］《晉書》卷六九《周顗傳》：“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系肘。’”［47］都是“系”“印”於“肘”習慣的反映。《晉書》卷一二二《呂光載記》：“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48］所謂“肉印”在“肘”，是將握有權力的異相。《太平御覽》卷九〇九引《續捜神記》曰“襄陽習鑿齒為荊州主簿，從桓武帝出獵。時大雪，於江陵城西，見草上雪氣出。伺觀，見一黃物。射之，應箭死。往取，乃一老雄狐，腳上帶絳綾香嚢。”［49］《太平御覽》卷七〇四引《幽明錄》：“習鑿齒為荊州主簿，從桓宣武出獵。見黃物。射之，即死。是老雄狐，臂帶絳綾香嚢。”［50］所謂“老雄狐”死，而“腳上帶綘綾香嚢”或說“臂帶絳綾香嚢”的妖異現象，應與“香囊系肘後”、“香囊懸肘後”社會習俗有關。
《晉書》卷七二《葛洪傳》說葛洪抄書有“《肘後要急方》四卷”。［51］《隋書》卷三四《經籍志三·子經志》著錄“《遁甲肘後立成囊中秘》一卷”、“《遁甲肘後立成》一卷”、“《肘後方》六卷”、“《陶弘景補闕肘後百一方》九卷，亡”、“《扁鵲肘後方》三卷”［52］，由“《遁甲肘後立成囊中秘》”可知，“肘後方”盛裝在“囊”中。《魏書》卷九八《島夷傳·蕭昭業》：“凡諸不逞，皆迭加爵位，許以南面之日，便即施行，皆疏官位名號於黃箋紙與之，各各囊盛，帶之肘後。”［53］
“囊”或許曾經是通常使用最普遍的包裝盛裝器用。因此《史記》卷七一《樗裡子甘茂列傳》有“秦人號曰‘智囊’”之說。［54］“智囊”之稱，又見於《史記》卷一〇一《袁盎晁錯列傳》。［55］《後漢書》卷二五《魯恭傳》亦見“智囊”之稱。［56］《史記》卷七六《平原君虞卿列傳》“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的比喻［57］，也說明人們對日常用物“囊”的熟悉。
“囊”的規格有相當大的。《說文·巾部》：“帣，囊也。今鹽官三斛為一帣。”［58］這是容積相當大的“囊”。韓信用兵，曾經“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敵軍“渡水”時，“使人決壅囊，水大至”。［59］以“囊”“盛沙”情形，又有《後漢書》卷一上《光武帝紀上》李賢注引《續漢書》曰：“時冰滑馬僵，乃各以囊盛沙，布冰上度焉。”［60］這種“盛沙”“滿盛沙”的“囊”，形制可能接近《說文》所謂“帣”。有人語楚頃襄王，以“鳥六雙”喻“秦趙等十二國”，稱“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61］此說或可看作賈誼“囊括四海”比喻之先聲。《後漢書》卷三五《鄭玄傳》：“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62］說的也是容量較大的“囊”。《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記載蘄年宮之變，張守節《正義》引《說苑》言“秦始皇”“取兩弟撲殺之”，又載茅焦“上說”有“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語。［63］“囊”的容量不會太小。《史記》卷八三《魯仲連鄒衍列傳》關於伍子胥之死，司馬貞《索隱》引《國語》：“乃盛以鴟夷，投之江也。”［64］《史記》卷四一《越王勾踐世家》：“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司馬貞《索隱》：“范蠡自謂也。蓋以吳王殺子胥而盛以鴟夷，今蠡自以有罪，故為號也。韋昭曰‘鴟夷，革囊也’。或曰生牛皮也。”［65］而東漢杜根遭遇，使用“縑囊”“囊撲”，“縑囊”既作組合刑具，也成為一次性屍袋［66］，情況亦相類似。
關於荊軻刺秦的著名故事，《史記》卷八六《刺客列傳》記述了這樣的情節：“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67］這種可以隨手“提”擲的“藥囊”，體量可以估計。前說“系香囊”、“垂香囊”、“持香囊”，以及“佩”“香囊”、“帶”“香囊”、“著”“香囊”、“懸”“香囊”等方式使用的“香囊”，體量都應有限。“裹石”及盛裝“璽”“印”的“囊”，也應當如此。洛陽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石牌文字“六寸瑇瑁叉□」袠丹縑囊自副”（M1：53），“高八寸金投壺」壺一枚籌丹」縑囊柙自副” （M1：155），“三合銀香鑪一」槃丹縑囊自副”（M1：179），“墨漆行清一」丹縑囊自副”（M1：265），“丹縑表青縑」裡計旃一具」骨筭囊自副”（M1：285），“銀槃鐙一丹」縑囊自副”（M1：378），“象牙錐畫蒲」床一五木」丹縑囊柙自副”（M1：415），從盛裝物品看，體量也應當不大。“六寸瑇瑁叉□」袠丹縑囊自副”透露的尺寸資料“六寸”尤其具有參考意義。
《北堂書鈔》卷一三二引石虎《鄴中記》雲：“冬月，繅大明光錦，絮以房子綿一百二十斤，白縑為裹，名覆帳。帳上安金蓮花，中縣金薄織成綩囊，飾以□□，囊受三升，以經節貫玉璧內，帳雄也。”［68］《太平御覽》卷九八一引《鄴中記》曰：“石虎作流蘇帳，頂安金蓮花。花中懸金薄織成綩囊，囊受三升，以盛香。”注：“帳之四面上十二香囊，采色亦同。”［69］石虎稱帝據曹操去世不過115年。所謂“囊受三升”，或許可以作為理解曹操高陵“香囊”形制的參考。“囊受三升”與前說“帣，囊也”，“三斛為一帣”，容積相差10倍。
“香囊”與曹操性情的認識
《說文·革部》：“鞶，大帶也。《易》曰：‘或錫之鞶帶。’［70］男子帶鞶，婦人帶絲。”段玉裁注：“《內則》曰：‘男鞶革，女鞶絲。’注云：‘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有飾緣之，則是鞶裂。’”［71］“《內則》雲：‘男鞶革。女鞶絲。’則鞶非大帶明矣。《周禮》‘巾車’疏引《易》注云：‘鞶帶，佩鞶之帶。’此蓋鄭注與《詩》《禮》注同。而《內則》‘施縏袠’，注云：‘縏，小囊也。’”［72］所謂“鞶”“縏”，是附於“帶”上的“小囊”。其質料，前者是韋革，後者是絲繒。
曹操是曾經使用這種隨身“小囊”的。《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裴松之注引《曹瞞傳》寫道：“太祖為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帢帽以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餚膳皆沾汙巾幘，其輕易如此。”［73］所謂“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細物”，“小鞶囊”者，就是“鞶”“縏”這種附於“帶”上的“小囊”。所謂“以盛手巾細物”的說法，也可以透過曹操高陵出土石牌文字“絨手巾一”（M2：362）［74］得到印證。［75］正如劉瑞在考論曹操高陵石牌文字“常所用”時所指出的，即如《後漢書》卷五《安帝紀》所謂“常所御”，《後漢書》卷四二《光武十王傳·東平憲王蒼》所謂“常所御”“舊時器服”［76］，《三國志》卷五五《吳書·周泰傳》裴松之注引《江表傳》所謂“常所用御”［77］，以及《南齊書》卷三《武帝紀》所謂“身上著”“常所服身”［78］，所指示“確實是曹操生前所用之物。”［79］
據說曹操“為人佻易無威重”，所謂“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餚膳皆沾汙巾幘，其輕易如此”，而《曹瞞傳》所舉例證，從日常服用看，即“被服輕綃，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帢帽以見賓客”，可知其被服衣冠方面的表現，是遠離權力者通常的“威重”形象的。而“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細物”，尤其體現了與世俗生活頗為接近的平常習性。
《太平御覽》卷九八一引《夢書》曰：“夢得香物，婦女歸也。”［80］大約“香物”配用，是“婦女”習慣。由“香囊”的使用，或許也可以理解曹操“為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以及“被服輕綃”，“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的“輕易”性格。曹操高陵出土石牌文字有“胡粉二斤”（M2：301）［81］，可以互相參照。
曹操“香囊”使用方式推想
南朝陳徐陵《雜曲》：“流蘇錦帳掛香囊，織成羅幌隱燈光。只應私將琥珀枕，暝暝來上珊瑚床。”［82］所謂“錦帳掛香囊”，提示了“香囊”的一種使用方式。“香囊”與“錦帳”“羅幌”“琥珀枕”“珊瑚床”的組合，顯現了在家居格局中的作用。如果關注與曹操的時代相近的例證，則又有《藝文類聚》卷三二載錄“後漢秦嘉《與妻書》”及“秦嘉妻徐淑《答書》”。秦嘉寫道：“不能養志．當給郡使。隨俗順時．僶俛當去。”深切表達“想念悒悒”心情。徐淑回答，“身非形影，何得動而輒俱。體非比目，何得同而不離。於是詠萱草之喻，以消兩家之恩。割今者之恨，以待將來之歡。”秦嘉重報妻書，寄與明鏡，“並寶釵一雙，好香四種，素琴一張，常所自彈也。”他說：“明鏡可以鑑形，寶釵可以耀首，芳香可以馥身，素琴可以娛耳。”對應其妻“萱草之喻”，有“好香四種”，又言“芳香可以馥身”。而“妻又報嘉書”因“厚顧殷懃，出於非望”表示感謝，又寫道：“鏡有文彩之麗，釵有殊異之觀。芳香既珍，素琴益好。惠異物於鄙陋，割所珍以相賜。非豐恩之厚，孰肯若斯。覽鏡執釵，情想髣佛。操琴詠詩，思心成結。敕以芳香馥身，喻以明鏡鑑形。此言過矣，未獲我心也。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婕妤有誰榮之嘆。素琴之作，當須君歸。明鏡之鑑，當待君還。未奉光儀，則寶釵不列也。未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83］表示這些有利與容飾之美好的禮品，“當須君歸”，“當待君還”才會使用。由所謂“芳香馥身”到“未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從“身”說到“帷帳”。
當然，“香囊”的使用，有多種形式。［84］《太平御覽》卷七〇四引《晉中經簿》曰：“盛書皂縹囊，書函中皆有香囊二。”［85］這是圖書收藏用“香囊”例證。不過，雖然戰國秦漢墓葬多有隨葬圖書現象，而曹操史稱“博覽群書”［86］，“能明古學”［87］，但是曹操高陵並沒有隨葬文獻的跡象。曹操高陵使用的“香囊”，由石牌文字“香囊卅雙”的數量推想，也許並非作為“衣飾”隨身“系”“佩”“帶”“著”，即“以芳香馥身”，可能性更大的是使用方式或如《古詩為焦仲卿妻作》“紅羅復斗帳，四角垂香囊”以及石虎作“帳”，“帳之四面上十二香囊”一類。
關於曹操對使用“香”的態度，我們看到相互矛盾的資訊。《太平御覽》卷九八一引《魏武令》曰：“昔天下初定，吾便禁家內不得香薰。後諸女配國家為其香，因此得燒香。吾不好燒香，恨不遂所禁。今復禁不得燒香，其以香藏衣著身，亦不得。”［88］而《太平御覽》卷九八二引《魏武令》則說：“房室不潔，聽得燒楓膠及蕙草。”［89］關於“香薰”“燒香”的兩種態度，兩種指令，《曹操集》同時編列於《內誡令》條下。而“其以香藏衣著身，亦不得”作“其以香藏衣著身，亦不得”。［90］然而，曹操高陵出土石牌文字“香囊卅雙”（M2：96），提供了曹操用“香”的文物確證。
《太平御覽》卷九八一引任昉《述異志》曰：“魏武帝陵中有泉，謂之香水。”［91］這樣的傳說，也將“香”與“魏武帝陵”聯絡了起來。“魏武帝陵中”“香水”，或許可以從一個特殊的側面，為我們理解曹操高陵石牌文字“香囊”的意義提供幫助。
【王子今 “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協同攻關創新平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本文原刊《中國文化》2021年秋季號）
訊息來源 中國文化雜誌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