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英是明代有代表性的畫家之一，與沈周，文徵明和唐寅被後世並稱為“明四家”、“吳門四家” ，亦稱“天門四傑”。沈、文、唐三家，不僅以畫取勝，且佐以詩句題跋，就畫格而言，唐，仇相接近。存世畫跡有《漢宮春曉圖》 、《桃園仙境圖》等等。
儘管仇英在青綠繪畫上有很深的造詣，但其在文人士大夫的眼中出身貧寒，畫上不以詩文來題跋，在旁人眼中不過是一畫工。原因則在於當時仇英所處的正是講求筆墨氣息與文人意趣的時代，且當時文人畫家的業餘理想與職業畫家的技法傳承之間存在基本矛盾，仇英就是處在這一矛盾深化的時代。
仇英在畫史上能與沈、唐、文三家並埒，除了董其昌所指出的青綠繪畫的造詣外，主要在於他臨摹前代名跡的精湛功力。董其昌曾經這樣評述：“李昭道一派為趙伯駒，精工之極又有士氣，後人仿之者，得其工不能得其雅，若元之丁野夫、錢舜舉是已。蓋五百年而有仇實父。”董氏持論甚高，可見他對實父青綠山水推崇備至。
王樨登也於《吳郡丹青志》中稱“畫師周臣而格律不逮，特工臨摹，粉塗黃紙，落筆亂真，至於發翠毫金，絲丹縷素，精麗豔逸，無慚古人。” 根據記載可見仇氏以精工富麗的繪畫風貌聞名畫壇，足以說明仇氏在摹古上獲得極高的藝術成就，但這並非是他作品風格的全部。
畫史上對其臨摹的功力多為讚揚之詞，這裡不一一列舉。儘管臨摹功力精湛，歷代名家對此也有不滿之處，如看了仇英為周鳳來所作《子虛上林圖》的王世貞寫道：“使仇少能以已意發之，凡所揮灑，何必古人？”意即仇英雖暗習古法，卻不能自出新意。王樨登《吳郡丹青志》評價仇英有曰“稍或改軸翻機，不免畫蛇添足”，意即仇英雖偶然對古法有所創新，卻往往顯得多餘而不自然。
故王樨登在以傳統神、妙、能、逸四品分類的《吳郡丹青志》中，仇英品第位於“能志品”，當然，每位鑑賞家的批評與自己所見藏品有關，故均有一定的相對性，假使畫史上各位大家晚生幾百年，當他們站在上海博物館藏仇英《劍閣圖》軸之前，可能就會另下評語：此圖蓋圖玄宗幸蜀故事，佈景得北宋全景山水氣象，筆墨承李唐一路遺風，頗具沉著雄渾之氣，其筆墨之厚重，即從《臨蕭照瑞應圖》卷之類的臨摹功夫中得來。若將其置於南宋諸公間，當無愧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