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昏永罩亞特蘭蒂斯

編者按:

本文原題目為《黃昏永罩亞特蘭蒂斯——與》,奧布萊恩(William Arctander O‘Brien)撰,李小均譯,選自《古典詩文繹讀·西學卷· 現代編(下)》,劉小楓選編,李小均、趙蓉等譯,華夏出版社2009年版,頁99-125。

黃昏永罩亞特蘭蒂斯

這是《王制》(Republic)中的一個傍晚。蘇格拉底跟朋友們打完招呼,應他們的催促,同意簡要回顧昨夜討論的話題。在《蒂邁歐》(Timaeus)——這篇對話柏拉圖並非一晚寫就、而是經過多年才完成——開頭,蘇格拉底幾乎三言兩語就勾勒了他心目中理想城邦的輪廓。他心急火燎,是因為他今晚的目的不是講,而是聽。蘇格拉底渴盼享受朋友們豐盛的宏論,因此,他對昨晚大加撻伐的詩人,隻字不提。不過,他的話語逐漸充滿了詩性色彩:他將理想的城邦比成美妙的畫作、熟睡的動物,並說希望聽到,這幅畫作會在一次偉大戰爭中“完成”,這隻動物會甦醒。應邀複述完昨夜的主題後,蘇格拉底已經準備好緘口聆聽。蘇格拉底結束了在《王制》中的正劇表演,突然將舞臺拱手讓給了朋友們:

在繼續討論之前,我想告訴你們,我自己對我們描述過的城邦抱有什麼樣的感情。我不妨把自己比做這樣一個人,看到美麗的動物,無論是畫家藝術性的創造,還是活生生的但靜如處子的實體,心中都會有種衝動,想看到它們動起來,打起來,並且要切合身份——這就是我對我們一直描述過的城邦所抱的情感。有些衝突所有的城邦都會經歷,我想要聽聽哪位能夠談一下,我們的城邦如何得體地對付鄰邦,如何在戰時以光明正大的言行與鄰邦交鋒,而無愧於她所受到的訓練和教養……我已經完成我的任務,現在就看你們的了。你們商量好了,同意今晚用話語的盛宴給我答覆,就像我昨晚用話語的盛宴款待過你們。我現在就像過節似的,比任何人都急於享受這頓你們答應的大餐。(《蒂邁歐》19b以下)

蒂邁歐(Timaeus)和克里提阿(Critias)急於想給蘇格拉底一個驚喜,就齊聲說,他們已經商量好了,保證讓他十二分地滿意:

我要講一個關於古老世界的故事,是我聽來的……雅典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業績,本該名垂青史,但由於年代久遠,當事人遭受浩劫,這個故事沒有傳承下來。(《蒂邁歐》 21a-d)

克里提阿說,他選擇講這個故事,理由令人吃驚,即《王制》中描述的情景即便稱得上忠實,也不過是他下面描述的那些雅典人最近的摹本而已:

昨天你對我們描述的城邦居民是虛幻的,今天我們就要把他們轉移到現實世界。你虛構的城邦應當就是雅典古老的城邦。我們還認為,你虛構的那些居民就是我們真正的祖先……他們驚人地一致,因此,你理想國的居民就是古代的雅典人,這種說法不會有何疑問。(《蒂邁歐》26cd)

蘇格拉底的朋友將《王制》轉移進“現實”,即古代雅典。傳說中,亞特蘭蒂斯曾經與雅典對峙。蘇格拉底最後的兩篇對話(《蒂邁歐》和《克里提阿》)是記載亞特蘭蒂斯島最古老、最詳細的西方文獻。克里提阿告訴蘇格拉底,這個故事最先是埃及塞斯地區的一個祭司從別的語言聽來的。祭司將這個故事講給了希臘七賢中最聰明的梭倫(Solon),梭倫把這個故事帶回了雅典。經幾代人忠實地口口相傳,傳到了克里提阿的祖父那裡;克里提阿在孩提時代就聽了祖父講的故事,就記了下來。從此,亞特蘭蒂斯這座沉沒的島嶼,在西方文學中都以雅典城邦的宿敵面目出現。這塊傳說中的神奇大地是雅典人理想城邦的唯一敵手。

與克里提阿一道,我們也可以抱怨,這個故事怎麼“沒有傳承下來”,因為亞特蘭蒂斯和雅典的戰爭,即便柏拉圖曾經補足,現在也已湮滅無聞。蘇格拉底的《王制》如此心高氣傲,必然對此戰爭三緘其口,經過數度敘述的推延,這場戰爭最終就像沒有發生過。蒂邁歐是第一個推延敘述這場戰爭之人。《蒂邁歐》以蒂邁歐的名字命名,所以他穿插進來闡釋宇宙的起源。接著在《克里提阿》中,克里提阿再次提到因這篇對話而出名的亞特蘭蒂斯。他敘述了海神波塞冬(Poseidon)和一個凡人如何發現該島,描述了該島的地貌、風俗和禮儀,追溯了其發展壯大、乃至隱然有帝國氣象的歷程。此後,他的故事驟然加速,敘述眾神之神宙斯如何召集奧林匹亞諸神開會,要對即將走火入魔的亞特蘭蒂斯島進行審判。等眾神到齊之後,宙斯在位於宇宙的中心開始發言。宙斯究竟說了些什麼?在《王制》中,宙斯什麼都沒有說。蘇格拉底和他的朋友也沒有說。因為宙斯正要開口,蘇格拉底他們最後一次對話就已經戛然而止。眾神對亞特蘭蒂斯島的大審判,連同雅典與亞特蘭蒂斯的那場偉大戰役,從此沉沒於空白頁的微光之中。

如果說在《克里提阿》中,《王制》僥倖躲過了雅典跟亞特蘭蒂斯這場偉大的戰爭,那麼,此後,它沒有躲過其他如潮的批評。批評傳統至少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這些批評通常選擇似乎可以作為自身依據的哲學話語正面攻擊《王制》,反而忽略了亞特蘭蒂斯島的形象,將之貶抑為奇談怪論。在這場無休止地圍攻《王制》(哲學中的《伊利亞特》)的戰爭史中,迄今為止只有一次小小的行動,避開了正面交鋒,不妨將之看成是一次奇襲。這次奇襲秘密地顛覆了柏拉圖的政治大廈。其發起者正是十八世紀的弗雷德里希 封 哈登伯格,即諾瓦利斯(1772-1801)。他的特洛伊木馬就是看上去非常天真爛漫的小說《奧夫特爾丁根》。這部小說更像個木馬玩具,通篇充滿了柏拉圖的寫作意象。尤其最著名的高潮部分(即“克林索爾童話”)改寫了洞穴和太陽等意象。這個童話在邏輯上準確生動地答覆了蘇格拉底在《王制》中的觀點。小說中,主人公亨利希等人的對話迴應了蘇格拉底等人加諸於詩人身上的種種指責;第三章中對亞特蘭蒂斯故事的添枝加葉,闡明瞭城邦的意象和詩人在其中的職責,令人想起詩人在《王制》中遭到的迫害及被驅逐的命運。

黃昏永罩亞特蘭蒂斯

諾瓦利斯(1772-1801)

人們通常承認柏拉圖對諾瓦利斯的泛泛影響,但《奧夫特爾丁根》與《王制》究竟有何關係,迄今尚未得到檢視。《奧夫特爾丁根》第二章敘述了亞特蘭蒂斯的故事,就篇幅而言僅次於這部詩化小說中的克林索爾童話,不可謂不引人矚目,但人們對諾瓦利斯的政治學說研究,還是集中於他此前的兩部作品《信仰和愛》和《基督教或歐洲》。《信仰和愛》是斷章和詩歌的合集,發表於1789年某月刊,題獻給新登基的普魯士國王和皇后。《基督教或歐洲》是一篇未曾面世的對中世紀天主教美德的頌歌。因為諾瓦利斯的朋友弗雷德里希 施勒格爾意識到普魯士國王對《信仰和愛》頗有微詞,就接受了歌德和施萊爾馬赫的建議,沒有將之付梓。這兩部作品雖然不長,但其政治意識和歷史關懷相當明晰,有可能轉移了人們的批評註意力,以致沒有充分考慮《奧夫特爾丁根》作為政治文字的可能性。因此,儘管人們通常視之為諾瓦利斯最成熟、最具想象力的作品,但即便是考察其政治內涵,也只是將其視為早期政治觀的補白而已。然而,《奧夫特爾丁根》中有關亞特蘭蒂斯的故事、亨利希的對話錄和“克林索爾童話”的“意象面紗”,足以置疑該小說的政治內涵只是諾氏早期作品觀點改頭換面的說法。

諾瓦利斯直言,他對《奧夫特爾丁根》中的虛構政治抱有興趣。他甚至貿然宣稱,寫的就是“政治小說”。他對卡羅琳 施勒格爾(Caroline Schlegel)說,這部小說可能包括“建構城邦的見習”。然而,人們一般認為的柏拉圖對諾瓦利斯的影響,卻很難找到支撐材料。1795年前諾瓦利斯是否讀過哲學著作,人們幾乎一無所知。只有弗雷德里希 施勒格爾(Friedrich Schlegel)在1792年首次見他後,寫信給他的兄長說,年輕的諾瓦利斯最喜歡的作家是柏拉圖和亨斯特胡伊斯(Hemsterhuis)。誠然,諾瓦利斯留下了大量研究費希特(Fichte)和亨斯特胡伊斯的讀書筆記,卻沒有留下任何研究柏拉圖的文字,即便在其藏書中,也無柏拉圖的相關書目。不過,這些佐證材料是否匱乏,並非至關重要。因為諾瓦利斯的兄長卡爾說,他弟弟可能在12歲前就已經熟讀了古希臘作品。除了家中藏書外,諾瓦利斯還有機會充分利用自己能接觸的公共藏書和私人藏書。他的朋友、專業導師伽斯特(August Just)說,諾瓦利斯讀書奇快,揀起一本書後又放下,好像沒讀過似的,實際上已經過目成誦。柏拉圖也並非完全沒提到,書名《王制》就至少兩次出現在他的文章中,其中一次是在一份書單上,跟盧梭的《新愛洛伊絲》和康德“論政治和平”的書同列。1797年,諾瓦利斯還考慮送一本《王制》給施勒格爾。這一時期,他筆記中的“王制”一詞跟“城邦”可以通用。也許最有說服力的是,在《奧夫特爾丁根》之前完成的美文《塞斯的弟子們》中,諾瓦利斯將故事背景放在了塞斯——在柏拉圖的記述中,梭倫正是在這座埃及城市聽到了亞特蘭蒂斯故事。以上證據連同其它反覆影射柏拉圖的文字都足以表明,要說在《奧夫特爾丁根》中詳細敘述了一個關於亞特蘭蒂斯政治神話的諾瓦利斯對該故事的源頭(即蘇格拉底談話錄)會一無所知,簡直就是天方夜譚。

因為諾瓦利斯英年早逝,詩才遽然終結,人們往往就推測,諾瓦利斯的政治思想在《奧夫特爾丁根》中沒有發展;但這種推測值得存疑。即便在早期兩部作品(《信仰和愛》與《基督教或歐洲》)寫作之間,諾瓦利斯的力量都在爆發性地增加,其興趣範圍從普魯士到整個歐洲,亦在迅速擴大,這是有目共睹的。因此,人們推測《奧夫特爾丁根》沒有延續諾瓦利斯對政治普遍性的思考,這種推測毫無道理。相反,小說中對作為政治敵人進入歐洲文學的亞特蘭蒂斯這個形象的精彩故事,完全可能表明,諾瓦利斯對其虛構的政治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可以說,小說並非用詩意的隱喻簡單地包裝其早期政治理念。在諾瓦利斯的政治中,隱喻恰恰是問題所在;我們也將看到,諾瓦利斯同樣指出了柏拉圖政治中的隱喻問題。

如果說《奧夫特爾丁根》短暫地介入了同《王制》的哲學對話,那麼,我們可能就會期待,《奧夫特爾丁根》的聲音是為詩人辯護。畢竟,根據諾瓦利斯的說法,這部小說是對註定“成為詩人”的年輕主人公亨利希的審美教育。小說中,亨利希最神秘的經歷也強化了我們的期待:亨利希的導師告訴他,關於他的這本書是獻給詩的頌歌。

這一幕在第五章結尾,描寫洞穴的片段。亨利希等人拜訪一個隱士。這個隱士像蘇格拉底的哲學王一樣,離開洞穴僅僅是為了教化天下,爾後又回到洞穴。同伴們都去看洞穴其它地方了,亨利希單獨留下來,翻閱隱士過去的日記和詩篇。突然,他看到某卷殘編斷簡中的奇特插圖,立即就驚呆了,因為他認出了插圖中的自己和他最愛的那些人。就在此時,他的同伴們回來了,他迅疾合上書。儘管擔心自我暴露,但他還是忍不住問起書中的內容。年老的隱士意味深長地回答他說:

很久以前我讀過它。我已記不清楚書的內容了。我只記得這是一部小說,涉及一個詩人的傳奇命運。書中描述並鑑賞了詩藝及諸多竅門。這部手稿沒有結尾。

年輕的主人公看見了自己的未來,或者說,文字暗示自己是另一本書(用“普羅旺斯語”寫成),這不應該太奇怪,正如書中後來的人物阿斯特拉利斯(Astralis)歌唱的那樣:“我只從遠方找回自己,/ 從遙遠的未來和古老的記憶。”

當夢想和世界易位,記憶可能先於經驗,故事可能先於現實。在《奧夫特爾丁根》這本書中,主人公奧夫特爾丁根偶遇了一冊《奧夫特爾丁根》,偶遇了書中的人物奧夫特爾丁根。這孩子在洞穴中突然產生的“奇妙羞澀感”,標誌著他和小說的自我意識萌生。這一刻與世俗時間脫節。藉助這種神奇的時間中斷,作者允許亨利希和讀者獲得了《奧夫特爾丁根》中關於詩歌的知識。但是,讀者不能像亨利希一樣,而必須馬上離開洞穴和洞穴中的寶藏,才可以繼續跟隨小說發現更多關於詩歌的東西。

其實,讀者不用走太遠,就能明白隱士說的某些道理。在《奧夫特爾丁根》,小說的故事還沒有鳴鑼登場,就有一首題為“獻詩”的頌詩。這樣的開頭,對我們比較諾瓦利斯文字和柏拉圖文字很有用;儘管我們不清楚,諾瓦利斯是否一開始就有意要跟柏拉圖的文字進行對比。

在《王制》開頭,蘇格拉底正與同伴格勞孔從比雷埃夫斯港回雅典家中的路上,玻勒馬霍斯的家奴從後面趕上來,叫他們稍等一下。不久,玻勒馬霍斯就趕到,強使他們到他附近的莊園坐坐。正如蘇格拉底是在節日慶典中間離開比雷埃夫斯港,他現在也打斷了玻勒馬霍斯父親克法洛斯晚上的祭祀。克法洛斯熱情地招呼他們,但蘇格拉底很快就趕跑了老人,言語尖刻粗魯,態度居高臨下(“克法洛斯,你偌大的家業,大部分是祖傳下來的?還是自己掙來的?”“說真的,克法洛斯,我喜歡跟你們上了年紀的人談話。”《王制》330a, 328e)。蘇格拉底迫使老人退場:他希望將儀式棄置一邊(在他的理想城邦中沒有祭司),或者說,他至少不希望有其他儀式打斷他自己的儀式。《王制》中的對話持續到深夜。蘇格拉底和他的同伴放棄了晚餐(獻祭的高潮現在成了“話語的盛宴”),放棄了玻勒馬霍斯早先允諾要去看的賽馬(為紀念新女神到來而舉辦的新節目,是比雷埃夫斯港慶典節日的壓軸戲)。柏拉圖將儀式表演和儀式制度從蘇格拉底在場的地方清除,正如蘇格拉底將要求把詩人從他的理想城邦中驅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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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拉底(469BC - 399BC)

蘇格拉底在《王制》中一出場就踐踏儀式,驅逐詩人;與此相反,諾瓦利斯在《奧夫特爾丁根》的開頭就要恢復儀式,歡迎詩人,對繆斯致以傳統的敬禮。“獻詩”開頭就讓人回想起繆斯,謝謝她喚醒了詩人“崇高的渴望”,祈求她保佑“崇高的藝術”。具有貴族氣質的年輕的諾瓦利斯在這首短短的頌歌中重複“崇高”一詞,暗示了作品剛開始(如果撇開小說的標題),詩歌就已經成功地進入了社會上層。“獻詩”後半部分列舉了“詩歌神秘力量”的賜福。高潮則表現在與心愛之人的重逢中昇華,即詩歌化身為慈善的力量:“突然我看見她像天使降臨,/ 我醒來,在她懷中飛昇”。小說似乎一開始就採取了傳統的立場,謳歌詩人,讚美詩歌。

小說中有三類人非常坦率地承認崇拜詩歌:護送亨利希及其母親回奧格斯堡孃家的商人們;敘述旅途見聞的敘述者;亨利希在奧格斯堡結識的亦師亦友的克林索爾。亨利希在跟商人們的對話和跟克林索爾的對話中逐漸走向藝術,他們對詩人技藝的描述點燃了他做詩人的願望;敘述者則斷言亨利希“天生就是一塊做詩人的料”,他用豐富的事例展現了亨利希的詩人氣質。逐一審視這三類人對詩歌的看法,尤其那些與蘇格拉底反詩人的著名論斷相關的看法,釐清語境,這都將有助於我們理解小說中的亞特蘭蒂斯故事。

在《奧夫特爾丁根》中,詩歌最有力的辯護者是克林索爾。克林索爾是亨利希慈祥富有的姥爺施瓦寧的好友。作為詩人,克林索爾對亨利希的教誨無一例外被當成諾瓦利斯對詩歌的終極證詞。克林索爾的教誨佔據了兩章的大多數篇幅,此後,他還專章講了一個長長的童話。這些教誨和在俯瞰小城的山上講的童話,都充滿了典故,從《新約》到盧梭,從《斐德若》到《王制》。正如蘇格拉底是在雅典城外附近的郊區港口跟朋友們進行政治對話,克林索爾也在城外謀生的山上教誨亨利希。不過,《王制》中的對話在晚上進行,《奧夫特爾丁根》中克林索爾跟亨利希的對話卻在上午進行。蘇格拉底和朋友們的對話廢寢忘食,置晚間獻祭而不顧,但克林索爾師徒二人保證了他們的談話在飯前結束,並要回城參加晚上的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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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瓦利斯的《奧夫特爾丁根》

克林索爾一眼就看出亨利希頗具靈根,就立即開始對他進行詩歌教育。克林索爾天縱奇才,冰雪聰明,他旁徵博引地教導亨利希,詩人應該融入城邦生活。他沒有浪費言辭論證城邦是否應該容納詩人,而是直截了當地接受這一簡單的立場:真正的城邦的確包容了詩人。他指出,詩人需要城邦,建議弟子要多學習生活常識。他尤其告誡年輕詩人應當避免激情衝動,不要忘乎所以,因為這是致命的:

你應該勤奮刻苦地加強你的理解力,培養你天生的慾望,渴望知道一切怎樣發生,怎樣按照邏輯和先後順序排列;對此要求,我無論怎麼強調也不過分……沒有理解的激情是無益的、危險的……年輕的詩人最需要的莫過於冷靜思考了。

克林索爾強調,詩人最根本的任務就是確認賦予詩人合法地位的自然法則。詩人的合法性來自詩人的高貴品格。這個觀點回擊了蘇格拉底對詩人的屢次指責,比亞里士多德的回擊更直接(亞里士多德像克林索爾一樣認為,詩人生活於城邦是不言而喻的,這點是其《政治學》中最具政治色彩的姿態之一)。在《論詩術》中,為了替詩人辯護,亞里士多德將蘇格拉底驅逐的詩人轉移到危險的情感領域,試圖闡明既然宣洩對身體政治而言是有好處的,那麼,詩歌非理性的情感力量因為具有淨化功能,就可能是城邦善的源泉,所以,詩歌的地位應當得到承認。亞里士多德及其後來者都是從詩歌取得的良好效果上來為詩歌辯護,克林索爾則將辯護的角度轉移到詩歌生產的保證上,回到蘇格拉底在《王制》第三卷附帶攻擊荷馬的理論依據。在那裡,蘇格拉底指控詩歌胡說八道,謬種流傳,削弱居民美德,危害城邦。對蘇格拉底的指控,克林索爾給予了更“有節有禮”的答覆:他首要的觀點就是,詩人是有理性的,吃詩歌這碗飯也是合法的。

克林索爾對年輕的弟子說,詩人不僅通情達理,而且要知識淵博。他啟蒙弟子,勤奮求實的詩人更關心如何實踐他出類拔萃的詩藝,研究同胞的職業,遠勝於區區想象活動帶來的快樂:

對詩人而言,最需要的是洞察每種職業的本質,熟悉達到目標的方法,審時度勢,選擇最佳手段……詩歌必須首先當成嚴格的技藝來從事;僅當成純粹的享受,詩歌便不成其為詩歌。

透過自我顯身來說明“詩歌是實用技能”這個觀點,鞏固了詩歌的地位,因為這完全符合蘇格拉底的標準:任何聲稱建立於知識之上的活動都有能力教導。蘇格拉底認為,詩人沒有真正的知識,因為他們不能解釋他們的技藝,也就談不上教導別人。克林索爾一箭雙鵰地駁斥了這一論調:他能寫詩,也能對學生談詩、教詩。

《王制》中蘇格拉底最後一個觀點,也是最著名的觀點,就是第十卷中的斷言:詩人只會虛構,因為他們不能生產任何東西。由於藝術再現是複製的複製,兩倍遠離了真實,只要知道了更多東西,沒有人願意成為藝術家:

如果一個人既能製作可以模仿的東西,又能製造影像,你以為他會真心獻身於製造影像的工作,將它作為自己最高生活的目標?(《王制》599a)

整個《王制》中,蘇格拉底認為,詩人的非理性對城邦有害無益。《王制》最後一卷結束對詩人的攻擊時,蘇格拉底呼籲:詩人百無一用,所以應該將他們驅逐。正如我們所見,克林索爾偷換了蘇格拉底最反對的觀念,將教誨納入啟蒙的框架,聲稱詩歌的技藝需要理性和知識。亨利希呼應了恩師的觀點,補充了自己生活中的一個細節來反駁蘇格拉底在《王制》中後來的說法——詩人是在無用的驅使下才進行絕望的創作。在他們的對話結束之時,亨利希藉助對高超技藝的讚美,告訴讀者他自己掌握的技能:

我站在父親的工場旁邊,不知不覺有了興致。每當我能幫著完成某件精巧的東西,我就很開心。高超的技藝有一種特別讓人振奮的魅力,真的,意識到技能可給人持久獨特的享受,勝過玄奧恣肆的榮耀帶來的那種漫溢的感覺。

正如讀者在小說開篇不久就獲悉的,我們年輕的主人公早就在他家後院的小工場內幫他父親幹活了。在家就學會了生活的技能,他不是蘇格拉底指責的那種無用詩人。

克林索爾是亨利希小說中唯一碰到的詩人,他們之間的對話是對詩人技能最紮實的教育。克林索爾堅持,詩人應該知行合一,跟城邦保持生產上的互動。他極力主張詩人是有理性之人,秉持中庸之道,熟悉城邦的事務,具有同樣的美德,如他一樣可以為獲得世俗成功的施瓦寧老人出謀劃策。堅持認為啟蒙詩人的自我利益促進了城邦整體的利益,克林索爾的觀點完全吻合蘇格拉底對詩人的要求,從而證明了詩人在城邦社會中存在的合法性。

克林索爾初見弟子,就知道他並非完全矇昧無知。他誇獎亨利希對旅途見聞的精彩敘述,祝賀他已經獲得了一些關於詩歌的體驗:

“昨天晚上你所講述的旅途見聞,”克林索爾說道,“對我來說,真是一次愉快的享受。我深切地感受到,詩魂乃是你友好的伴侶。你的旅伴不知不覺地充當了詩魂的傳聲筒。”

小說中,亨利希詩歌教育的第一課是跟陪他回奧格斯堡的商人們進行關於詩歌的對話。第二課則是隨後年邁隱士的宣稱,《奧夫特爾丁根》探討建構的就是詩歌。

正如克林索爾所言,商人們充當了詩魂的傳聲筒,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商人們說話的腔調跟諾瓦利斯美麗風趣的詩體小說如出一轍;更重要的是,他們風格化極強的話語——獨白似的對話、復現的主題以及使用諾瓦利斯青睞的技巧——構成了和聲,道出了光榮的城邦居民的集體心聲。其次,商人們給主人公講了小說中最早的兩個詩化故事,包括了第一首詩歌。最後,這兩個故事都是關於傳奇時代詩人的故事。

在馬車旅途中,亨利希因為初次離家出遠門,逐漸有些悶悶不樂,此時商人們率先開口,幫了亨利希的母親大忙,描繪目的地施瓦本歡快的生活,開導鬱鬱寡歡的小傢伙。他們客套了一番他母親家鄉城市之美,接著就誇獎那裡的南方姑娘長得如花似玉。他們讚揚奧格斯堡是理想的棲居之地,是藝術和商業真正合作的典範:

“您做得對,”他們說,“應該把您兒子帶回去。您家鄉的民風更淳樸,更好客。人們很講究實際,但並不蔑視享樂。人人儘量滿足自己的需要,又能和睦相處。商人有一個很好的環境,得到人們的尊重。藝術和手工相得益彰;勤勞者覺得工作起來更輕鬆,因為那裡為他提供了許多享受……白天的職業越辛勞,夜晚人們越是盡情地投入高雅的藝術和愉快的社交。”

按照這些當地經商的人的說法,蘇格拉底擔心詩人將使城邦人心惶惶的說法純屬多餘,相反,詩歌卻有助於城邦和氣生財。像克林索爾童話中恢復了大街交通活力的人物小寓言一樣,詩人用他們的勞動讓城邦居民煥發新生。詩人的創作和商人的勞動在城邦中都找到了各自的時間和位置,共同分割了白晝和夜晚。商人們感激詩人用故事幫他們打發時間,他們現在就將這些故事轉述給亨利希,用以打發前往奧格斯堡商途中的閒暇時光。

商人們讚揚詩歌現在是商業的丫鬟,認為詩歌是自然秩序和社會秩序的神奇源泉。像克林索爾一樣,他們意識到亨利希作為詩人的潛質。他們列舉傳奇時代的偉大詩人,讓他相信,詩人一向受人尊重。他們向亨利希講述古老的故事,故事中的詩人都法力無邊,能夠經天緯地,格致萬物。根據這些傳說,詩人首先汲取的是豐富的自然資源:

據說,古時候各地都有這樣的詩人,他們以神奇的器具吹奏出神秘的樂音,喚醒森林裡隱秘的生命和藏身樹林的精靈,啟用沙漠荒野中死去的種子,變幻出一座座鮮花盛開的花園。

然後,詩人們將法力施予大地上的生物:

他們還馴服猛獸,教化野人,喚醒他們溫良的天性,培養追求和平的技能。

最後,詩人們成功地將自然為人所用,用神奇的魔力征服自然:

詩人化激流為弱水,甚至令最僵死的石頭翩翩起舞。

克林索爾將商人們比喻成詩魂的代言人,十分貼切。他們用詩意的聲音講述詩人,從而讓詩為自己唱了一曲讚歌。他們強調詩歌對城邦商業生活的作用,身體力行地詮釋了詩人與商人之間彼此的尊重。他們的話語是《奧夫特爾丁根》對詩人獻禮中最具戲劇性的例子,讓年輕主人公聽到傳奇時代善良詩人的力量。

詩魂在馬車旅行途中借他人之口表現自己。商人們代言的聲音保留了腹語口技的痕跡:同意詩人在他們中間的這些人,仍然希望從聲音代言中獲益。商人們將古代詩人描繪成一群專門為社會謀福利的人,這不但提醒我們注意他們的商業利益,同時也向我們昭示了世間各行各業的傳奇起源:

據說,詩人集先知、祭司、醫師和立法者於一身……只是此後,根據傳說,豐富的樂音、奇異的感應、自然的秩序才成其為自然,而此前,一切都是野蠻的、混亂的、邪惡的。

這段文字說明了傳奇詩人最初擔當了許多不同的角色,而現在,這些角色已經變成特定的職業,從而暗示了詩人的功能自古以來已經發生了改變。古代詩人馴服的混亂如今安全地藏身於奧格斯堡日常生活的背面,商人們堅持詩人現在從事著更謙卑的職業,現代的施瓦本“貨幣、勞動和商品互相繁衍,快速流通,城邦一片興旺”。

小說中的隱士說,《奧夫特爾丁根》是一曲獻給詩的頌歌;對此觀點,我們最後還可在第六章開頭敘述者的簡短評論中找到證據。這裡涉及詩人今日的活動。敘述者將詩人與他所謂的“英雄”相互對比,說明詩人現在的工作不再是強加秩序給已經消失的混亂。比起那些“天生經商做買賣”的人,今日詩人較少涉足世俗事務;比起古代傳說中的詩人,他們的法力也小了許多,他們的當務之急是把精力轉向己身。在一段顯露了諾瓦利斯的虔誠信仰背景的文字中,敘述者堅持認為,詩人應該溫良謙卑:

這確實不同。那些平靜的、默默無聞的人,對他們而言,世界即心靈,行為即沉思,生命即悄悄培植內心的力量。沒有任何不安驅使他們轉向外部。一種默默的擁有已經使他們滿足,身外那一臺無窮無盡的大戲並不能誘使他們親自登臺演出……形形色色的重大事件只會擾亂他們這些尋求精神生活的人們。樸素的生活是他們的宿命。

詩人從政治舞臺、歷史舞臺和經濟舞臺上抽身而退,並不表明他們就該走向極端,墮入孤芳自賞的境地。孤芳自賞是諾瓦利斯尖銳批評的傾向。相反,詩人現在應該繼續他們偉大先輩開創的事業,維護既定的秩序。他們提示城邦居民、啟用城邦居民、保障城邦居民在更偉大而神聖的秩序中獲得一席之地:

正是詩人,這些偶爾經過我們住地和別處的稀世漫遊者,為人類及其最早諸神可敬的職業——掌管星辰、春天、愛情、財富、豐收、健康和歡樂——不斷注入新的活力。

詩人不再是先知,但仍然是祭司;不再是立法者,但仍然是照料城邦健康的醫生。比起世俗的成功者,他們是更好精神的導師,能夠激發出城邦最大的潛能。正如敘述者提醒我們,“詩人的歌唱常在年輕人的心中激起雄心壯志”。詩人就像亨利希在小說第五章中聽說到的那些礦工,他們在地下謙卑地勞動,採掘黃金為國王制作皇冠和權杖;他們滿足於自己卑微的工作,也就擯棄了任何企圖私藏黃金謀取私利的雜念。今日,詩人重新激發了城邦居民的勇氣,堅定了他們對現存秩序的信念,而他們卻抽身遠離“事件的靈巧風浪”,儘管他們參與了事件的策劃。

黃昏永罩亞特蘭蒂斯

遊吟詩人

年老隱士的記憶力似乎比他承認的要好——克林索爾稱他是亨利希的歷史老師。儘管是很久前讀過的書,年老隱士仍然告訴亨利希,他清楚地記得《奧夫特爾丁根》“從多角度謳歌讚頌了詩藝”。自開篇“獻詩”將顛沛流離的繆斯召回之後,小說借坦率的崇拜者之口,每頁都在讚美詩神,歡迎她回到城邦,感謝她的善良。諾瓦利斯透過展示和見證詩人的美德、用途、知識和理智,不斷削弱《王制》中蘇格拉底放逐詩人的理由。詩人不是城邦的敵人,他們是城邦的恩人和祖先。詩人不是城邦的寄生蟲,他們為城邦提供了慰藉和動力。詩人沒有胡言亂語,盎惑人心,敗壞民風,踐踏美德,他們嚴肅認真,追求詩藝,締造了英雄、和平和寧靜。詩人在亂世幫助改朝換代,他們在盛世則退隱山林。詩人不是一般的保守主義者,他們如礦工一樣沉默地工作,為現行體制和權力續命回春。詩人是藝術家,他們鑄就了君王金色的寶座,如寶石一樣鑲嵌了君王閃亮的皇冠。

“否則,詩人還會是什麼?”在《奧夫特爾丁根》第五章,當老礦工對客棧中其他客人建議,不如趁月色到附近的洞穴瞧瞧,此時許多人開始猶豫不決。他們這些城裡人都聽說過這裡洞穴的傳奇故事,有些人甚至說早就聽見洞穴中傳來的神秘歌聲。老礦工很快打消了他們的恐懼,說:“歌唱的幽靈只做善事。”對此,沒有人有異議。顯然,他們都沒有聽說過塞壬的故事。我們也應該小心,不要輕易相信任何歌手或詩人都做善事。諾瓦利斯喜歡柏拉圖的作品,直到現在,我們在《奧夫特爾丁根》中找到的全是對詩人的持續辯護,以反駁蘇格拉底在《王制》中驅逐詩人的理由。但是,儘管表面跟《王制》針鋒相對,《奧夫特爾丁根》有可能在某些方面與柏拉圖的文字同氣相求,和諧共處。

諾瓦利斯寫作中撒滿了對他那個時代“菲利士主義”和“啟蒙運動”的尖銳批評。事實上,如果他會讓自由主義傾向的商人們和一個受過啟蒙的詩人在小說中以他的名義直接言說,這就很奇怪。商人們和克林索爾話語的純粹形式使他們的觀點與諾瓦利斯的觀點之間的認同更加複雜,因為他們都參與了跟亨利希的對話,後者顯然才是小說的主角和中心詩學人物。在對話中,他們必須不斷迴應亨利希的問題和評論。顯然,亨利希的問題和評論並非都代表著他天真認同的聲音。這些對話,像柏拉圖的對話一樣,發生在精心設計的場合,他們的觀點被他們的語境所修正,包括論點的推進和小說對其他角色的描述。在進入亞特蘭蒂斯這個話題之前,我們也許應該再次考察一下亨利希同商人們的對話和跟克林索爾的對話,我們不要輕易相信,任何人(哪怕克林索爾)的詩歌觀點就是諾瓦利斯的最終看法。

黃昏永罩亞特蘭蒂斯

《奧夫特爾丁根》中的藍花,浪漫主義憧憬的象徵

商人們以詩人的名義所做的證詞尤其值得懷疑。誠然,他們最先告訴亨利希兩個關於詩人的故事,看出了他的詩人潛質;但商人們自己也承認,他們對詩歌無知。在開始講傳奇詩人的故事之前,商人們坦承,“我們從不關心詩人的秘密,儘管我們愉快地傾聽他們的歌聲”。商人們後來的看法證明了他們對詩藝的理解含混而抽象,在詩藝中沒有找到實在的東西,“詩藝的蹤影在外部通常無跡可尋。詩藝也不是用手和工具去創造,眼睛和耳朵在此也無能為力”。商人們為了講故事,或許偶爾學到一點詩歌知識,但他們的記憶被詩人鋪展的迷醉雲彩模糊,那點知識可能多數已經忘記了:“至於當時聽到的歌謠,我們已經念不出幾句來了,因為那時候陶醉於歡樂之中,我們沒記下多少,成天忙生意,記住的那點兒又淡忘了許多。”甚至在商人們認識到亨利希的詩才的時候,也是小說中最讓人莞爾的一刻。聽到亨利希為賦閒還鄉的宮廷老師辯護,說出他對一些關於詩人直覺的新穎思想,商人們就禮貌地回答,“我們願意向您承認,我們跟不上您的思路”,頓了一會兒,他們才接著說,“看起來,您具有詩人的天賦”。

商人們除了告訴亨利希傳奇時代詩人法力無邊之外,可能還起了其他作用。他們說的許多東西顯然讓亨利希不快,尤其當他們不加絲毫掩飾地蔑視亨利希年老的宮廷老師時,亨利希差不多粗魯地打斷商人們的話。亨利希用“但是……”表達了自己不同的看法,導師是人中之龍,不追求“私利”,不受“小聰明的誤導”。亨利希一反常態。他的話語中夾雜了商業的詞彙,實現了小說開頭的願望:“肯定還有許多我不知道的言語,要是知道得更多,我可以更好地理解萬物。”亨利希的語言已經從這一願望的隱喻轉移到理解逐利的商業語言。他一步步接受教育,時而焦慮,時而豁然,時而汙染,時而淨化。

克林索爾一樣也有點粗魯,這與其表面的高貴形成對照;他給亨利希的第一堂詩歌教育課就是用粗魯的話表達的——大都市裡沒有免費的午餐。克林索爾為了生計,不得不插科打諢地變相為亨利希的姥爺出謀劃策。除了講了一個童話故事(亨利希的姥爺認為這是客居他家的詩人的稀世之作)之外,小說中他唯一的詩是近乎淫穢的祝酒歌。假使敘述者告訴我們的話是真的,詩人無論走到哪裡都是“自由的客人”,那麼,克林索爾的舉止值得我們反思,詩人無論住在什麼地方是否也會無牽無掛。

在老施瓦寧為剛到的女兒、外甥和商人們接風洗塵的晚宴上,克林索爾向在座的商人露了一手,顯示他有易如反掌的生財之道。他答應了把花環剛戴到他尊貴頭上的年輕女士,不會背叛商人們的任何“秘密”,然後,他在祝酒歌結尾唱出了詩人神授的“權利,恩准他挨個兒親吻每瓣紅唇”。克林索爾的出口成章不但博得滿堂喝彩,而且將一絲猥褻納入了“詩人的特權”,在他妻子過世之後,輕易就讓那些美麗的小姑娘乖乖地獻上“香吻”。亨利希再也不可能有比克林索爾詩才更加高明的老師了。依靠成功的籲求,克林索爾獲得了特權。他巧妙地徵得了在座各位的同意,特別赦免他僭越一般的社會規範。

施瓦寧老人的祝酒歌正好在克林索爾之前,為克林索爾的僭越做好了鋪墊。他明確地哀嘆社會對性慾的壓制:

父母的一切教導勸說,/ 拂逆我們多情的胸懷。/ 我們渴望偷食那禁果,/ 卻飽嘗盡渴望的悲哀;/ 只想把那俊美的少年,/ 用雙手緊緊抱在胸前。

施瓦寧老人在結尾處反問道:

這一頁難道就翻不過,/ 老人帝國永遠不結束?

老施瓦寧提醒在座諸位,他對文明壓制深感不滿,對人生苦短滿懷哀怨。他只不過出於禮貌才隱忍不發,直到克林索爾最終忍不住站出來僭越底線。

克林索爾僭越了性倫理的底線,似乎是無心之舉,實質上卻關涉諾瓦利斯政治學中的關節點。小說讀者只要翻一下《信仰和愛》就知道,在其文章和筆記中,諾瓦利斯最喜歡拿婚姻來比喻邦國。同樣,性也是《王制》中年輕的對話者們最熱衷的話題。蘇格拉底最初避免談到這個話題,實在繞不開的時候就設法脫身,難怪玻勒馬霍斯和阿得曼託斯要不斷抗議和嘲笑,拖延對話時間。小說《奧夫特爾丁根》中,諾瓦利斯插入偷吻一幕,不僅是浪漫的插曲,而且是性、社會和政治之間關係的再現。這種關係正是《信仰和愛》中充分探討的主題。我們不該忘記,跟蘇格拉底的大多數對話者一樣,亨利希也是個二十來歲的能幹少年。商人們剛剛對他描述了奧格斯堡的姑娘如何美麗,給他講了一對可愛的年輕夫婦和他們私生子的幸福傳奇。效能夠中斷社會,也能夠延續社會——我們很快就將討論小說中這方面的典型例子,在年輕的主人公跟克林索爾的女兒瑪蒂爾德僅僅跳了一夜舞、最終偷吻了這個美麗姑娘的時候,諾瓦利斯立刻結束了宴會。

此前,商人們將詩歌比喻成古代異端的藏身之地,克林索爾和主人的祝酒歌暴露了隱藏在這個比喻中的顛覆性:“異端只出現在古代傳奇中,他們是人類遠去的敵人。”人們可能認為異端已經“遠去”,但詩人透過再現異端卻能使之重現。這些商人,這些“英雄”,這些優秀城邦居民中間,就藏著危險的破壞分子。只要利用傀儡,克林格爾對亨利希提到的詩歌腹語就能成為可能。落入詩人甜美聲音的陷阱,心甘情願傳播奇談怪論,矇在鼓裡的商人們成為了異端的同謀。他們既然同意詩人有權“享受每一片紅唇”,那麼,亨利希就可立即付諸實踐,正如他們成為詩歌危險的傳遞者,將他們聽到的兩個故事傳給了亨利希。

將商人們講的兩個故事放在一起來讀,就構成了《奧夫特爾丁根》對《王制》戲劇性的答覆。這兩個故事都充滿了希臘神話的隱喻,分別代表了詩人對城邦之影響的想象性測試。這些典故都有針對性,邏輯上直接與《王制》相關,其獨具匠心的設計,毋容置疑,諾瓦利斯要挑戰柏拉圖的文字。第一個故事偷換了蘇格拉底驅逐詩人的理論基石;第二個故事則建立起與蘇格拉底的王制完全相對的城邦——不過暫時看起來跟蘇格拉底的結論一致,詩人對政體構成了威脅。

第一個故事是商人們關於傳奇詩人的開場白引出來的,敘述了一個年輕詩人的歷險,被人逼得跳船入海,奇蹟般地被海豚救起,將他安全送達海岸。這個故事以希羅多德《歷史》(I, 23-24)中的某段掌故為藍本。希羅多德在講這段掌故之前,已經講了許多關於勾引公主的逸事(在商人們講的第二個故事中勾引公主是核心事件),講完這段掌故後,就記了幾則梭倫的人生大事,包括他遊歷埃及。諾瓦利斯在兩方面改變了希羅多德的掌故,這兩方面都跟我們討論有關。一方面,掌故中的這個詩人原本名叫阿里安,據希羅多德說,他發明了頌歌;但在諾瓦利斯筆下,他卻成為俄耳甫斯一樣的人物,是詩人之父,驚天地動萬物,法力無邊(商人們認為傳奇詩人都有此法力,這種法力也是亨利希在小說開篇幾頁中一直思考的力量)。另一方面,在希羅多德的掌故中,強迫詩人跳海的船員安全返航後,受到了審判;而在諾瓦利斯筆下商人們的故事中,這些船員遇海難身亡。

希羅多德和諾瓦利斯兩個版本中的故事,中心都是圍繞詩人神奇地在海豚背上獲救。蘇格拉底在《王制》第五卷中對此細節有所影射。這一卷開始就提到蘇格拉底假裝被格勞孔、阿得曼託斯和玻勒馬霍斯“抓住”。他們強迫他要說清楚婦女在城邦中的地位,蘇格拉底回答說,“既然這樣,我們也只好游下去,希望安然渡過這場辯論,但願有海豚把我們馱在背上,或者有其它不尋常的方式得救”(《王制》453d)。蘇格拉底只是在巨大壓力下才提到這次神奇的脫險。在第六卷中,阿得曼託斯再次強迫他,指控哲人既危險又無用(這正是蘇格拉底常用來對詩人的指控);這一次,蘇格拉底採用了最不尋常的方式——詩意的方式——突圍。在為哲人辯護中,蘇格拉底講了船和領航員的故事。這個故事,儘管不如諾瓦利斯筆下那麼清楚,但還是直接源於希羅多德。

在蘇格拉底的故事中,領航員就相當於城邦中哲人的角色。儘管他是掌舵的不二人選,但他不能說服其他船員他有此本事,他們將他當成是“看星迷、嘮叨鬼和大廢物”。他們在船上互相爭奪掌舵的權力,有些船員可能為此被拋入海中。他們對權力的慾望和他們不能辨別誰才是真正的舵手,造成了船上的混亂、不義和暴力。

在諾瓦利斯改編自希羅多德的故事中,見錢眼開的船員覬覦船上詩人的財富,密謀將他拋入大海,瓜分了他的錢財。他們威脅詩人時,詩人提了個請求,允許他高歌一曲。由於對詩人的法力心懷戒備,船員於是用蠟堵住耳朵,才讓他放聲高歌。詩人的歌聲引起萬物的同情。一曲歌畢,詩人趁船員還沒動手,就跳入了海中,正好被善良的海豚救起,安全抵達目的地。在船員為他的財富大打出手之際,船隻擱淺沉沒,詩人的財富被海中的動物帶回來,奇蹟般地物歸原主。

將希羅多德和柏拉圖兩個故事版本的特徵混在一起,諾瓦利斯開始顛覆柏拉圖的理論基石。諾瓦利斯更忠實於希羅多德,保留了船上的詩人意象,而不是以蘇格拉底的領航員-哲人取而代之。據蘇格拉底的說法,哲人才是最適合的王者。在此,諾瓦利斯並沒有聲稱,詩人是最適合的王者:詩人只是乘客,船行中的過客。在蘇格拉底的故事裡,領航員要麼被忽視,要麼被低估,更有可能被扔進大海。同樣,諾瓦利斯的詩人也沒有聽者,但不是因為船員認為他是傻瓜,而是因為他們害怕他歌聲的力量。

眼見大禍臨頭,諾瓦利斯筆下的詩人採取拖延戰術,脫離虎口,跳入安全地帶——不是跳入大海,而是跳入神奇的“深淵”。最重要的是,據蘇格拉底的說法,因為忽視和羞辱了哲人,城邦才陷入不義的怪圈。在這點上,蘇格拉底更忠實於希羅多德的藍本,讓船隻在大海上繼續前行,船員在抵岸後受到正義的審判,他們將為自己的不義而受苦。諾瓦利斯則直接讓船沉沒,對蘇格拉底驅逐詩人的法令給予了最激進的報復。他不再只是重複傳統的做法,婉拒蘇格拉底的驅逐令,如亞里士多德(和克林索爾)那樣,假設沒有詩人的城邦就不成其為城邦,現在,他的態度變得更加強硬,反過來威脅蘇格拉底:如果你驅逐詩人,船隻將沉沒,國家將覆亡。

商人們講的第二個故事似乎為該問題提供瞭解決方案:最佳的城邦該由詩人主宰;最佳的城邦就是詩意的城邦。這當然是批評家對這個故事的傳統解讀。人們以為,這就是諾瓦利斯理想城邦的神話,是詩人統治的黃金時代、盡善盡美的人間天堂。然而,考慮到我們已經在詩人克林索爾身上看到的那些陰影,將難以簡單接受這種解讀。這個故事表面上完美無缺,事實上可能十分陰險。因為,這個故事的題材涉及最大的政治災難,直言之,最嚴重的叛國行為造成詩人僭奪王冠。

第二個故事情節梗概如下:具有傳奇血統的年邁國王,在詩人的出謀劃策之下,治理亞特蘭蒂斯島。這個人間天堂惟一的問題是,找不到人匹配國王惟一的掌上明珠。某日,美麗的公主外出散步,走進了都城附近一個老人和兒子居住的木屋。兩個年輕人一見鍾情。翌日,公主返回找尋頭天在路上丟失的寶石,正好路遇前來送還寶石的心上人。此時,突然暴雨如注,雷電交加,兩個年輕人就到路邊洞穴過了浪漫一夜,激情之下,他們就在長滿苔蘚的石床上成全了好事。公主擔心事情敗露,不敢回宮;於是,年輕人的父親同意將他們藏起來。次年春天,在普天同慶的節日上,一對年輕夫婦帶著一個老者和一個小孩來到年邁悲傷的國王面前。年輕男子當著國王唱了三首歌:聽完第一首關於起源的歌曲後,國王賜予了他一份禮物;當唱完第二首感嘆詩人命運多舛的歌曲之時,國王那隻心愛的山鷹將國王的金額環銜到年輕男子頭上,年輕男子立刻又將這額環遞給旁邊的孩子;年輕人的第三首歌曲歌頌了他與公主的愛情故事,瞭解真相的國王喜極而泣,他將親人拉在身邊,將小孩無比虔誠地舉向空中,接受載歌載舞的臣民的歡呼祝賀。

即便只知道故事梗概,我們也能看出詩人這裡的許多特徵,跟我們已在諾瓦利斯文字中找到的那些特徵看上去自相矛盾。儘管幫助城邦生產繼承人至關重要,但詩人自己不是統治者,正如當王冠的符號落到他頭上,他要迅速將他轉移給另一隻已經伸出的手中。遠離政治舞臺才對他最為有利,換言之,他展現在公眾面前的角色只是謙卑的僕人或謀士。這些角色最值得他青睞。最後,儘管他不合法的性行為得到了大眾的諒解,但它仍然對財富和血統構成了威脅和顛覆。

黃昏永罩亞特蘭蒂斯

“消失之城”亞特蘭蒂斯

在柏拉圖看來,諾瓦利斯筆下的亞特蘭蒂斯可能是最糟糕的政體,甚至乾脆就是最糟糕的政體:它融合了《王制》政體等級中最壞的兩種政體(民主制和僭主制)的特徵:詩人享有無限特權是民主制的標誌;對城邦棄之不顧是僭主制的標誌。諾瓦利斯筆下的亞特蘭蒂斯也就有了因果報應:

從少年時代起,國王就懷著極大的興趣閱讀詩人的作品,千方百計地蒐集各種語言的詩歌,花了許多資金,一直把結交歌手看得高於一切。他吸引他們從每個角落來到他的宮廷,給予他們許多榮譽,他永遠聽不厭他們的歌吟,常常由於一首誘人的新歌,忘記十分緊要的朝政,甚至廢寢忘食。

疏於朝政,朝廷純屬擺設,宮廷生活就只是淺飲低酌“可口的佳釀”,亞特蘭蒂斯老國王是宮廷政變的最佳目標。他十足的老邁昏聵,居然相信那些詩人的阿諛奉承,也就難怪他難以找到具有足夠純正血統的乘龍快婿入贅皇室,為王位製造繼承人:

國王固然非常仁慈,但也幾乎不知不覺地產生了高人一等的感覺,因此在他看來,讓他的女兒跟一個門第和地位較低的男人結婚,任何類似的想法皆是荒唐的,或是無法忍受的。她獨一無二的高貴价值益發證實了他心中那種感覺。他出自一個古老的東方王族。他妻子則屬於著名英雄魯斯坦的後裔中最後一支旁系。身邊的詩人總是為他歌頌他與古代世界的統治者、與那些超人的血緣關係,而在詩藝的魔鏡之中,他與別人在身世上的距離顯得更大,他的家族愈加榮耀,於是他覺得,只能透過比較高貴的詩人階層跟其餘的民眾建立關係。他徒勞地環顧四周,希望能發現第二個魯斯坦。

國王執迷於空想,一再標榜自己血統的純潔性,最終有了絕嗣之虞,威脅著王室命脈。整個王國跟國王都已老朽,古老的源泉已經漸漸枯竭。

亞特蘭蒂斯傳奇性的血統源泉阻礙了其發展,同樣,公主的期許也束縛了她開花結果。她的貞潔蜚聲遠揚,沒有人把她看成僅僅是個公主。人人都為她附加了想象:她父親愛她“因為她是個非常美麗的姑娘,總讓他想起早已去世的妻子”;她的臣僕敬畏她是“天上的仙女”;她的追求者膜拜她是“藝術看得見的靈魂”。亞特蘭蒂斯純潔的起源威脅著王族血統的斷裂,這斷裂刻寫在公主身上的標誌就是,她是公主又不只是公主。她僅僅是作為他者而存在,從來就不只是自身。

從那對熱愛自然的父子的農莊回到宮中的那個晚上,公主感受到了她身上的那個他者,像“一道神奇的面紗,上面有寬寬的褶子,漸漸矇住了她清晰的意識”。在自我和他者之間搖擺不定,她方寸大亂,也就避免不了犯下出格之事。毫不奇怪,她失落的寶石不是簡單的裝飾,而是“母親送給她的紀念品,可以確保她的自由護身符,只要戴著寶石,她絕不會違心地接受別人的控制”。寶石落入了他人之手,她也將很快“墮落”。正如我們看到,在國都之外遠離大道的洞穴中,在一個遠離中心的“浪漫之地”,她將委身於自然之子,暗結珠胎。

像公主一樣,回到宮廷的國王也像“掉了魂似的”。他想“像個國王一樣”默默地忍受痛苦,但面對女兒的空房,他最終還是忍不住嚎啕大哭。他的王國已經崩塌,他承認自己已經被推翻,不再是一個君王:

一切的榮耀、高貴的血統現在對我又有何益?……。我倒寧願自己是一個最卑賤的奴僕。這樣我至少還擁有我的女兒,也許還有個女婿和幾個繞膝承歡的孫子,這樣我會是與現在不同的另一類國王。做一個國王不是憑王冠和王國。

絕望之中的國王希望他是“另一類國王”。他希望超乎自己想像地快速實現這種願望。對他來說,王冠和王國已經失去了象徵王權的意義,很快就將易手他人。

放棄了君王的標符,希望成為普通平民,國王夢想著下野,宣佈了遜位。他金口一開,即為聖旨,離開了王位。他遭受著女兒同樣“墮落”的命運,只不過以相反的方式,因為當他宣佈退位、放棄權力標符之時,公主“隨手”就將它們傳給她的兒子、新的國王。這些權力的標符將在宮殿前面公主情郎的歌聲中獲得新生。年輕人用歌聲編織了王國煥發青春的夢想,宣告了王國青春的重臨,正如包括年邁國王在內的每個人都臣服於他歌聲的魔力。國王寵愛的山鷹奇蹟般地將王冠丟在他的頭上,年輕的歌手迅速將它遞給伸手來要的兒子。

詩人用歌聲完成了一樁最大的政治災難:顛覆政權。詩人破壞了合法繼承的傳統,將象徵政權的標符從國王那裡轉移給他的私生子。他用音樂的魔力迷住了公主、平民和國王,這些人不但對詩人的儀式頂禮膜拜,而且積極主動參與。年邁的國王在臣民面前虔誠地將孩子高高舉起,在那一刻,他正式廢除了他本應該維繫的合法統治。他和整個王國都拜倒在詩人的魔法下。詩人編織出一個虛幻的王國,這個王國是一場夢,在那裡,不真實看上去成了真實,不合法看上去成了合法。

這種虛構的力量解釋了《王制》中蘇格拉底為什麼要猛烈攻擊詩人的巫術。蘇格拉底還指責詩人歪曲事實(第二卷),指控詩人的一切文字本質上是虛妄(第十卷),他呼籲驅逐詩人。這些驚人之語都有事實為據。他猛烈地譴責“這些可怕的魔術師和僭主擁立者”(《王制》572e),不過,這樣的譴責在對話中從來沒有推理說明。在《法義》中,柏拉圖也判了巫師死刑(933a以下)。《法義》中的暴力傾向跟《王制》中對詩人的放逐如出一轍,同等重要。流放和處決是處理政治異端最值得肯定的方式。蘇格拉底經常明確地將藝術和巫術相提並論。

“影子戲、木偶戲和其他同樣騙人的玩意無不具有巫術功能”,蘇格拉底用此話告誡格勞孔(《王制》602d),陰險地影射了第六卷中洞穴意象及其欺騙性的影子。跟哲人一樣,巫師和詩人都有力量左右公共輿論(412e-13e)。但跟哲人不同的是,巫師和詩人不是藉助哲學引導輿論走向真理,而是透過製造“幻象”,“在每個人心靈裡建立起一個邪惡政權”(605c)。他們將人變成夢遊者,“把相似的事物當成事物本身”(476c)。他們有能力將世界變成一場夢;這種能力是詩人對政權的穩定最大的威脅。在《王制》最後幾頁,蘇格拉底對他的朋友承認,“我們也入了迷”,“你們知道,我們也喜歡,心甘情願地聽他們的模仿”。但是,蘇格拉底堅持認為,詩人的這種魔力本身就構成了“對模仿的最嚴厲指控”(605c-07e)。所有詩人,尤其最傑出的詩人,必須無情地從城邦中驅逐,以免他們的巫術禍及城邦。

諾瓦利斯的亞特蘭蒂斯似乎確證了蘇格拉底對詩人最大的恐懼。亞特蘭蒂斯故事戲劇化地表現了詩人的魔力,他們將虛構當成現實,將幻象作為實物,將不合法的君王變成合法的君王。詩人的魔力產生了壞政權,或者不妨說,使壞政權變本加厲。諾瓦利斯在其筆記和作品中不斷地將詩歌和魔術相提並論,所以會同意柏拉圖的看法:詩人對城邦構成了危害。諾瓦利斯在他的亞特蘭蒂斯故事中似乎沒有涉筆任何威脅《王制》的東西。亞特蘭蒂斯僅僅是《王制》的對立面而已,不是一個驅逐了詩人的城邦,而是一個被詩人顛覆了的城邦。亞特蘭蒂斯並沒有跟《王制》正面衝突,但詩人卻從內部將其顛覆。生長於城邦內部、皇家封地邊緣森林中的詩人,最終將亞特蘭蒂斯推向了覆滅。隨著亞特蘭蒂斯這塊島嶼的沉沒,《王制》也就一再逃避提到它們之間的那場偉大的戰鬥。

我們已經詳盡地描述了對小說《奧夫特爾丁根》截然相反的兩種解讀。第一種解讀推進了對小說的傳統闡釋,認為諾瓦利斯在毫無保留地為詩唱讚歌,積極站在詩人一邊辯護,抗議蘇格拉底在《王制》中對詩人的排斥。第二種解讀暴露了小說中詩歌最坦率的崇拜者的立場問題,追尋了亞特蘭蒂斯故事中顛覆政治的潛流。小說的佯謬令我們左右為難:它既高聲讚揚詩歌,又在暗中耳語警告。兩種解讀都設法將《奧夫特爾丁根》定位為不是贊同就是反對《王制》。小說身不由己的自相矛盾,暗示了諾瓦利斯對柏拉圖極度矛盾的心態。第一種解讀中的諾瓦利斯表現出他對柏拉圖的景仰,他借用詩化小說系統地駁斥了(或者按照更傳統的說法,是完全不顧)蘇格拉底對詩人的攻擊;第二種解讀中的諾瓦利斯本人就是一個詩人,他同意蘇格拉底的觀點,用詩意的語言說明了詩歌的顛覆性。

要找到一條走出迷津的道路,我們就必須暫時懸擱這兩種解讀,然後考慮下述可能性:小說看上去的模稜兩可可能恰恰是諾瓦利斯針對《王制》精心設計的立場,與其說是我們的閱讀障礙,不如說是通向亞特蘭蒂斯的必要彎路。《奧夫特爾丁根》的含混雙聲(我們早先稱其是《王制》的“對位”)或許是某種關於亞特蘭蒂斯的含混態度的必然結果。在亞特蘭蒂斯的影子中,諾瓦利斯用魔法建構他自己的亞特蘭蒂斯。魔法已經將我們引入闡釋的困境,也只有魔法才能幫助我們擺脫困局。讓我們回到諾瓦利斯的亞特蘭蒂斯,更細緻地看看究竟是什麼魔法將我們帶到那裡。

如果我們再次回憶一下年老隱士的說法,即《奧夫特爾丁根》是關於詩歌的討論和教化,那麼,我們對亞特蘭蒂斯故事的解讀顯然只注意到詩歌“討論”這半部分。同樣顯然的是,以此方式解讀的時候,我們一直忽略我們不妨稱之為的故事教化之“聲”。在亞特蘭蒂斯政權更替的過程中沒有流血事件,王國似乎以溫柔自然的方式經歷了新生,就如春天來臨,萬物競發。但在公主和詩人浪漫性愛中無疑存在某種褻瀆,新國王肯定應當被視為非婚產物。那麼,究竟是什麼魔法將這小孩送上王位?又用什麼魔法使他的統治不比老邁的國王缺乏合法性?

亞特蘭蒂斯的中心問題是傳承君王血統的問題。公主像她故去的媽媽一樣,是古代傳奇英雄魯斯坦惟一殘留的骨血。魯斯坦傳承下來的是母系血統,亞特蘭蒂斯年邁國王的血統大致跟詩人父子的血統相同。我們只是從宮廷詩人那裡知道老國王的血統。他們“總是為他歌頌他與古代世界的統治者、與那些超人的血緣關係”,“他出自一個古老的東方王族”。來自“東方王族”的說法跟《王制》中講述傳說中亞特蘭蒂斯統治者的起源相符。我們可以相信,《奧夫特爾丁根》中的宮廷詩人會將此血統賦予新王——可能不需任何理由。因為諾瓦利斯隱去了亞特蘭蒂斯老國王的真正血統,也沒有透露熱愛自然的詩人父子的血統。他只說,這老人身體健康,睿智大度,“多年以前,……來自很遠的地方”,其子生著一副“高貴的臉”。小說中嚴格遵循著老國王的血統與新國王的血統之間的對比。血緣倍受宮廷詩人讚頌的亞特蘭蒂斯老國王育有一女,而女兒的母系血統更具傳奇色彩;亞特蘭蒂斯新國王的父親高歌了世界的起源和詩人獲得“最高獎賞”的特權,他繼承了祖母傳奇的血統。亞特蘭蒂斯新國王跟老國王一樣是合法的——也是不合法的。或者更確切地說:如此建構出來的亞特蘭蒂斯故事,在文字中已經不可能確定新老國王的合法性問題。

黃昏永罩亞特蘭蒂斯

沉沒的亞特蘭蒂斯

亞特蘭蒂斯的合法性危機找到了詩歌為支點,藉助魔法——詩人歌聲的魔力和皇家山鷹的王冠禮物——得到解決。這一神奇的政變早就做好了鋪墊,象徵性地表現於年輕男子先前的行為:當國王痛哭流涕放棄君權之時,是他獲得了公主的護身符。護身符雖然不是這個善良的自然之子偷來的,但他也沒有簡單地物歸原主。他拾到公主的護身寶石之後,就在紙上寫了一首詩——這是小說中第一首詩——然後用紙將護身符包好送回公主。他甚至不清楚他究竟寫了些什麼,但那張寫了詩的紙片就如產生了魔力,公主很快就委身於他。最重要的是,他的詩不是寫在護身符寶石上面:寶石上面已經刻著字,其中一面刻著“玄奧的銘文”。在國王否定了王權符號意義之時,在詩人為兒子重新賦予王權符號意義之前,公主失去了她美德的護身符,那一枚玄奧難解的寶石,不久也就失去了處子之身。在兩種情形下,合法的統治者跟王權符號的分離都以“褻瀆”的方式完成。這種“褻瀆”儘量將褻瀆物件——王室血統的純潔性、公主的美德、護身寶石上的銘文——保持完整。

在亞特蘭蒂斯故事中,諾瓦利斯邀請我們考慮,任何政權的起源都不純潔,新政權的加冕、新政體的草創,總要涉及對失去意義的傳統秩序符號賦予新意甚至重寫。亞特蘭蒂斯故事就敘述了權力移交或權力新生的儀式,透過拉長交接儀式“懸而未決”這一刻,來區分合法與不合法。其儀式性或神話性的敘事暫時將合法政權與不合法政權之間的區別拋擲一邊,將這兩種政權視為相輔相成而非截然對立。作為《王制》敵人的亞特蘭蒂斯,不是不合法主宰著合法,而是合法和不合法彼此成為可能的地方(或深淵)。這種加冕的場景或儀式,正是藉助抹殺國王跟王位的非本質關係,才得以自我完成。每個國王都是新王,其加冕依賴於權力符號,這些權力符號有能力象徵諾瓦利斯所說的“虛構性的魔力”。國王和王位之間沒有必然的關係:國王是在眾人公認的虛構性儀式中接手權力符號;這種儀式像魔法一樣起作用,既不是儀式本身有什麼力量,也不是儀式被賦予了什麼力量,因為這兩者密不可分。

諾瓦利斯的亞特蘭蒂斯故事描寫了新政權的誕生或舊政權的新生,完成了《王制》中克里提阿惟一的心願:讓《王制》直面其原初的敵人。因為在《克里提阿》中,這兩個“敵人”並沒有拉開戰線,列陣對壘,而是點到即止,遮蔽戰事。在諾瓦利斯的亞特蘭蒂斯中,“不合法”與“合法”互相協助、對抗、建構、抹殺。諾瓦利斯的亞特蘭蒂斯故事豐富了克里提阿對亞特蘭蒂斯的介紹,解釋了這座曾經跟《王制》長期軍事對壘的沉沒島嶼為什麼從柏拉圖文字中消失。

本文前兩節中構成的闡釋矛盾來自它們對《奧夫特爾丁根》的定位,要麼認為它贊成《王制》,要麼認為它反對《王制》。對克林索爾和商人們代表詩人所作證詞的解讀,或者對亞特蘭蒂斯故事中詩人顛覆力量的戲劇化解讀,最終都自相矛盾,因為這些解讀都只認識到詩人極端矛盾心態的一個方面。在亞特蘭蒂斯故事中,符號的功能背後暗示著詩人對城邦既有利益又有危害。詩人有操縱符號並賦予符號新意的能力——對諾瓦利斯而言,即便國王也是符號;這種能力對政權的建立而言,既必要又有害。

我們不妨稱這種糾纏著我們難以定位小說與《王制》關係的問題為一個“地理”問題。這個問題來自亞特蘭蒂斯的特殊位置或特殊地貌,從而成為《王制》的敵人。亞特蘭蒂斯(我們應該記住關於它的故事總是用形形色色的專有名詞加以敘述的)在《克里提阿》結尾就消失,這個敵人還沒來得及公開反對《王制》,我們都還沒有弄清這個敵人內外的底細。就像諾瓦利斯的亞特蘭蒂斯故事中,來自“國都之外”、在“一個浪漫的地方”勾引走了公主的小夥,或者像商人們講的故事中,從船上跳入了“深淵”的詩人,正如我們先前提到過那樣,亞特蘭蒂斯沉入了《克里提阿》最後一頁的空白之中。柏拉圖用空白來結尾——用空白來纏繞他寫下的每個文字。沉沒的島嶼在沒有標誌的無聲戰場上跟《王制》宣戰。

黃昏永罩亞特蘭蒂斯

古希臘城邦

在《王制》談話的整個程序中,有個明顯的空白:沒有人問過蘇格拉底,他的理想城邦將如何立法。蘇格拉底最接近於處理該問題的是在這一段落,他插入說明了他理想城邦的可能性,拒絕人們“因為他像禱告者一樣說了無用的東西就應該嘲笑他”(《王制》499c-d)。蘇格拉底強調說,他已經做好了準備“為這種觀點而戰鬥,只要哲學女神主宰城邦,我們所構想的政權就是已經實現的,或正在實現的,或將要實現的。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們根本不提不可能性”。這段話特別值得注意,有兩個原因。首先,儘管蘇格拉底在此提到“像禱告者一樣說了無用的東西”,但在《王制》中他第一句話就是他“下到比雷埃夫斯港,參加向女神的禱告”。其次,他奇怪地提到了“哲學女神”,他將過去、現在、將來三種時態並置的強烈語氣(“已經實現的,或正在實現的,或將會要實現的”)都在提醒我們,在《王制》的文字中,蘇格拉底已經參與到對正在 “實現”的理想城邦的建構。事實上,蘇格拉底及同伴通宵達旦在做的就是為他理想的城邦立法。

在《王制》中,每當蘇格拉底和同伴就某一問題達成一致意見時,他們就重複說:我們願意將它當成法律……在他們的對話中如此頻繁地模擬雅典公民大會立法程式,這些話(我們願意將它當成法律)成為《王制》整個法律大廈的柱石。它們是法令,同樣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它們是禱告和符咒(“禱告”和“符咒”都是希臘語中代表“法律”的nomos一詞的本來含義,這個希臘詞也意味著“宗教性的歌曲”)。蘇格拉底的哲學女神掌管立法和音樂。亞特蘭蒂斯的詩人也一樣,他使大眾相信他的子孫具有合法性。諾瓦利斯的亞特蘭蒂斯闡明瞭立法的問題(這是蘇格拉底沒有被問到,也就沒有回答的問題),但它並沒有簡單地把獲得主宰權的不合法強加於合法之上,而是將兩者推向共同的平臺(或者抽離他們的平臺)。無論在柏拉圖的文字中,還是在諾瓦利斯的文字中,亞特蘭蒂斯都擊中了王制的“起源”這個要害。亞特蘭蒂斯神話之所以對《王制》構成了最大威脅,是因為它有力量暴露合法性的儀式化起源問題。

“克林索爾童話”是諾瓦利斯最著名的故事,也是《奧夫特爾丁根》中最長一章和最後一章。儘管人們經常將其正確地解讀為諾瓦利斯關於新生的最完整神話,但這種新生具有的明顯政治特徵幾乎還無人考察。詳細討論諾瓦利斯筆下的神話遠非本文篇幅能及(人們或許會說,諾瓦利斯的全部作品就是旨在書寫現代神話的前提條件和萌芽狀態),即使在此單獨詳解“克林索爾的童話”也會越走越遠。依照慣例,我們仍將回到錯綜複雜的童話文字,去了斷我們的研究論題——《奧夫特爾丁根》跟《王制》的關係,因為柏拉圖對諾瓦利斯的影響最明顯地反映在這個童話中。童話的轉折點跟《王制》中蘇格拉底使用的兩個最著名意象相關,小說中再沒有地方更準確地象徵著諾瓦利斯跟柏拉圖文字爭執的方式和賭注。

在1800年2月寫給蒂克(Tieck)的信中,諾瓦利斯說,“要是我馬上見到你,我會給你看我小說中的一個故事和一則童話”。我們幾乎可以斷定,諾瓦利斯提到的故事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亞特蘭蒂斯故事,所指的童話就是克林索爾童話。此時,蒂克已經成為他最好的朋友,諾瓦利斯想把這兩部分文字一起拿給他看,表明亞特蘭蒂斯故事和“克林索爾童話”有許多共同點。這些共同點是他在小說寫作之初始料未及的。在整個新生的神話中,“克林索爾童話”跟亞特蘭蒂斯故事一樣,明顯展示了一幅政治新生神話的畫卷。這則童話始於流星的出現(《信仰和愛》中將流星確切當作革命的徵兆),終於新人厄洛斯和弗蕾亞的結合。跟亞特蘭蒂斯故事中的情人一樣,這對新人也只有一半王室血統。弗蕾亞是大角星國王的女兒,故事中這個北方的冰雪王國正經歷新生;厄洛斯則來自一個平凡人家,平凡得連家族姓氏都沒有,他的父母只是簡單稱為“父親”和“母親”。但是,國王和皇后在故事結尾卻得到民眾熱烈的歡呼,“祝老君王夫婦幸福!他倆一直住在我們中間,我們竟沒有認出來!祝我們幸福!他倆將永遠統治我們!” 像亞特蘭蒂斯故事中的小孩,厄洛斯和弗蕾亞這對新人也得到民眾的高聲祝福。臣民們賦予他們統治絕對的合法性和永久性,迅速忘卻了或否定了他們登上王座存在任何問題。

諾瓦利斯挑選大角星作為國王的名字,建立了另一層跟亞特蘭蒂斯平行的關係。許多人已經注意到,諾瓦利斯在寫給施勒格爾的信中似乎已經把大角星定位為象徵幸運的人物,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大角星在諾瓦利斯可以接觸到的文學文字中的功能(在關於諾瓦利斯的批評中,只有一篇例外,精心考證了諾瓦利斯常常不為人知的寫作素材)。在前面,我們已經表明,克林索爾童話跟亞特蘭蒂斯故事有相似性。在希臘文學中,出現過三次跟這種相似性有關的大角星。首先,柏拉圖在《法義》(844e)中提到大角星,說他“帶來了葡萄節”,顯然暗示著大角星是季節性繁殖的星象標誌,這種繁殖功能在諾瓦利斯的故事中得到儲存。其次,希臘神話將大角星等同於宙斯跟女神卡里斯托(Callisto)生的私生子阿爾卡斯(Arcas),傳說中嫉妒的天后赫拉將卡里斯托變為熊,某日,阿爾卡斯出去打獵,看見了已經變成了熊的母親,準備把她殺死,宙斯阻止他,用一陣風把他們母子倆捲到天國,從此,卡里斯托成為大熊星座的“大熊”星,阿爾卡斯就成為保護“大熊”星的大角星。最後,還有其他一些神話將大角星放在“牧夫”座,這層關係肯定讓諾瓦利斯怦然心動,在他文學道路之初,就決定使用家族古老的名字(諾瓦利斯是個德語化的姓氏,意思是“來自可耕的土地”),還將自己最早的兩部作品分別題名為《授粉》和《開花》。大角星有了這三層聯想,我們發現“克林索爾童話”發生的“星座”跟我們早先看見在亞特蘭蒂斯故事中的星座相同。小說中此前的詩人既是播種者又是收割者,既是顛覆秩序者又是保持現狀者,既是危險分子又是看門人。在童話故事一開始,詩人這些功能就暗含在了諾瓦利斯為冰雪王國國王選擇的名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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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卡斯和變成熊的卡里斯托

為大角星國王的王國帶來新生的最活躍的人物是小寓言。小寓言的奇遇開始於因《王制》而著名的兩個意象:洞穴和太陽。克林索爾寓言進展到三分處,厄洛斯已經離家上路前往大角星國王宮,就在此時,家中的錄事把他父母囚禁起來,逼使他的妹妹小寓言出逃。小寓言從屋子後面一道暗門跑出來後,進了一個神秘的洞穴。跟蘇格拉底筆下的意象一樣,洞穴之“光”得到最生動地描寫。諾瓦利斯在一個段落中描寫了這洞穴之“光”,其神秘和優美堪稱浪漫想象之表率:

小寓言朝下走了很久,最後終於走出通道,來到一個露天廣場,周圍有一排華麗的柱廊,一道大門將廣場封閉起來。這裡的一切東西都是昏暗的。空氣像是一片巨大的陰影,天空中懸著一個發出黑色光線的物體。人們可以清晰地分辨一切,因為每件東西都呈現出不同程度的黑色,並在身後投下一道亮光;光與影彷彿在此交換了角色。

小寓言七彎八拐地穿過洞穴,來到了蒼老的命運三女神的作坊。藉著油燈發出的類似“黑光”,命運三女神正忙著紡紗、量尺、剪斷命運之線。小寓言剛加入紡紗織線不久,錄事就追了上來,跟命運三女神一道密謀置她母親於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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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三女神

在小寓言第一場歷險中,諾瓦利斯重寫了蘇格拉底的洞穴意象,將陰森的洞穴書寫得更加險惡叢生。在《王制》第七卷,蘇格拉底將洞穴當成是觀念的虛幻王國,每個人都命中註定要落入洞穴,哲人也不例外,他從刺目的陽光中回頭後被迫要回到的洞穴中。蘇格拉底的洞穴中有一堆大火照亮;這堆模仿太陽的大火將木偶人和泥塑的影子投射到牆上,所有困在洞穴的人都能看見牆上的影子。諾瓦利斯的洞穴之“光”不再模仿太陽,而是反向作用,發出黑光。在這裡,真實沒有被模仿,真實也沒有投下影子。在這裡,小寓言為命運三女神織布,錄事密謀害死她的母親,虛構不是為了盡力模仿現實,而是為了吞噬現實。

錄事和命運三女神密謀燒死小寓言的母親,跟母體一刀兩斷,為此他們已經備好了柴火,似乎就要得逞,此時,童話出現了轉折點。原本答應要救母親的小寓言無計可施,被迫逃走的時候眼睜睜地看著母親葬身火海:

她隨即遠遠望見火刑堆上的熊熊烈火,一直升到綠色森林的上空。……太陽高掛在天空,憤怒使得它像火一樣紅,烈火掠奪併吞噬著陽光,雖然太陽似乎拼命想留住光,它卻漸漸變得蒼白,黑斑越來越多。太陽愈顯得蒼白,烈火便愈加熾烈,愈加強勁。烈火越來越貪婪地把光吞入自身之中,環繞白晝之星的榮耀很快耗盡了,伴隨著嫉妒和憤怒的每一陣新的衝動,逃逸的光波加劇爆發,此時星辰只剩下一個黯淡的光碟懸在空中。最後,太陽一無所餘,一團燃盡的黑渣墜入大海。烈火閃耀,其光芒非言辭所能形容。

諾瓦利斯似乎再次沿襲了蘇格拉底的意象,不過是反其道而用之。虛構的力量最終勝過了真實。顛覆性的暴力意象蒙著神話和修辭的面紗,夾雜著新生的歡呼聲,似乎再次圓滿完成(諾瓦利斯的故事可能理想化了,但它們並不都是美麗的)。然而,在亞特蘭蒂斯故事中,我們看到,只要仔細考察一下這種歡呼的“語調”或“聲音”,就不難發現,簡單地將合法與不合法對立起來的態度本質上存在問題。在“克林格爾童話”中,我們也看到,諾瓦利斯精心書寫的洞穴意象和太陽意象,目的也在拷問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錄事和命運三女神表面上戰勝了母體,吞噬了太陽,但虛構的“勝利”最終證明了虛構本身是把雙刃劍:

錄事及其同夥剛剛幸災樂禍地觀賞了母親被烈火燒死,卻大吃一驚,他們望見太陽從天上墜落。

他們想撲滅烈火,但只是徒勞,在這種場合中,自然難免有人受傷。疼痛和恐懼使他們發出可怕的詛咒和哀怨。

正如在亞特蘭蒂斯故事中,合法與不合法、真實與虛構、真理與謬誤,在新生的過程中神秘地交織在一起。錄事和命運三女神燒死了母親,造就出另一個太陽來取代太陽,但最終卻殃及了自己。他們的陰謀不但沒有成功剷除太陽,也沒有真正殺死母親。小寓言信守了誓言,用家中裝聖水的水壇收集母親的骨灰,將骨灰倒入裝有聖水的碗中,眾人飲過之後,母親就再次“回到了每個人的身邊”。

正如亞特蘭蒂斯國王“成功”地為王位找到了合法的子嗣,錄事和命運三女神用同樣的方式“成功”地篡奪了合法性。“克林索爾童話”的執行邏輯雖然跟亞特蘭蒂斯故事如出一轍,但花了更多的時間停留在新生過程中的負面效應或反面效應。在亞特蘭蒂斯故事中,“純潔”的王室血統透過變得“不純潔”來產生子嗣;在“克林索爾童話”中,錄事和命運三女神毀滅性的陰謀只有藉助創造新太陽促使萬物新生才能自我實現。諾瓦利斯在兩種情況下都將新生比喻成對保證新生連續存在的母性血統的褻瀆。但是,亞特蘭蒂斯故事用浪漫的洞穴來掩蓋了這種褻瀆(我們或許將記得,根據《克里提阿》的敘述,波塞冬建造的亞特蘭蒂斯本是他金屋藏嬌之地),而“克林索爾童話”幾乎是殘忍地暴露了新生過程中的褻瀆及其功用。

諾瓦利斯在“克林索爾童話”中利用意象說明了亞特蘭蒂斯為什麼是《王制》的首敵,推進了與柏拉圖的鬥爭。在克林索爾童話中,諾瓦利斯用神話的形式重寫了《王制》中兩個最著名的意象,將太陽描寫成洞穴中生成的幻象,最終顛覆了蘇格拉底關於真實與再現的等級關係。正如亞特蘭蒂斯的新王在洞穴中就已經孕育,正如亨利希在隱士的洞穴中就已經發現他未來的歷史,“克林索爾童話”中的太陽也早在錄事和命運三女神的洞穴密謀中就已經創造出來。在《王制》中,洞穴及洞穴中的影子像藝術模模擬實一樣模仿了太陽。然而,諾瓦利斯筆下快速成為太陽對立面的洞穴,卻是創造太陽本身的必需品。蘇格拉底聲稱,太陽本身不能被看見而只能被再現,諾瓦利斯(他的本體論不是來自康德,而是來自費希特)則堅持認為,太陽“本身”已經是虛構或再現。借用蘇格拉底的意象,“克林索爾童話”否定了任何“真實”先於“再現”。

黃昏永罩亞特蘭蒂斯

如果說諾瓦利斯只不過顛倒了蘇格拉底的意象,這種說法也就過於簡單。“克林索爾童話”洞穴中現實之物的顏色重現於虛構的影像:亮著黑光的油燈不由自主地產生光,正如錄事和命運三女神創造的太陽掙脫了他們的密謀。儘管蘇格拉底的太陽從視野中消失,但“克林索爾童話”創造出的卻是雙重的日食,一個太陽被另一個太陽吞噬,這另一個太陽暫時將“真實”太陽或“虛構”太陽孰先孰後的問題擱置,而是假設它們彼此需要(正是在這點上,諾瓦利斯同費希特分道揚鑣)。“虛構的魔力”不在於簡單地創造虛構——創造虛構有什麼魔力可言?而在於創造出限制自身和否定自身的真實。總而言之,“克林索爾童話”提供了諾瓦利斯經常為人所討論的“魔幻現實主義”。

諾瓦利斯在“克林索爾童話”中對太陽和洞穴的書寫延長了蘇格拉底的太陽自我吞噬的時間,用神話的形式將這種自我吞噬描寫為一個虛構篡奪真實或補充真實的過程。諾瓦利斯生動的戲劇表現了母親葬身火海和錄事與命運女神的覆滅中的暴力,揭示了蘇格拉底在《王制》中利用修辭不斷掩飾的某種觀點。為了否定詩人擁有真理的權利(用諾瓦利斯的意象來說,詩人是錄事和命運三女神的結合),蘇格拉底自己也使用他經常尖銳抨擊的手段——意象。為了確保成功地攻擊從事再現職業的詩人,蘇格拉底想方設法要抹殺他論說中意象這個源頭(他“燒死了母親”)。

諾瓦利斯毫不猶豫地接下了蘇格拉底對克里提阿的挑戰:他讓蘇格拉底那幅美麗的“畫作”活動起來;他操縱意象,顯現意象本來的位置,置疑意象為何處於次要地位。如果說後來幾代人對詩-哲諾瓦利斯有興趣,那是因為諾瓦利斯洞察了柏拉圖高明的藝術才能,也正因為此,諾瓦利斯才迷戀上了柏拉圖。在“克林索爾童話”中,諾瓦利斯將太陽書寫為洞穴的產物,揭露了蘇格拉底攻擊詩人的玄機。《奧夫特爾丁根》以蘇格拉底意象之道還施其身,延續了詩與哲學之間的永恆“戰爭”。這場戰爭不需要兩個“死對頭”嚴陣以待,陣線分明(蘇格拉底用最聰明的策略使這場戰爭似乎本來就沒有必要如此對壘)。相反,這場“戰爭”的邏輯強迫雙方糾纏在一起,拿起對方的武器,如克林索爾給亨利希描述的那樣進行戰鬥:

詩的對手覺得,最不舒服的事情就是,在與詩的對峙中,身不由己地變成了詩意的角色,經常在激烈的戰鬥中跟詩交換武器。然後,詩的對手被自己陰險的箭矢重創,而詩傷於她自己的武器的創傷很快就能痊癒,這些創傷反而使她變得更加強大,更有魅力。

亨利希心目中的啟蒙理性主義者、詩歌代言人克林索爾在說“詩的對手被自己陰險的箭矢重創”之時,毫無疑問是在誇大其辭,因為即便按他自己的說法,也不可能決定什麼是哲學的“武器”,什麼是詩的“武器”。在他年輕時候就寫下的童話中,克林索爾先是詳細闡明瞭哲學使用了“詩”的武器,接著他又堅持認為,詩人需要理性和知識,表明詩也要借用“哲學”的武器。《奧夫特爾丁根》與《王制》就交換了武器,完全可以說,經過一場戰鬥,這兩個文字都變得“更加強大,更有魅力”。諾瓦利斯用小說捍衛了詩人,認為詩人具有蘇格拉底所說的“可怕的力量”(毀滅和新生);詩人這種“可怕的力量”無論如何不可逃避。透過對柏拉圖洞穴、太陽和亞特蘭蒂斯等隱喻的重寫,《奧夫特爾丁根》承認了《王制》具有巨大魔力;透過揭露《王制》中意象和立法所起的虛構功能和儀式作用,《奧夫特爾丁根》為蘇格拉底進行了辯護,置疑雅典議會以妖言惑眾和褻瀆天神為據處決這個著名的牛虻。諾瓦利斯對柏拉圖的迷戀近似於對話錄中那個名叫西米亞斯(Simmias)的小人物對蘇格拉底的迷戀,在《斐多》(78a)中,西米亞斯問:“但是,蘇格拉底,我們現在到哪裡去找一個懂得這些魔咒的魔術師,因為你……就要離開我們了?”

諾瓦利斯不是第一個站出來為詩人進行辯護,反擊蘇格拉底在《王制》中對詩人的攻擊。借用虛構的形式進行反擊,至少有一個著名的前輩,那就是柏拉圖:柏拉圖最先將亞特蘭蒂斯虛構為《王制》的首敵。在《蒂邁歐》中,蘇格拉底將他理想的城邦比成一幅畫,克里提阿描繪出“最初”的王制,在那裡,諾瓦利斯後來追求的戰鬥策略就已經發揮作用了。甚至在《王制》中,蘇格拉底也稱他自己的思想是“一首歌”(531d),自詡是“政權的畫師”(501c)。柏拉圖提醒我們注意對話的場景,小心談話者的隨口之言,尤其留意蘇格拉底的話,就能發現,驅逐詩人之人原來也是藝術家、巫師(《美諾》80a-b)、術士(《卡爾米德》157a)。

蘇格拉底攻擊詩人,不是因為詩人是哲學的敵人,而是因為詩人也是善施魔力、精於修辭和虛構的強力對手。柏拉圖的文字不斷暗示,蘇格拉底的身份與他的對手一致,但他僅僅在暗示。這些暗示被對話的洪流捲走,沉沒在頁邊的空白地帶。它們是亞特蘭蒂斯島的影子,一個看不見永恆陽光也無法消失在黑夜中的敵人:黃昏永罩亞特蘭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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