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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廣國
隋代書法背景
隋代書學大盛，開皇年間，南北朝著名書家如趙文深、李德林、王褒、庾信、歐陽詢、蔡徵、韋霈、杜頵、虞世南、虞世基等人會集長安。開皇三年（583）隋文帝搜訪異本，召集天下工書之士到秘書省內補續殘缺。這些遺存的歷史瑰寶，說明隋代皇帝無論是從實用方面還是藝術方面都比較重視書法。由此，隋代書法大盛也是必然出現的景象。
南北士大夫書家會集京城，資訊互通，交流書藝，相互啟發與影響，對隋代書法的繁榮及提高總體水平，對書法的法度規矩建立和系統化，更是產生了直接的作用。還有兩位僧人智永與智果，相傳隋煬帝嘗謂：“和尚得右軍肉，智果得右軍骨。”尤其是智永，他最忠實王羲之家風，在整理和推廣王羲之書法以及對民間書法都產生了重大影響，這是不可忽視的。
隋代書法
考察隋代書法，所依據的資料大約有刻石類如墓誌、碑銘及少量造像記和摩崖題記等等，這方面資料十分豐富；但墨跡類僅有智永和尚的《真草千字文》及一些佛教寫經書法。
趙芬殘碑、信行禪師銘塔碑、董美人墓誌
隋代書法的發展大勢，無論從刻石方面考察，還是從墨跡作品研析。都表現為集南北朝書法之大成的同時，對王羲之書法筆勢、型別的今體書法加以整理。使得在兼融南北朝書法同時且有所變化的基礎上進一步規範化、法度化。繼而變成一種嶄新的書體。這種同屬於王羲之新體、又各有情調和筆趣的作品在隋代書跡中佔有很大的比重。如《趙芬殘碑》、《龍藏寺碑》、《信行禪師銘塔碑》、《董美人墓誌》、《蘇慈墓誌》、《龍華寺碑》、《呂胡暨妻李氏墓誌》、《伍道進墓誌》、《張鳳舉墓誌》等等。
蕭憺碑、高歸彥造像記、文殊般若經、龍藏寺碑
其中，有風格近於南朝的如《王慕韶墓誌》或《蕭憺碑》等等；有風格近於北朝的如《元晫墓誌》、《高歸彥造像記》、《朱曇思等一百人造塔記》、水牛山《文殊般若經》等等；有的則是兼有南北刻石的某些特點，共性特徵都著重表現在體格端整、筆法精到、脫盡隸書筆意。這一類隋代刻石相較南北朝同類刻石，法度顯得更為嚴謹，作為王羲之新體書法的筆法、筆勢則表現得更加純粹。
其中的《龍藏寺碑》，氣息清新典雅，點畫秀健，體態安詳、舒展，筆勢中略含行書意味，用筆嚴守法度又能靈活自如，氣韻生動，是一件難得的精品，可以說是隋代刻石中最為勻美清雅的作品，在法度上可作為典型。康有為也曾稱讚它為“六朝整合之碑”（《廣藝舟雙楫·取隋第十一》）。
寇熾妻姜敬親墓誌、宮人典彩六品朱氏墓誌
隋代刻石書法以王羲之新體為主流，次為鍾繇舊體。而在鍾繇舊體的作品中，大多表現為與北魏都城洛陽地區的大量墓誌風格相近。北魏洛陽地區的墓誌屬於鍾繇舊體的筆勢，筆法相對勻整同統一。隋代書法則是在此基調上加以意趣的充分發揮。這類作品都有一定程度的鐘繇筆勢、筆法因素，但已端莊整飾，法度定型，樸拙的氣息大為減弱。這一類中比較典型的隋代刻石有《寇熾妻姜敬親墓誌》、《章仇等造像記》 、《元仁宗墓誌》 、《宮人典彩六品朱氏墓誌》等等。這些作品可看做是北魏“洛陽風格”在隋代的遺存。
曹植廟碑、唐邕寫經碑
在隋代，過渡體型別的作品很少，但其中《曹植廟碑》是一件特色強烈值得一提的作品。此碑書法以真書為基本，相容篆隸。這一點在點畫用筆和一些偏旁結體上都有顯著的表現，沿襲著北齊刻石書法中一些作品的表現風格。加以比較可以發現，《曹植廟碑》的體勢、筆法與意趣接近河南武安鼓山響堂寺的北齊刻石，如《唐邕寫經碑》、《無量義經》、《維摩詰經》等。這一組刻石書法雄渾樸茂，筆勢暢勁，而《唐邕寫經碑》又將篆、隸與真書相參，巧妙地融合為一體，毫無生硬造作的弊病。《曹植廟碑》也是如此這般地又一次成功合成，並且，筆勢在北齊書法的基礎上更為開張，顯示出更大的氣魄和更強的力度，這在隋代以工整典雅為主調的書法風格氛圍中顯得特別奇偉壯觀。
智永的貢獻
“工整典雅”的書法風格不僅表現在隋代大量刻石書跡中，它也是隋人寫經書法和智永墨跡的風格基調。智永《真草千字文》是隋代書法的典範之作，它代表著隋代書法的最高成就，書法的歷史意義與價值正可以從它的規範性、法度性去進一步認識和理解。
對此，宋代大書家蘇東坡認為智永的書法“骨氣深穩，體兼眾妙，精能之至，返造疏淡”（《東坡題跋》）。他認為智永的書法精熟之極，書法在達到熟練之極的程度以後，寫字便能自然而然，沒有故作奇姿和銳意標榜法度的生硬感。也正是這種過人之處，使他能輕鬆自如地驅筆馳聘於嚴謹的法度世界之中，精妙之極，卻又疏淡之極。“疏淡”就是自然的意思，看似容易，實則難以達到。猶如一位達到很高境界的拳師，經過長期刻苦的修煉，使他在行拳時拳法、步法、身法之間的相互配合已達到極其精熟的程度，已毫無約束感和故作感，至此獲得了最大的自由。
《真草千字文》墨跡本與拓本 對比
為大力弘揚王羲之書法藝術及其法度，智永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他是由南朝陳入隋的僧人，俗家姓王，是王羲之七世孫。居住於山陰（今浙江紹興）永欣寺，名法極，人稱“永禪師”。他的書法忠實的繼承祖法，刻苦鑽研，對王羲之書體加以總結，使王羲之書法的法度系統化、規範化，可以讓後世學子有法可循，有門可入。他身體力行，以堅韌不拔的精神，居於永欣寺閣上臨習書法30年，並寫成《真草千字文》800本，分送浙東一帶的各個寺院。它的影響不僅在於各個寺院的僧侶，由於當時佛教盛行的原因，信徒遍及社會的各個階層，它的《真草千字文》必然會透過各種途徑對社會上的書法風格產生有力的影響和引導作用。
智永的書法是經過長期艱苦修煉的。僅從他書寫《真草千字文》800本這一事蹟來看，就可以知道他有驚人的毅力和嚴謹的治學態度，以及弘揚先祖王書家法的責任感（王羲之一脈的王氏書法）。因此，他的書法從“精能”進而產生質的飛躍，達到“疏淡”的意境，是必然的結果。蘇東坡看出了這一點，他指出：“永禪師欲存王氏典型，以為百家法祖，故舉用舊法，非不能出新意求變態也。然其意已逸於繩墨之外矣！”（《東坡題跋》）
智永《真草千字文》墨跡本、王羲之《蘭亭序》摹本
智永在當時就享有盛名，他本人的作品就是王羲之的法度示範作品。它的意義不僅在於本身的藝術價值，更重要的是在於整理和規範王羲之書法，樹立法度典型。開創了唐代書法“尚法”風氣的先河。他自己雖然沒有開創新的書法風格，但由於這一歷史作用，使他成為書法史上王羲之、王獻之以後，唐人之前的一個關鍵人物。後來唐太宗大力提倡學習王羲之書法，使智永的願望在唐代得到全面實現，至此不僅王羲之書法成為大宗，王羲之也被後人推崇備至，被後世譽為“書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