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國外文學》2016年9月
轉自：阮在故阮思，感謝阮煒教授賜稿！
阿伽門農們是君王還是頭人？
從荷馬史詩看早期希臘政制
阮煒
內容摘要 ：
從荷馬史詩可知，早期希臘國家遠非成熟、王權仍處於萌芽期，因為希臘人群體中仍然存在貴族議事會和人民大會，這些機構仍發揮著民主性的集體決策功能；多個巴塞斯或酋長、頭人相互競爭，但無一人能取得穩定的世襲權力。可是不少論者、譯者戴著現代人的有色眼鏡看古代，把荷馬史詩中表頭人、酋長義的詞語譯為“國王”甚或“君王”。這顯然無助於我們認知古代社會。
關鍵詞 ：
荷馬史詩、阿伽門農、早期希臘、氏族民主
PART 01
自從19世紀歐洲知識人大搞希臘崇拜以來，一直存在一味拔高希臘文明的傾向，很多人甚至戴著現代階級社會的有色眼鏡來看待早期希臘（約西元前1150-700年），把氏族社會末期的部落當作成熟的專制國家，把暫居權位的個人視為君王，似乎希臘人早在蠻荒時代便有了成熟的國家。但早期希臘究竟是否已有君主制並非不言而喻，而是需要探討的。
如我們所知，荷馬史詩中使用頻率很高的βασιλε s一詞有“領主”、“貴族”、“王者”等義，［i］ 在史詩形成的英雄時代（約前1110-800年，亦稱“荷馬時代”）尤其如此，儘管這個詞也有“王”、“國王”或“君主”、“君王”等義，指君主制形成後的國家首腦更是這樣。但在一些希臘語-英語詞典裡，βασιλε s大多被譯為king，lord，甚至emperor，在漢語中則被相應地譯為“王”、“國王”、“君主”、“世襲國王”、“皇帝”；對應於βασιλε s的形容詞βασ λειοs則幾無例外地被譯為kingly，即“國王的”、“國王般的”，甚至royal，即“君主的”、“君主般的”；表示相應政體的βασιλε α一詞也幾無例外地被譯為kingdom或monarchy， hereditary monarchy，即“王制”、“君主制”、“世襲君主制”。［ii］
除βασιλε s外，荷馬史詩中示政治首領還使用了諸多其他詞語，其中 ναχ和κο ραναs的使用頻率明顯高於其他詞彙。［iii］ 這兩個詞比βασιλε s更古老，在君主制已見雛形的邁錫尼時代（約前1600-1150年）泥板文獻的線形文字B中就頻頻出現，詞義與βασιλε s大致相當，表示“首領”、“頭人”、“統領”、“統帥”，或“主子”、“主人”。［iv］ 據新近研究， ναχ除這些含義以外，還被用來表示“一家之主”、“奴隸之主”、“動物之主”（如馬的主人）等。［v］ 但一些希臘語-英語詞典因存在以今釋古的傾向，這兩個詞的“國王”、“王子”義都很突出，而“主人”、“主子”義則不彰顯。［vi］
詞典編纂者以今釋古傾向的根本原因在於，他們沒能恰當地區分國家尚處萌芽階段與國家成形後βασιλε σ、 ναχ、κο ρανασ一類詞的不同含義，而這很大程度又是因為他們浸染於現代階級社會已久，思想固化，難免戴著現代人的有色眼鏡，以今釋今古地看待某些現代有而古代沒有、現代明晰而古代模糊的概念。這使他們不可能不誤解古代社會和人，有意無意抬高了部落頭人即巴塞勒斯之類人的身價。
不僅詞典編纂者有以今釋古的問題，研究者亦然。影響很大的19世紀的希臘史學者格羅特（G。 Grote）就從《伊利亞特》中找出一些章節來證明早期希臘政制是“君主制”。［vii］ 不僅如此，他還認為這種政制是專制君主制，特徵是“國王掌權，國王個人做出決定，其他人很少、也不可能批評他”。［viii］ 格羅特並非孤立現象，馬克思當時就指出：“‘歐洲的學者們大都是天生的宮廷奴才，他們把巴賽勒斯變為現代意義上的君主’；‘格萊斯頓先生向我們把英雄時代的希臘酋長描寫成國王和公侯，而且還給他們加上紳士的資格。’”［ix］
中國學界因有重視國家起源問題的悠久傳統，晚至2006年仍有大部頭著作《荷馬社會研究》出版。作者雖相信早期希臘存在“王權”，但認為這是“早期王權”，明顯不同於成熟的“專制王權”，［x］ 這就與格羅特之輩一口咬定早期希臘政制為專制君主制拉開了距離。
［i］ 《奧德賽》，陳中梅譯，譯林出版社2003年版，I，386譯註（譯本24頁）。以下引文若非另行標明，均出自此譯本。希臘文原文均出自Odyssey （edited by A。 T。Murray） （G。P。 Putnam‘s Sons， 1919）。
［ii］ H。 G。 Liddell & H。 S。 Jones， A Greek-English Lexic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p。 309； F。W。 Danke，The Concise Greek-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Chicago： The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2009），p。 69；H。 G。 Liddell and R。 Scott， Liddell and Scott’s Greek-English Lexic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9）， p。 128；James Morwood & John Taylor， Pocket Oxford Classical Greek Diction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p。 63；羅念生、水建馥編：《古希臘語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148-9頁。
［iii］ 在荷馬史詩中，有關政治首領的術語除了最重要者βασιλε σ、 ναχ、κο ρανασ，還有αριστε σ、αρχ σ、 γεμ ν、κρε ων，ποιμ να λα ν等。但這些術語並非很“專業”，彼此間關係極複雜，因時因地而異，一個稱號可用在地位完全不同的多個人身上。參見有關詞典及宴紹祥：《荷馬社會研究》，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版，119頁。
［iv］ Liddell & Jones， A Greek-English Lexicon， p。 114、p。 970；Liddell and Scott， Liddell and Scott’s Greek-English Lexicon， p。 52、p。 384；Morwood & Taylor， Pocket Oxford Classical Greek Dictionary， p。 25、p。188。
［v］ Pierre Carlier， “Αναχ and Βασιλε σ in the Homeric Poems”， in Sigrid Deger-Jalkotzy & Irene S。 Lemos （ed。）， Ancient Greece： From the Mycenaean Palaces to the Age of Homer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01。
［vi］ Liddell and Scott， Liddell and Scott’s Greek-English Lexicon， p。 114、p。 970；Pocket Oxford Classical Greek Dictionary， p。 25、p。188；Liddell & Jones， A Greek-English Lexicon， p。 52、p。 384；羅念生、水建馥編：《古希臘語漢語詞典》，64頁、469頁。
［vii］ 路·亨·摩爾根：《古代社會》（單卷本），楊東蓴等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201頁。
［viii］ George Grote， A History of Greece，轉引自宴紹祥，《荷馬社會研究》，第133頁。
［ix］ 此兩段引文的前一段指威·尤·格萊斯頓《世界的少年時代：英雄時代的神和人》第11章（1869年倫敦版428頁）裡的說法；後一段見馬克思《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載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收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56-1985年版，510頁。
［x］ 宴紹祥：《荷馬社會研究》，第139頁。
PART 02
在荷馬史詩中，究竟有何內容被格羅特引為君主制的證據？不妨看看《伊利亞特》開篇處奧德修斯（希臘聯軍中來自伊大卡島的王者）的表現：
每當（奧德修斯）遇見喧叫的普通士兵，
他便會舉杖擊打，教訓一番：
“還不給我靜靜地坐下，閣下！聆聽你的上司、
些比你傑出的人的安排。你這逃兵，
膽小鬼，戰場和議事會上的小不點！
不用說，阿開亞人不能個個都是王者 （βασιλε s），
王者眾多（πολυκοιραν ν）不好；這裡只應該有一個王者（κο ρανοs），
一個統管（βασιλε s）……
轄治民眾，行使評判的特權。［i］
這裡，奧德修斯儼然是秩序的維護者。對“王者或有影響的人物”表示尊敬已是他的習慣，而對地位較低的挑戰秩序者，則態度惡劣，甚至暴力相向。格羅特之所以認定荷馬時代希臘政體為君主制，主要理由便是奧德修斯充當阿伽門農的打手，以及他所說“不能個個都是王者……只應該有一個王者”。［ii］ 暫不論其論據多麼弱，“王者眾多”的觀察與“只應有一個王者”的呼籲難道不恰好從反面證明，阿伽門農之輩地位很不穩固，並非真正的君主？
判斷早期政制究竟是君主制還是頭人/酋長制的關鍵，是共同體最高權位是否已嚴格地按世襲原則父子相傳。影響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類學家摩爾根認為，並沒有確鑿證據證明在早期希臘，巴賽勒斯職位已嚴格按世襲原則父子相傳了；儘管首領的長子或次子往往繼承權位，但這是按慣例舉行自由選舉的結果，而非在任酋長或頭人行使世襲權力的產物。［iii］ 在摩爾根看來，當時雅典的βασιλε α 即頭人制與君主制並無共同處；後者是這樣的政府型別，“在這個政府中有一個國王，他的周圍環繞著一個有特權和爵銜的階級，這個階級佔有土地並握有土地所有權，國王可以隨心所欲地頒佈詔令敕諭來進行統治；因為他不能說他的統治權是由於被統治者同意而取得的，所以只能宣稱有世襲的統治權。”［iv］
如果早期希臘酋長像摩爾根所說的那樣，並非世襲君主，他是什麼？其實就是一個權勢較大的貴族，一個其權位並非世襲的軍事統帥（儘管前8世紀之前雅典頭人的權力明顯大於後來民選的執政官）。當然，酋長也可能執行祭祀和司法職能，甚至承擔一些行政責任，但這並非因為其他貴族願意賦予他如此多的權力，而是由於國家仍處於初級階段。［v］
這也就是為什麼晚至1970年代，古典學學者W。 G。福勒斯特為了證明早期希臘政制是“貴族統治”，雖仍引用格羅特引以為據的荷馬史詩中語，也提到塞耳西忒斯因不安於“本分”而遭奧德修斯暴打的故事，但並不同意“君主制”的說法，而認為早期希臘政制其實就是“貴族統治”，［vi］這顯然比格羅特對有關情節的解讀更符合荷馬文字的原意。
［i］ 《伊利亞特》，陳中梅譯，譯林出版社2000年版，II，188–206。以下引文若非另外標明，均出自該譯本。希臘文原文版本資訊為Iliad （edited by Thomas William）（published online， by e typographeo Clarendoniano），下同。
［ii］ 摩爾根：《古代社會》，第201頁。
［iii］ 摩爾根：《古代社會》，第201-202頁。恩格斯對摩爾根的觀點做了呼應：“希臘人的巴賽勒斯，正像羅馬的‘王’（勒克斯）一樣，必定是或者由人民選舉的，或者為人民公認的機關 — 議事會或人民大會 — 所認可的。”參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第109頁。
［iv］ 摩爾根：《古代社會》，第200頁。
［v］ 摩爾根“《古代社會》，第202-3頁。
［vi］ W。 G。 Forrest， The Emergence of Greek Democracy：800–400 BC（New York：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72），pp。 64–65。
PART 03
除了上文所引證明阿伽門農們地位遠非穩固、君主制尚處萌芽期的詩句，《伊利亞特》中其他情節也可引為論據。當下級軍官塞耳西忒斯因阿伽門農企圖霸佔阿基琉斯的女奴而在議事會上對他大加申斥時，又是奧德修斯出來收拾局面，恢復秩序。他是自願充當阿伽門農的打手來整治塞耳西忒斯的：
“儘管口齒伶俐，塞耳西忒斯，你的話
粗俗不堪！住嘴，不要試圖和王者們（βασιλε σιν）比攀。
跟隨阿特柔斯之子進軍伊利昂的全體
官兵中，我相信，你是壓底的孬種。
所以，你不該鼓唇弄舌，與王者們（βασιλ αs）爭辯，
指責他們的作為……”
言罷，奧德修斯狠揍他的脊背雙肩，揚起
權杖，後者佝僂起身子，豆大的淚珠順著
臉頰流淌，金杖打出一道帶血的條痕。［i］
這裡表示“王者”的βασιλε σιν和βασιλ αs均為複數（複數與格和複數賓格），清楚表明，阿伽門農作為“王者”並非至高無上，與其地位相當者還大有人在。此外，像塞耳西忒斯這麼一個下級軍官就敢於挑戰最高統帥的權威，使奧德修斯不得不出面用暴力“維穩”，讓他認清自己的位置，又說明氏族民主遺風仍強大，中下層人士仍有較大發言權，對暫居權位者或仍能形成掣肘，使之難以專權，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君主”。
更需要注意的是，此前，與阿伽門農地位接近、女奴本來的主人阿基琉斯已經與他發生了激烈爭吵，罵他是“酒鬼，長著狗的眼睛，只有牝鹿的心臟”，［ii］罵他“無恥”、“狡詐”、“缺少勇氣”，為“世上最貪婪的惡人”，［iii］ 叫他不要再對他發號施令。［iv］對於阿基琉斯的痛罵，阿伽門農自知理虧，僅指責阿基琉斯對他想取而代之。［v］ 此外，隨軍占卜師卡爾卡斯之前便已介入爭端。他並非沒有偏向，所佔之卜似乎別有用心，對阿伽門農極不利，對阿基琉斯對他的指控則是火上添油。只是在能言善辯的“王者”奈斯托耳以中立者身份出面勸架後，爭吵才告結束。［vi］ 但正是這個奈斯托耳一方面擁戴阿伽門農，稱其為“民眾的王導”，“有權決斷，王統民眾鄉胞”，一方面卻毫不猶豫對他進行掣肘，當眾教訓他說：正因為“宙斯給你權杖，使你有權決斷”，所以“你有責任……聽好，善納別人的建議”。［vii］
此外，達耳達尼亞兵勇的首領埃內阿斯有一個和阿加門農完全一樣的稱號，即 ναχ δρ ν。這再一次說明，即便權勢顯赫如阿加門農，也並非獨一無二；［viii］ 英雄時代的希臘社會並不存在權位世襲、不容挑戰的君主或國王；確然存在的，是一個巴賽勒斯或頭人階層。這個階層中很多人都擁有很大的權力，與暫居權位者的關係大體上是平等的，與他之間並不存在什麼君臣關係，或者說與統領之間還遠沒有君主制中那種典型的臣服與支配關係。［ix］ 事實上早期希臘社會群雄並立，荷馬史詩中“英雄”一詞出現頻率極高，決非空穴來風；古典學界用“英雄時代”這個術語來指稱早期希臘社會，並非沒有根據。
同樣有意思的是，《伊利亞特》裡天神宙斯的權威也很有限。眾神開議事會時就特洛伊城的命運討價還價，青睞特洛伊人的宙斯雖受尊敬，卻沒法搞一言堂否決赫拉（希臘人的保護神）摧毀該城的意見。［x］ 再如在《奧德賽》第五捲開首處，眾神議事會所議之事是頭人奧德修斯的悲慘處境；宙斯雖受到尊重，其他神祇如雅典娜、赫爾墨斯、卡魯普索等表達意見時卻毫不客氣。［xi］ 這些例子中與會者雖是神祇，荷馬卻不可能憑空捏造細節，因“眾神”實在是貴族集團在神界的折射，宙斯只是一個突出的頭人。［xii］
在《奧德賽》中也不難看到，在荷馬時代，要麼王權尚不存在，要麼王權雖存在，卻仍處於萌芽形態。事實上，《奧德賽》的故事一方面假定，與奧德修斯之妻裴奈羅佩的眾多求婚者相比，其兒子忒勒馬科斯享有繼承父親“王位”的優先權，甚至還讓求婚者之一安菲諾摩斯反對其他貴族謀殺忒勒馬科斯，理由是忒勒馬科斯是“王者”的後代，［xiii］ 另一方面卻幾乎明示，奧德修斯的父親萊耳忒斯並非伊大卡的“王者”，遑論“君王”，儘管曾“統治”（αν σσων）過開法勒尼亞人或作過其“王者”（至於如何成為其“王者”則語焉不詳），［xiv］因此，“足智多謀”的奧德修斯之成為伊大卡“王者”，應是靠本人的能力而非子承父位的制度安排。這有力地證明，王權僅剛剛萌生，離真正的君主制還相當遙遠。
應特別注意的是，求婚者雖不否認奧德修斯的權 位和財產應由忒勒馬科斯優先繼承，但伊大卡並不存在一股明確擁戴他繼承父位的勢力，一大群貴族甚至爭相逼婚其母；［xv］這不啻是奪取最高權位，而真正的君主制一定是世襲的，因王位繼承者具有不可動搖的法定地位，即便未成年也應按程式即位。只因奧德修斯較長時間在外，妻子就不斷遭受其他貴族逼婚，財產受到覬覦，兒子忒勒馬科斯受到蔑視，這說明同樣他遠非真正的君主。
尤需注意的是，奧德修斯對求婚者大開殺戒之前，所給理由竟只是：
你們糟毀我的財產，
強迫我的女僕和你們睡在一起，
試圖逼婚我的妻子 — 而我還活在人間 —
既不畏擁掌遼闊天空的神祇，
也不怕子孫後代的譴責非議。［xvi］
奧德修斯為何全然不提他們逼婚裴奈羅佩的最終目的是篡奪“王位”？這清楚地表明伊大卡的政制並非君主制，至多隻是萌芽期的君主制。此外，在上古時代，王權要穩固，王位要順利傳襲，就得利用宗教手段使之神聖化，即得到宗教信仰和儀式的支援；若伊大卡的政制已真是穩定的君主制，王權定然神聖無比，奧德修斯在報仇殺人之前則不可能完全不提仇人的首樁大罪即篡奪王位乃冒犯神靈，而會以此作為消滅他們的頭條理由。
［i］ 《伊利亞特》II，243–267。
［ii］ 《伊利亞特》I，225。
［iii］ 《伊利亞特》I，121、148-60。
［iv］ 《伊利亞特》I，292-303。
［v］ 《伊利亞特》I，285-91。
［vi］ 《伊利亞特》I，247-84。
［vii］ 《伊利亞特》IX，96-113。
［viii］ Iliad（tr。 by Richmond Lattimore）（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V，311；也參《伊利亞特》，V，311。
［ix］ Kurt A。 Raaflaub，‘Homer and the Beginning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Greece’，in Robinson（ed。），Ancient Greek Democracy — Readings and Sources（ Published Online： 14 JAN 2008）， p。 35。
［x］ 《伊利亞特》，IV，1-72。
［xi］ 《奧德賽》，V，1-90及以下。
［xii］ 查·黑格爾：《歷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版，238頁。
［xiii］ 《奧德賽》， XVI，400-1。此處討論受到了宴紹祥《荷馬社會研究》啟發（143頁），謹向作者致謝。
［xiv］ 《奧德賽》，XXIV，375-82。
［xv］ 黃洋：《試論荷馬社會的性質與早期希臘國家的形成》，載《世界歷史》1997年第4期，56頁。
［xvi］ 《奧德賽》，XXII，31-41。
PART 04
氏族時代遺留下來的民主機制如貴族議事會和人民大會，顯然發揮了遏止權力向個人集中的效用。早期希臘政制究竟已是君主制，抑或只是酋長制，這種政制究竟有何內涵，學術界雖未達成共識，但有一點可以肯定 —— 由於高度散裂的地理格局，各地希臘人社群大體上保持了政治獨立，氏族民主得到了延續；在英雄時代至古風時代（前8-6世紀）早期，各地希臘人普遍召開貴族議事會（既“酋長會議”）和人民大會。這些氏族機制不僅存在，而且仍發揮著集體決策的功能。
貴族議事會的情形從前文討論的希臘聯軍眾頭人/首領開會批判統帥阿伽門農的不當行為以及“眾神”會議可見一斑，而人民大會在荷馬史詩中同樣有詳細的描述。在《伊利亞特》裡，攻打特洛伊的阿開亞人大帳前面有一塊召開人民大會的場地，那裡“豎著祭壇，敬祀神明”。［i］ 這是因為人民大會的合法性和權威性必須得到神祇的認可，或得到某種神聖程式的確認，這種神聖程式又體現為一整套宗教儀式。［ii］
有關人民大會的更詳盡的描述，見於《奧德賽》第二捲開篇處。這裡，忒勒馬科斯召集了伊大卡人民大會，呼籲鄉親們起來伸張正義，制止求婚者的兇惡行徑：
他（忒勒馬科斯）命囑嗓音清亮的使者，
傳令長髮飄灑的阿開亞人聚會一處，
信使們奔走呼號，人群很快匯合集中。
當人群聚集，在一個地點彙總，
忒勒馬科斯走向會場，手握槍矛青銅……
所有的觀望，注視著他走來……［iii］
埃古普提俄斯首先對眾人發話。他一個兒子追隨奧德修斯在外，另一個卻介入求婚行動，故持中性立場。之後，主持人裴塞諾耳交權杖給忒勒馬科斯，讓他發言。後者在盡數求婚者的劣行之後，“怒擲權杖，掉落地層，淚水噴湧，憐憫落臨所有的人。”［iv］然而此刻眾人仍默不做聲，只有求婚者頭目安提努斯迴應，斥忒勒馬科斯“大言不慚”。［v］特忒馬科斯做出迴應後，天神宙斯遺兩隻鷹鳥飛臨會場中央，俯衝與會者。見此徵兆，眾人“瞠目結舌”，不知何事將要發生。善於占卜的哈利塞耳塞斯適時發言，警告求婚者“巨大的災難正在滾落”。［vi］聽了這話，求婚者歐魯馬科斯立即進行駁斥，稱“陽光下眾多的鳥兒四處飛繞，並非所有的它們都在顯兆”。［vii］忒勒馬科斯對此作了回答。之後奧德修斯的“夥伴”門託耳發言，斥求婚者“肆意橫行……兇暴地吞食奧德修斯的家產”，並抱怨眾人“靜坐此地……不用話語駁斥阻止求婚者。”［viii］另一個求婚者琉克坦克託斯對門託耳的發言（以及忒勒馬科斯的同情者）作了充滿威脅的迴應後，方才散會。儘管忒勒馬科斯所期望的眾人一致譴責並阻止求婚者的情形並未實現，這裡仍有一幅兩股勢力針鋒相對、充分表達意見的清晰而生動的民主政治畫面。
雖然《奧德賽》中並沒有證據表明，忒勒馬科斯在召集人民大會之前，已有議事會做出開會的決定在先，但當時希臘人召開人民大會的慣常程式是，議事會事先就人民大會的議題做出決定，而人民大會的與會者通常會服從這種決定。怎麼強調也不過分的是，議事會成員大多出自巴賽勒斯家族，勢力極大，不可能不利用政治程式對暫居最高權位者進行制約。從雅典來看，前5世紀初雖然廢除了巴賽勒斯制或頭人制，沿自氏族傳統的議事會對執政官的權力仍構成了有效的節制。［ix］
相比之下，人民大會也許不如貴族議事會歷史悠久，但在英雄時代晚期或古風時代早期便相當活躍了。其權力大小雖因地因時而異，而且可能像在《伊利亞特》中那樣，因下層民眾幾乎沒有發言權而打折扣，但因必須定期舉行，凡做重大決定須獲全體成員透過而仍有不小的權力。［x］ 在雅典和斯巴達，越到後來人民大會的權力便越大。這一點從“眾神”在後一部荷馬史詩《奧德賽》中權勢明顯不如在《伊利亞特》中大，也可見端倪。“眾神”權威的衰落反映了民眾地位的提升。《奧德賽》故事定型時間畢竟比《伊利亞特》晚。［xi］
儘管如此，對暫居權位者的有效制約仍主要來自共同體其他巴賽勒斯或頭人。位居最高權位者或能暫時支配較多的人力物力資源，但其權勢與其他頭人相比，差別並不大。這意味著，從根本上講，在一個部落中掌握最高權力的，並非一個權勢極大且權位可世襲的君主或國王，而是一個貴族集團。［xii］ 即便個別突出的頭人或酋長（如傳說中的“提修斯”）一時享有較大的權力，卻決不可能擁有像埃及法老、希臘化時代馬其頓-希臘王國的國王或戰國時代及之後華夏君主或皇帝那麼巨大的權力，其權力也明顯小於民主化之前的歐洲君主。從《奧德賽》中諸神的勢力與《伊利亞特》相比明顯下降來看，酋長或首領的權力不僅遠未達到世襲專制君主的程度，甚至已露出衰落的徵兆。前776年之前雅典人之能相對和平地用民主程式來廢除貴族制，便有力地說明了這一點。
［i］ 《伊利亞特》，XI，805–08。
［ii］ Oswyn Murray， Early Greece（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p。 58。
［iii］ 《奧德賽》，II，1–15。
［iv］ 《奧德賽》，II，40-81。
［v］ 《奧德賽》，II，86。
［vi］ 《奧德賽》，II，146-76。
［vii］ 《奧德賽》，II，181-82。
［viii］ 《奧德賽》，II，236-41。
［ix］ Murray， Early Greece， p。 56。
［x］ Murray， Early Greece，，pp。 57–58。
［xi］ James F。 McGlew， Tyrann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Ancient Greece（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pp。 51-62。
［xii］ 晏紹祥，《荷馬史詩中的王與王權》，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全書各處。
PART 05
頭人議事會和人民大會固然有效阻止了權力向個人的集中，但如何回答這一問題：為何在《伊利亞特》中，阿伽門農的權勢如此顯赫？為何單單阿伽門農一人被冠以“ ναχ δρ ν”即“眾軍統帥”（注意，這一出現過幾十次的阿伽門農的專號也可譯為“眾軍的王者”或“眾軍統帥”）的稱號，而其他巴賽勒斯或貴族卻未能享受如此殊榮，而只能是 νακτεs（ ναχ的複數主格）或βασιλε s（βασιλε s複數主格）等［i］？
原因是多方面的。把眾多希臘部落聚合起來，打一場圍攻特洛伊的戰爭，本身就需要有一個統籌協調的最高統帥，此其一。任何文藝作品都忌諱焦點分散，突出一下主要人物或重要角色以吸引眼球在所難免，而荷馬史詩式的口傳文學因缺乏能夠持存的物理文字而比書寫文字更忌諱焦點分散，更需突出主角，此其二。同樣重要的原因是，荷馬史詩既是頭人們講自己的故事，他們不可能不突出自己。貴族階級不講自己的故事，難道講平民的故事？貴族階級不拔高自己，難道拔高其階級對手？若能突出一下阿伽門農之類的佼佼者，讓其顯得比現實中的最高首領更威風凜凜，不正好能打擊那些不安分守己，妄圖犯上作亂的“小人”的氣焰？既然是貴族講自己的故事，他們把自己塑造成一些光輝高大的英雄如阿伽門農、阿基琉斯、奧德修斯之輩便無可厚非，而把出身低下卻偏要向頭人們叫板的人塑造成膽小、可鄙的“孬種”，便再自然不過。也需指出，詩史作為世代相傳的文學作品，其人物和事件不可能純粹出於想象，而有生活原型作為依據。這意味著，塞耳西忒斯作為希臘聯軍中唯一一個出身低賤的重要人物，具有現實主義的典型性和概括性，完全可視為平民階級的代表。
塞耳西忒斯不僅出身卑微，而且相貌醜陋，無顯著戰功可言，但他竟敢當眾辱罵“眾軍統帥”阿伽門農。這再次有力地說明，即便這一統帥多個希臘部族的最高首領，其權力也決非像格羅特之輩想象的那麼大 — 當他想要進一步擴大權力，非分佔有一個女奴時，便遭遇到強大的阻力。若再考慮到這一情形，即阿伽門農不過是攻打特洛伊這場戰爭中的希臘聯軍統帥，只是在希臘人一致對外的軍事事務上才享有權威，對眾多主權獨立的希臘部族的內政卻毫無發言權，他看似權勢熏天，實則權力有限就更清楚了。實際上，奧德修斯強調“不能個個都是王者，王者眾多不好”恰恰從反方向證明，“強大”者如阿伽門農雖享尊榮，卻沒有實權，因為有眾多“王者”即貴族/頭人在掣肘他的行動，覬覦他的權位。
另一方面，塞耳西忒斯之向阿伽門農叫板，而奧德修斯甘當後者的打手，用語言和肢體的暴力強迫他認清位置，不得僭越造次，又折射出英雄時代貴族與平民的緊張博弈關係。這清楚地說明，在國家組織逐漸形成並日益複雜化的過程中，貴族壓制平民雖是普遍現象，但因氏族社會末期民主遺風猶存，充分意義上的國家尚未形成，貴族與平民之間沒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貴族和平民階級雖一直在博弈，二者的關係有時可能相當緊張，但並非總得訴諸暴力才能解決問題。及至前8世紀初，雅典人行進到三岔路口，面臨著兩種選擇：要麼將權力進一步集中到貴族手裡，甚至高度集中到個別頭人手中，從而最終演變為君主制，要麼精英們手中本來就有限的權力被進一步削弱，平民的力量進一步提升，直到最後廢除巴塞勒斯制，開出激進民主。如所周知，雅典人選擇了後一條道路，其激進民主雖只持續了三百來年，但仍不失為一場重要的政治實驗。
［i］ Carlier， “Αναχ and Βασιλε s in the Homeric Poems”，in Deger-Jalkotzy & Lemos （ed。）， Ancient Greece： From the Mycenaean Palaces to the Age of Homer（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6），p。 101。
PART 06
奧德修斯汙辱毆打塞耳西忒斯的事件除了傳達各部族的頭人決非一人 — 不僅有阿伽門農之輩，還有阿基琉斯們、奧德修斯們，甚至塞耳西忒斯 — 外，還傳達了這一資訊：貴族或任何有勢力者可能是“最優秀”者、“最高貴”者，也可能不是，甚至可能出身寒微，如塞耳西忒斯（從《伊利亞特》不披露其父名不難看出）。
從不同貴族成員地位懸殊、高下判然來看，頭人集團內部的社會流動性相當大。這是因為早期希臘戰爭頻繁，在戰鬥中勝或敗、戰死或立功，都可能導致榮譽、地位的重新分配和權力的重新發牌。［i］ 這一點甚至不難從希臘語中表示“貴族政治”的詞 ριτοs-κρατ α一詞的多義性看出，也不難從跟有關戰爭的一組詞得到證明。Αριστο-κρατ α是個複合詞，由表示“最勇敢”、“最優秀”、“最高貴”的形容詞 ριτοs和表示“統治”或“政治”的κρατ ω組成。Αριτοσ作為形容詞 γαθ s （“好的”、“勇敢的”）的最高階，與表示“戰神”的 ρησ、表示“勇敢”的Αρ ι-τολμοs、表示“戰功”或“英雄業績”的 ριστε 等屬於同詞根的一組詞，都與戰爭有關。［ii］另外，古希臘語中根本沒有先秦漢語中“公、侯、伯、子、男”一類表示不同級別爵銜的一組詞，也說明當時尚未分化出嚴密的貴族等級。有學者根據前11至5世紀雅典人墓地的面積差異，得出結論說，雅典“精英”即貴族人口比例高達總人口的25%至50%。［iii］“精英”竟佔如此大一個比例，再清楚不過地說明，“最勇敢者”、“最優秀者”即貴族與非貴族即平民之間的界線並非涇渭分明，遑論在不同貴族成員之間。
儘管任何一場戰爭的結果都不啻是一次重新發牌，使家族或個人的命運發生改變，使之有升有降，有榮有衰，但命運並非總是有一個冷漠、盲目的命運神高高在上，不知好呆、不分對錯地亂擲色子。在大多數情況下，個人勇武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伊利亞特》中以下詩句便很能說明問題：
他們（貴族）確非等閒之人……沒有白吃肥 嫩的羊肉
白喝醇香、密甜的美酒，他們確實有過人
的豪勇，奮戰在魯基亞人的前排之中。［iv］
在向敵人發起進攻前，特洛伊貴族薩耳裴冬告訴同儕格勞科斯，他們作為巴賽勒斯的責任是身先士卒、衝鋒在前，給一般“重甲軍士”們做出表率；他們為何在家鄉如此受人敬重？他們何以能享有種種特權？薩耳裴冬不說這是因其出身，而說這是因其勇武和軍功。他們大體上並非憑出身，而是靠表現來獲得榮譽和地位之事實清楚地表明，最高權位遠未能世襲，一般部落成員即“民眾”仍有很大的發言權。不難想見，若某貴族/頭人之家播下了龍種，收穫的卻是跳蚤，其後代膽小怯懦、貪生怕死，他們能保住家族的尊貴和榮耀嗎？
西元前5世紀全盛期的雅典民主也很能說明問題。這種為研究者們所津津樂道的激進民主，其實是氏族傳統仍強大、國家仍在形成中的一種民主。為什麼這麼說？十個部落（已演變為主要基於地域而非血緣的社會組織）每年各選出五十人組成一個五百人議事會，負責城邦的行政、立法、司法和軍事事務；十部落每年也各推選一位將軍，由十將軍集體充當城邦最高軍事指揮，同時負責重要甚至關鍵的行政事務。但人民大會、議事會、諸執政官（已無實權）、十將軍委員會的職能分工仍不清晰，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軍事、行政、立法和司法、宗教等種種權力交叉重疊，專門化程度相當有限，完全不能同東周時代華夏國家相比。有論者說，晚至前4世紀後期即古典時代結束，希臘城邦仍只是一些鬆散的“社群”，而非國家。［v］ 在這種情況下，看似擁有最高權力的執政官，壓根兒就是虛職，而握有實權的十將軍的權力也因相互牽制、嚴格的問責制和一年一度的改選，而大受限制。
比之古典時代，英雄時代的希臘社會只可能更原始，國家尚未達到初級階段，而仍處於萌芽時期。既如此，也因上述諸多理由，何來的君主制？既不存在君主制，何來的君主？故此，英雄時代的希臘部落或部落聯盟的首領並非什麼君主，而只是一些正在向國王或君主演變的巴塞勒斯或頭人或貴族。甚至看似權勢極大的阿伽門農也仍只是一個“眾軍統帥”，一個比一般首領更突出的酋長，權勢較小的奧德修斯更是如此。
［i］ Raaflaub，‘Homer and the Beginning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Greece’，載 Eric W。 Robinson （ed。），Ancient Greek Democracy — Readings and Sources，p。 35。
［ii］ 羅念生、水建馥（編），《古希臘語漢語詞典》，第116-17頁。
［iii］ Ian Morris， Burial and Ancient Society： The Rise of the Greek City-Stat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載Daniel E。 Fleming， Democracy’s Ancient Ancestors： Mari and Early Collective Governa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pp。 239、308。
［iv］《伊利亞特》，XII，309–321。
［v］ Claude Mossé， Athens in Decline — 404-86 BC （tr。 by Jean Stewar，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3），p。 24。
Were Agamemnons Headmen or Monarchs?
A Study in the Political Regime of Early Greece in Homer
Abstract:
A careful reading of Homer reveals that in early Greece， the state was far from mature and the monarchic power was still in infancy， as there were still tribal institutions of councils and assemblies that played the democratic role of collective decision making， and there were multiple headmen or chieftains who competed with each other yet none of whom could attain steady hereditary power。 However， many scholars or translators wear colored glasses of the contemporaries to examine ancient Greece， translating words denoting ‘headman’ or ‘chieftain’ in Homer into ‘king’ or even ‘monarch’。 Such misconception obviously does not help our understanding of ancient society。
Key Words:
Homeric epics， Agamemnon， early Greece， tribal democr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