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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史前的現代化：
回到一萬年前的中國
主講嘉賓：陳勝前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考古文博系教授）
時間：
6月19日（週六） 14：30
地點：
首都圖書館A座二層報告廳（A座東側玻璃門一層）
主辦方：
首都圖書館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入場前50名讀者將得到首圖文創小禮
如果我們有機會穿越到一萬年前的中國，我們將會看到什麼呢？
那是一次堪比我們當下現代化程序的另一次重大社會變遷：人類從已適應了數百萬年的狩獵採集生活走向農業生產。中國與西亞是世界上最早的兩個農業起源中心，史前中國農業起源深刻地影響了後來中國文化的發展。回到一萬年前的中國，我們還將看到其他多樣的文化適應選擇，它們是後來多元一體中華文明的先聲。理解史前現代化的程序，是我們理解中國文化傳統形成的一柄鑰匙。
參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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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預約需繫結讀者卡，無卡讀者可登入支付寶搜尋“閱讀北京”小程式申請虛擬讀者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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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講座實行實名驗票制，一人一票，檢票入場；
2）60歲以上老人也需預約，如無法預約，請持老年證現場登記領票入場，如座位已滿，則不可進場。敬請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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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節選自《史前的現代化：從狩獵採集到農業起源》（陳勝前 著 三聯書店2020-9）。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貴州喀斯特山區景觀
為什麼農業不起源
（節選）
文 | 陳勝前
農業為什麼起源是個熱點問題，農業為什麼不起源卻不是，甚至都不是一個問題。文化系統保持穩定狀態需要解釋嗎？當代考古學研究很少專門研究這個問題。然而，我們在講工業革命起源時，不僅關注歐洲的發展，而且關注其他地區為什麼沒有工業起源。尤其是對中國學者而言，思考“李約瑟難題”之類的問題是近現代中國學術研究的基本內容。史前農業只在世界上某幾個區域起源，其他地區則沒有，是後來傳播引入的。即便在中國，情況也是如此。為什麼這些地區沒有農業起源呢？每個地區的狀況不一樣，是否有共同的因素？或是說，哪些因素比較關鍵？本章的主旨就是要討論這個問題。這也是史前現代化問題的另一面，一個經常被忽視的方面。必須承認，我是站在農業起源的角度看為什麼農業不起源，因為歷史程序已經顯示農業社會對於狩獵採集社會的強大沖擊，就像老子那種農業時代的理想主義在工業化面前不堪一擊一樣，狩獵採集社會或是接受農業，或是退避到更邊緣的環境，或是另闢蹊徑找到更有效的途徑應對農業社會的影響。
環境的約束
何謂環境的約束？理論上說，隨著技術的發展，氣候、光線都可以人工製造，土壤也可以改造或是搬運，沒有地方不適合搞農業生產。如果說有限制的話，那就是在既定的技術與社會條件下，某些地區在某些時段內確實不能從事農業生產。再者，從另一方面來說，適於馴化的物種的本身也有生物適應的極限，於植物而言，就是溫度與降水。當然，隨著人工持續不斷的選擇，某些物種比如水稻種植已經從亞熱帶擴張到北緯45°的黑龍江地區。簡言之，所謂環境的約束就是指當時的文化適應能力無法克服的環境條件。
埃米利奧·莫蘭（Emilio F。 Moran）歸納了若干極端環境挑戰人類適應的因素，即便是運用現代技術，也不能克服所有困難。對於史前狩獵採集者而言，克服這些困難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所以，只有具備一定的文化與環境條件，人類才可能在這些極端環境中生存。北極地區的愛斯基摩人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們發展出更復雜、更可靠的工具去利用海洋哺乳動物資源。高緯度地區通常植物生長困難，生物初級生產力低，生活在這一地帶的人們不可能以植物為生，必須依賴狩獵，適應高度流動的生計。高海拔地區類似，但是氧氣含量低，狩獵者的流動性受到制約，人們需要藉助其他資源才可能生存下來。草原地區動物群體規模驚人，但是它們的流動性極高，人類也需要有高度的流動能力才能有效地利用。流動是與需要定居的農業生產相互矛盾的，高流動性是發展農業的主要障礙。
就農業起源而論，環境約束並不只有負面作用，也可能有正面影響，這一點通常都被忽略了。生活在溫帶、亞北極以及北極環境中的狩獵採集者冬末春初常常會遭遇食物短缺，熱量攝入不足，此時狩獵採集者傾向於利用碳水化合物資源，如耐儲備的植物；長期的適應使他們更關注這類資源的供給。因為適應的成功並不是由食物最豐富的時段確定的，而是取決於食物最少的時段，能在食物最少的季節保障供給，對於成功的適應來說更加重要，即使是主要依賴動物性食物的群體，也需要考慮耐儲備食物資源的獲取問題。所以，這樣的環境約束實際上有利於狩獵採集者向農業生產方向的轉變，而不是相反。負面效應毫無疑問也是存在的，正如前面所言，所有的環境約束又都是文化適應能力的問題。負面效應需要相應的文化發展來克服。困難越大，也就需要越長的時間來克服，這也是我們為什麼至今還不能在某些極端環境中進行農業生產的原因，也是為什麼有的極端環境中農業出現晚的原因之一。簡言之，我們可以說最有利於農業起源的區域一定是環境約束因素的正面效應最大、負面效應最小的區域。
沙漠與熱帶雨林適應
長期以來，考古學家都不認為沙漠與熱帶雨林地帶是農業的發源地之一，而最近二三十年的研究表明，北非的埃及西部沙漠、新幾內亞高地，甚至是亞馬孫熱帶雨林都曾可能獨立發展了某種形態的原始農業。有趣的是其影響在這些地區後來的文化發展中並不大，甚至沒有。這些地區後來的農業是從其他地區引進的。這種明顯的反差正說明極端的環境條件構成了農業生產難以逾越的障礙，但是環境約束因素的正面效應曾經支援過某些早期農業的嘗試誕生。
北非最早的農業不是植物栽培，而是牛的飼養，最早的證據見於埃及西部沙漠中的納布塔遺址（Nabta），距今約8000年。對於牛來說，如果24小時之內不能飲水，就可能渴死，然而，即便在溫暖溼潤的全新世大暖期，這一地區除了少數井水外，也沒有地表水。自然狀態下，牛是不可能深入西部沙漠地區的，除非在某個季節被人趕到沙漠裡去。納布塔的材料表明當時的人們已經開始馴化牛。但是，現有考古材料卻反映出埃及的史前農業來自西亞，而非本地起源，這說明埃及西部沙漠地區在全新世大暖期之後就完全被人們放棄了，納布塔的試驗沒有結果。
透過研究民族學材料，耶倫（J。 E。 Yellen）認為沙漠地區狩獵採集者的文化適應強調彈性而非穩定，因為這裡的資源變化通常急劇且難以預測。而農業生產是一種相對穩定的食物獲取策略，因此需要一種比較穩定的環境條件。突如其來的變化會打亂農業生產的節奏，耽誤農時或是影響作物生長。極端的乾旱事件會徹底破壞農業的基礎，這也是為什麼埃及西部沙漠地區雖然有嘗試，最後卻不知所終的原因。沙漠地區無疑需要農業生產提供穩定的食物資源，但是卻難以支援農業所需要的穩定環境。
就熱帶雨林適應而言，首要問題不是這裡能不能支撐早期的農業生產，而是能不能支撐狩獵採集者，或是說人類是否能夠生存。迄今為止，並沒有可靠的民族學證據表明狩獵採集者能夠不依賴與周邊農業群體的交換就獨立生存於熱帶雨林中。所以，有學者提出亞馬孫叢林中的狩獵採集者實際是由從事園圃農業的群體轉化而來，他們的熱帶雨林適應是次生的，是受到殖民者與周邊農業群體排擠的結果，當然，殖民者與農業群體帶來了先進的工具與貿易交換的機會，使得熱帶雨林適應成為可能。就像馬引入北美后，從事原始農耕的印第安人重新成了狩獵採集者一樣。
與此同時，熱帶雨林地區的農業還受制於這裡貧瘠的土壤：高溫讓有機質迅速分解，變為無機的礦物質，頻繁、急驟的降雨又把它們淋溶出土壤，使得土地極為貧瘠。即使焚燒植被所產生的肥力也不足以生長莊稼；如果植被恢復起來，熱帶雨林強大的迴圈能力會把所有關鍵養分鎖住或是再迴圈，只有極少部分流失到河流系統中。但是，早期的亞馬孫叢林園圃農業者似乎知道如何應對，他們創造了一種肥沃黑土，當地人叫作terra preta，它大約佔亞馬孫地區面積的10%，相當於一個法國。與熱帶地區通常實行的“刀耕火種”（slash and burn）不同，他們實施的是“刀耕積炭”（slash and char）。跟刀耕火種者把所有有機質燒成灰不同，他們只是部分焚燒，留下許多木炭，把木炭混入土壤，然後施肥，就像做麵包新增酵母一樣，這裡的土壤因為微生物的活動而更加肥沃。類似之，玻利維亞的貝尼（Beni）地區發現了土丘、水道、灌溉渠，均系兩千年前所為。巴西辛古（Xingu）地區的“原始”森林與草原實際上一千年前就被人工改造過，當時，高密度的農業人口生活在阡陌縱橫的村落中。
新幾內亞的高地農業可能更加典型，目前已發現三個植物利用時期：早期利用（8270 BC—7970 BC）、築丘種植（mounding cultivation，5050 BC—4490 BC）與溝渠灌溉種植（ditch cultivation，2400 BC—2030 BC）。植物孢粉、植矽石和澱粉殘留物證據表明，高地地區種植香蕉，但野生香蕉的原始生長地並不在高地地區。如果這些發現得到進一步確證的話，似乎可以表明史前狩獵採集者有能力克服熱帶雨林地帶的生存約束。現有民族學材料記錄了不少生活在熱帶雨林地區的狩獵採集者及一些園圃農業者，倒是極少有成熟農業生產者。為什麼這一地帶的原始農業萌芽沒有發展成為如西亞和中國那樣的集約農業呢？
東胡林遺址景觀
熱帶雨林擁有非常高的初級生產力，不過大部分表現在樹幹與樹葉上。最有利用價值的部分都在樹冠上，適合於鳥類利用，是身軀較大的人類難以企及的。另一個約束因素是地表動物的稀少，地表動物的多少與初級生產力成反比。儘管熱帶雨林地區資源沒有明顯的季節性，但是總的可利用資源，尤其是人類喜歡捕獵的食草動物與水生動物缺乏，因此，對人類來說它跟沙漠地區一樣，都屬於極端環境，只是資源條件更穩定一些。
熱帶雨林適應的另一大挑戰是疾病壓力，尤其對於定居的群體而言。定居後垃圾廢物的堆積很容易汙染水源與食物。開墾耕地所進行的森林砍伐為蚊蟲滋生提供了合適的環境，它們是瘧疾的傳播者，這是熱帶地區最普遍與危險的疾病。作物耕種需要人們長時間在田地裡勞動，靠近河邊，就很容易讓人染上瘧疾。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熱帶雨林地區從事定居農業遠比狩獵採集危險。疾病壓力大導致人口平均壽命短，為了保持基本的人口增長，就必須提高生育率。這就導致每個家庭必須撫養的未成年孩子增多，勞動人口相對減少，家庭負擔加重。與之相應，每個孩子所能接受的技術訓練、知識教育投資也要減少。再進一步說，與溫帶地區相比，熱帶雨林地區人口中更小比例的勞力也限制了他們清除迅速生長的雜草、樹木的能力。這些都不利於勞動密集型的農業生產活動。對於熱帶雨林地區而言，定居意味著風險，流動才等於安全。在這一地區，讓農業生產發展成為主要生計方式面臨著更難克服的障礙。
……
適應的歷史：要素稟賦結構
我把農業起源與工業革命相提並論，並不只有前言部分所說的原因，還有一個重要的理由是它們可以用同一理論來解釋。農業起源與工業革命所產生的巨大歷史意義是毋庸置疑的，不僅僅是生計方式的鉅變，同時是居住方式、社會組織乃至意識形態的變化，是文化系統的整體變遷。這種內在一致性讓我們不得不追問，為什麼有的狩獵採集社會沒有發明或採用農業，就像我們追問為什麼有的社會沒有發生工業革命一樣。當代世界中，發展中國家如何現代化，趕上發達國家是現代經濟學的核心問題之一。所有經濟學家都注意到，發達國家的發達都在於其先進的工業，尤其是高技術產業。過去半個多世紀中，經濟學家提出了眾多發展策略，使發展中國家趕超發達國家。這些趕超戰略大多以失敗而告終，只在少數國家和地區取得成功；南美國家20世紀70年代的實驗開局良好，最終卻帶來災難性的後果，經濟長期停滯不前。為什麼兩者結局迥然不同呢？
林毅夫等從經濟學的“比較優勢”理論來解釋這種差異，強調“要素稟賦結構”的不同導致了發展道路的分化。它包括經濟學的三大要素：資源、勞力與資本。所有發展中國家都缺乏資本與熟練的勞動力，而這些要素需要長期發展積累才可能獲得。西方發達國家經歷了數百年的資本原始積累與社會發展，而這個過程是發展中國家所不具備的。當時南美國家為了實現趕超，不惜舉債來籌措發展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的先進工業（當時是重工業），其資本的成本較之西方發達國家更高；同時由於熟練工人的缺乏，生產出來的產品嚴重缺乏市場競爭力，從而導致趕超計劃失敗，留下鉅額的債務，拖累了後來的發展。與之相反，“亞洲四小龍”從自己的比較優勢出發，利用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從來料加工到發展技術資本要求不高的輕工業，積累資本，培育熟練勞動力，待條件具備時，再向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業轉型，成功實現了產業升級，實現了趕超戰略。
要素稟賦結構理論同樣可以用於解釋為什麼農業起源在有的地方出現早，有的地方出現晚，以及為什麼有的群體即便周邊盡是農業社會也沒有采用農業。農業起源跟工業革命一樣都不是人類頭腦的頓悟，其形成需要充分的文化積累與合適的環境條件。基本要求包括適於馴化的物種、適宜的氣候、土壤等；對於狩獵採集者本身而言，要走向農業起源，也需要一系列要素準備。賓福德將狩獵採集者的流動性分成兩種型別：一種是集食者（collectors）策略，狩獵採集者有相對固定的中心營地，還有若干臨時營地與其他有特殊功能的活動點，如屠宰場、儲物點、狩獵掩蔽所等；另一種為採食者（foragers）策略，狩獵採集者沒有上述分化的居址型別，他們在每一個地點居留的時間相差不多。兩者的差別，簡言之，前者是讓食物來就人，後者是人去就食物。賓福德認為這是流動性的兩個極端，許多狩獵採集者處於二者之間，可能同時運用這兩種策略。一般說來，資源分佈比較均勻的地區，採食者策略即可以滿足需要；而在資源高度斑塊性分佈的地區（即食物資源集中分佈在某些區域，不同食物資源集中分佈區域不同），集食者策略就更有利。也就是說，這兩種策略其實也有地帶性的差異。
不同的流動策略會影響許多其他因素，對於集食者而言，因為要在一個地方居住更長時間，也就值得在居所建築上投入，值得製作一些耐用的工具，發展儲藏技術與設施等。同時，資源的斑塊性分佈，也意味著資源只是在某些特定時間才能獲取，這樣的狩獵採集者群體需要更好的時間計劃，進行更細緻的勞動分工與組織，以避免錯過獲取資源的關鍵時間。如大馬哈魚每年洄游到內河有大致的時間，捕捉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依賴對時間的判斷，太早去沒有可捕撈的，太晚去又會錯過機會。這些適應方式對於農業的產生都是必要的。再者，相對穩定的居住與更精細的食物加工將可能導致更高的生育率，群體的人口規模可能更大。而農業是勞力密集型的生計方式，需要更多的勞力投入，尤其是男性勞力的投入。人口規模更大、勞動組織更熟練的社會才可能做到這些。如果男性勞力更多投入到農業生產活動中，也就意味著他們狩獵的時間會減少，與之相應，整個群體的流動性還會降低。
資源斑塊密度的改變對狩獵採集者流動性的影響
每一個多邊形塊代表一個資源斑塊，左圖表示資源較豐富時期，資源斑塊之間的距離較短；右圖表示資源貧乏期，斑塊之間的距離擴大，狩獵採集者獲得同樣資源量需要尋食的距離也同步延長
比較而言，傾向於採食者策略的狩獵採集者離農業起源的門檻更遠，他們缺乏集食者那樣在居所、工具、儲藏技術與設施上的投入，同樣缺乏複雜的勞動分工與社會組織，還有群體的人口規模。其次，生活在資源分佈高度斑塊化地區的集食者通常重點利用種類有限但數量豐富的資源，如遷徙的動物群、成熟的果林、洄游的魚群等，他們更容易掌握這些食物資源的生長規律，更容易進行人工干預，更可能得到無法一次消費完的收穫，不論是植物果實，還是獵獲的動物，這些剩餘就為馴化提供了基礎條件。再者，生產剩餘也促進了社會複雜性的增長，社會複雜性的成長與生產剩餘是相互促進的；缺乏剩餘產品與平均社會也有相輔相成的關係，這種平衡如不打破，狩獵採集群體也就缺乏擴大生產的動力。
基於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推斷：當其他條件一致時，一個區域採用集食者策略越多，就越有可能採用農業；或者說，採用更多集食者策略的狩獵採集者比採用較少的狩獵採集者更可能接受農業生產這種生計方式。兩種要素稟賦結構不同的流動策略都是長期文化適應過程的結果，而不是來自於某種設計。具有長時間尺度的過程研究是考古學研究的優勢，我們可以運用這種理論比較不同文化生態區的文化系統，及其要素稟賦結構上的差異，從而判斷不同地區農業出現的時間早晚。
……
狩獵採集的伊甸園：水生資源利用
前文指出流動是狩獵採集者最基本的適應方式，如不流動，狩獵採集的生計就難以為繼，這個論斷成立也是有條件的，那就是狩獵採集者主要利用的是陸生資源。民族學與考古學材料都表明，水生資源依賴者存在著較高程度的定居（即在一個地方連續居住的時間超過一年）、一定程度的社會分層（即不再是均等社會）以及接近農業群體的人口密度。水生資源的依賴者不事農業生產，純粹依賴自然資源，而他們的文化適應方式顯然不同於其他狩獵採集者，挑戰了前文所說的狩獵採集者的文化適應機制。
導致這種明顯例外的原因在於水生資源依賴者所獲取資源的範圍遠遠大於陸生資源依賴者，比如海洋魚類活動並不像陸地動物那樣受到制約，狩獵採集者不可能輕易耗盡某個水域的資源，因為水生資源是流動的，水生資源的來源範圍較陸地資源廣闊，像大馬哈魚雖然在繁殖季節集中洄游到內河，但它們的生活區域則是海洋。狩獵採集者雖然利用的只是一個地點上的資源，但其資源域（catchment）要包括大馬哈魚生活的難以確定邊界的海洋。相對而言，陸生資源，無論是動物群還是植物，分佈範圍要侷限得多，山脈、河流、沙漠等都可能構成生物流動的障礙。因此，在一個確定的資源採集點上，陸生資源由於缺乏持續的補給，所能支援狩獵採集者生計的程度就不如水生資源。
其次，水生資源的季節變化也不同於陸地資源，它可以彌補陸生資源的季節性短缺，所以提高水生資源利用可以減小狩獵採集者的季節風險，它的優勢近似於農業。在可以狩獵的動物資源比較缺乏的地區，如北美的西北海岸地區，十分潮溼的氣候也不利於植物性食物的儲備，水生資源成了良好的選擇。在北極地區，植物性食物非常缺乏，陸地動物也少，依賴海洋資源也就成為最佳選擇。
再者，水生資源，如魚類、貝類、水生植物或是海洋哺乳類動物等能夠提供豐富的蛋白質、脂肪、礦物質和碳水化合物來源，甚至可以提供皮服、工具等，基本可以替代動物狩獵和部分植物採集。有些資源的獲取如貝類採集完全可以由婦女、老人、兒童來承擔，比狩獵獲取動物蛋白質更容易，這等於擴充了實際勞動力人口，有利於群體的生存。
最佳原料帶
當然，水生資源利用需要一些前提條件，通常是更復雜的技術準備，如舟楫、漁網、魚叉、投槍等。複雜的技術可以提高獲取資源的可靠性，在缺乏其他可替代資源的地區，如果沒有穩定可靠的技術保障，生存就會受到威脅。這也是北極地區的狩獵採集者擁有最複雜技術的原因；同樣，我們可以說，技術也是限制人們利用水生資源的約束條件之一。以埃及境內的尼羅河史前狩獵採集者為例，能夠捕撈深水區魚類的時間晚至後舊石器時代（Epipaleolithic），更早時候的狩獵採集者只能捕撈淺水區的魚類。
除了民族學材料中北美西北海岸的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的愛斯基摩人，日本繩文時代與歐洲中石器時代也是考古學中依賴水生資源的典型例子。它們的共同特徵是持續時間長，同時已經擁有若干新石器時代常見的特徵，如陶質容器、固定的居所、磨製的石器等，只是沒有農業生產的跡象。直到相當成熟的農業系統形成之後（改良的馴化物種，更有效的工具如犁耕、鐵製工具等），這些地區才逐漸接受農業。
農業起源的超迴圈模型
對所有狩獵採集者來說，水生資源利用也許並不都是保持既有生活方式的伊甸園，但是這種特殊資源的利用方式的確不同於絕大多數純粹依賴陸生資源的狩獵採集者，成為一般狩獵採集者文化適應之外需要考慮的因素，也是農業為什麼在某些地方不能發生的另一原因。
小 結
作為中國人我們會問：“假如沒有西方的侵略，我們會不會自行發展出工業革命呢？”這完全是有可能的，明末，中國東南部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資本主義萌芽，在思想文化領域，已經出現一批具有啟蒙色彩的先驅人物。即便是在走回頭路的清朝，市場經濟也在向前緩慢推進，錢莊的繁榮就是見證。只是未等到中國市場經濟成熟，西方的堅船利炮已經打開了國門。
同樣的問題存在於農業起源研究中：“假如有足夠長的時間，並且沒有農業社會的干擾，那些民族學材料中堅持狩獵採集的群體會不會有農業起源呢？”農業是一種被反覆發明的生計技術，我們至少可以確信新舊大陸在互相沒有影響的情況下各自形成了自己的農業。其實，即便是在舊大陸，農業也是在不同地區、幾乎相互隔絕的情況下各自形成的，如中國、西亞、新幾內亞、西非，目前並沒有證據表明在農業起源階段這些地區受到了外來影響。雖然農業的形成有利於人口增長，甚至刺激了人口增長，但是，無法否定的是農業可以解決人口危機，農業是人類解決自身生計問題的必然策略，甚至可以說是唯一真正有效的方法。在狩獵採集者應對適應壓力的諸多策略中，只有強化利用某些資源，進而開始食物生產，最終形成農業，才能徹底地擺脫自然資源對人口的約束。
農業是人類社會內在需求的產物，是文化適應長期發展的結果，它同時也是狩獵採集者在生計壓力下不得不採取的反應——並沒有其他更合適的選擇。所以“為什麼農業不起源”問題的本質是“為什麼農業沒有在那個時候起源”，而非絕對不會起源。簡單歸納起來說，一是沒有必要，二是有難以克服的環境約束，三是還沒有足夠的準備，四是還有其他的選擇。在沒有人口壓力的地方，農業起源是缺乏動力的。農業是勞動密集型的生產活動，狩獵採集者在能夠利用自然資源生存的情況下，沒有理由選擇更多的勞作。人口危機不僅表現在食物資源的短缺方面，還表現在分配上的競爭——它促進了社會的複雜性的發展，構成另一種發展農業生產的推動力。有了動力，如果不能克服環境約束，缺乏相應的技術與社會組織準備，即前面所說的要素稟賦結構，農業同樣難以起源。最後，狩獵採集者面臨的適應壓力如果透過其他渠道，即成本更低的渠道，如依賴其他農業群體或水生資源利用，農業對他們來說就沒有吸引力。
“為什麼農業不起源”的問題仍然是農業起源問題的一部分，不過是為什麼更晚的問題。下一章所要回答的就是在理想條件下，哪些地區最早出現農業，而哪些地區更晚。
陳勝前作品三聯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