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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Review
探照燈好書評委 | 周立民
（學者、巴金故居常務副館長）
昆德拉一直想躲在小說背後，讓人們以為小說就是他的面孔。可是，一個人的肉身怎麼可能像空氣不留下痕跡？《米蘭·昆德拉：一種作家人生》的出版或多或少打破了昆德拉的某種努力。然而，這不是一部揭秘的傳記，也不是生活傳記，而是循著昆德拉思想的發展、創作的軌跡而做出的人生掃描和主題評論。從這一點而言，昆德拉最終還是勝利了，他始終不想讓人們就小說之外來談他，而對於閱讀昆德拉的作品而言，此書提供的背景性梳理和對作品構成歷史的解讀，倒是彌足珍貴。
文 / ［法］讓–多米尼克·布里埃
1985 年，當奧爾佳·卡麗斯勒問他受到何種文學影響時，昆德拉列舉了三大類作家。首先是“第一時”的作家（拉伯雷、塞萬提斯、狄德羅等），然後是20 世紀中歐小說家—羅伯特·穆齊爾、赫爾曼·布洛赫、維托爾德·貢布羅維奇：“這些小說家對安德烈·馬爾羅所稱的‘抒情幻想’非常懷疑。他們懷疑關於進步的幻想，懷疑對希望的媚俗。我體會到他們對於西方的衰落的悲傷。這不是情感的悲傷，而是一種反諷的悲傷。”
最後一類參照是捷克現代詩歌，對他而言，那是一所想象力的學校：“那裡有一群令人矚目的傑出作者。最著名的是霍朗。我們可以把他與里爾克或瓦萊裡相提並論，但他的想象更加瘋狂，更加魔幻，也更接近生活：他的詩極為平民化，是一種郊區、工人、女傭和酒鬼的詩，被看作一種形而上的神秘的整個世界。
他去世時，塞弗爾特寫道：‘帶著蔑視，他在自己身邊扔下他的詩句，彷彿把一塊塊生肉扔進波希米亞這個令人悲傷的大鳥籠裡。’”很奇怪，在20 世紀的捷克詩人中，有一位昆德拉沒有提到，而昆德拉與他非常親近：維捷斯拉夫·奈茲瓦爾，昆德拉十歲時發現的摩拉維亞超現實主義詩人。
正是從他那裡，昆德拉產生了對捷克文學中不多見的滑稽劇的好感，在《告別圓舞曲》裡尤其能看到這一點。同樣，昆德拉在小說中融入多種文學體裁這一想法，也使人聯想到奈茲瓦爾基於同一種原則創作的某些詩歌，例如混合了“滑稽劇、啞劇、攝影詩、押韻詩、聯想詩、繪畫詩、隨筆”的《摩托車上的鸚鵡》（Perroquet sur le motocycle）。
卡夫卡
然而，在這些他願意或不願意接受的影響之外，昆德拉最珍愛的現代作家是弗朗茨·卡夫卡，在他眼中，卡夫卡勝過所有曾為20世紀文學帶來變革的作家。卡夫卡的作品是他不斷思考的一個主題。卡夫卡出生於猶太家庭，是布拉格一個富商的兒子。他與猶太教之間具有複雜關係。
他起初對宗教無動於衷，後來透過一個來自倫貝格（今烏克蘭的利沃夫）的意第緒語劇團，發現了哈西德猶太教的故事，那些短小的象徵性寓言在他的寫作中還明顯留有痕跡。在寫給他朋友馬克斯·布羅德的一封信裡，他就這些寓言故事說道：“這是唯一讓我立刻感到毫不拘束的猶太事物。”
雖然和家人用德語交流，但卡夫卡會講兩種語言，與家裡的用人講捷克語。結束法學學業後，他在波希米亞一家處理工傷的保險公司任法務部主管。他的工作使他有自由的時間專心寫作。或許對他而言，寫作活動是一種擺脫煩惱的方法，他的信件和日記都表明他是個焦慮不安的年輕人——與父親發生衝突，和女人們關係複雜。但在他的作品中，沒有任何自傳性的細節，沒有任何心理分析。
此外，他的作品的主題也難以確定，因為他的人物處於一切歷史、地理或社會背景之外，令人捉摸不透。他們往往沒有姓名（或者名字僅限於首字母K，就像Kafka的首字母），沒有過去，沒有職業，沒有感情，也不會情緒激動。他們彷彿與現實斷絕了聯絡，又似乎面臨著使他們不堪重負的具體處境。
然而，人們發現在他的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裡，某些主題反覆出現，尤其是身份主題，就像他在寫給第一個未婚妻菲麗絲·鮑爾的信中所證實的那樣：“有些人讓我成為德國作家，另一些人卻把我變為猶太作家。我究竟是誰？”卡夫卡的書裡充斥著各種各樣的生物，一半是動物一半是人（或者人變成寄生蟲，就像在《變形記》裡那樣），它們正體現出這種與身份之間的痛苦關係。
在他的短篇小說《致某科學院的報告》中，一隻博學的、會說話的猴子注意到：“如果我要堅持思考自己的起源，那麼我的功績本無法實現……相反，我的記憶變得越來越模糊。”—或許這是一種喬裝的影射，暗示卡夫卡指責他的父親，作為被同化的猶太人，想忘記自己的根。因循同樣的思路，另一個短篇小說向我們展現了一隻研究自身歷史的狗。
他的作品中始終存在的怪誕與神秘，使他的作品成為理想的闡釋物件。為指稱這些闡釋學高手，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遺囑》裡創造了一個新詞“卡夫卡學家”，在他看來，他們各種各樣的評論——政治的、社會學的、精神分析的—歪曲了卡夫卡。他自問：“如何定義卡夫卡學？以一種邏輯上的同語反覆：卡夫卡學是專門用於將卡夫卡作卡夫卡學化的學說。用卡夫卡學化的卡夫卡代替卡夫卡。”
他在《小說的藝術》中明確指出：“正是在竭力瞭解卡夫卡的過程中，卡夫卡學家們殺了卡夫卡。”昆德拉認為，第一位卡夫卡學家是他的朋友馬克斯·布羅德，後者使卡夫卡被誤認為是個神秘主義者，甚至是個聖人，即便他承認：卡夫卡“從未對他的哲學與他的宗教世界觀進行系統解釋。儘管如此，仍然可以從他的作品裡推斷出他的哲學，特別是他的格言，但也包括他的詩歌、信件、日記，以及他的生活方式（尤其從這方面）”。
在其他受到責備的卡夫卡學家中，昆德拉提到了卡夫卡的第一位法語譯者亞歷山大·維亞拉特，指責他對《審判》的傳記性解讀。昆德拉認為，維亞拉特錯誤地將K的假犯罪歸結於作者身上，比如卡夫卡因為取消與菲麗絲的訂婚而犯下過錯。這是另一種背叛與不實的陳述，一個幻想者與預言家卡夫卡，這不僅在“資本主義國家”流行，而且在20 世紀60 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盛行。
1968 年8月，僅在他的國家被蘇聯入侵三週前，馬克思主義卡夫卡學家愛德華·戈德斯圖克向法國人克洛德·魯瓦解釋捷克年輕人對《城堡》作者的迷戀時說：“作家變為冷戰的一種武器。如此利用他的那些人只看到其作品的一方面，他們把他的作品解釋為一種對處於極權社會中的人的描寫，那種人是在社會主義世界佔統治地位的無情官僚主義的肇始者。因此，卡夫卡——這本該令他非常吃驚——變形為戰場的一個場景，一場精神上的凡爾登戰役。這就是令成千上萬的讀者，尤其是年輕人，關注他的原因，如果他沒有被宣佈為禁書作者併成為一種象徵，那麼讀者本不會留意他的作品。預言家卡夫卡？誠然，他從來沒這麼想過。但他對當今世界中生活狀況進行受虐狂式的追尋，營造出一種氛圍，捷克讀者可能會把它當作自己生活的氛圍，因為面對統治自己命運的莫名力量，他們感到自身的無力。”
電影《卡夫卡》劇照
卡夫卡被普遍視為一個“痛苦”的作家，而馬克斯·布羅德卻講述道，當他把剛剛寫完的那部分念給朋友們聽時，他們笑得前仰後合。為什麼是這種反應？它破壞了那個憂鬱而傷感的卡夫卡的形象。或許，因為小說家和他的朋友們來自同一片土地、同一個城市。儘管卡夫卡用德語寫作，但他首先是一個布拉格的作者。這一事實對理解他的世界非常重要。
歷史學家貝爾納·米歇爾寫道：他“就是一個作家與他在其中生活並進行創作的城市之間緊密結合的典範”。他的同代人維利·哈斯在《回憶錄》中指出：“我無法想象，如果某個人不是1880 至1890 年間出生在布拉格的話，他如何能理解卡夫卡……說實話，弗朗茨·卡夫卡告訴我們的事情，我們都知道，也經常在持續整夜的爭辯中討論過。他的偉大功績在於透過絕妙的圖景表達它們。”
“他的朋友約翰內斯·烏爾迪齊爾在他葬禮日發表的演講中說道：‘卡夫卡就是布拉格，布拉格就是卡夫卡。而我們，他的朋友……我們知道這個布拉格在卡夫卡的作品中隨處可見，在他最令人矚目的作品中。’”
昆德拉本人也看到，卡夫卡的作品深受布拉格的影響，尤其在對幻想與魔法的喜好方面，這是布拉格古老的傳統：“在文藝復興末期，魯道夫二世國王的宮廷是歐洲秘密科學與幻想藝術的中心。正是那一時期，在布拉格工作的有占星家、天文家開普勒及阿爾欽博託，這位16 世紀的薩爾瓦多·達利，或許還有偉大的猶太人道主義者拉比勒夫，根據傳說，他創造了第一個人造機器人Golem。”
1922 年11 月，卡夫卡料想自己將不久於人世，便讓馬克斯·布羅德做他的遺囑執行人。為此，他寫信要求布羅德燒燬自己的大部分作品，只有少數幾部例外：《判決》《司爐》《變形記》《教養院》《鄉村醫生》和《飢餓藝術家》。布羅德相信卡夫卡的才華，後來違背了他最後的意願。在卡夫卡去世後的三年中，布羅德出版了使卡夫卡去世後成名的三部小說：《審判》（1925）、《城堡》（1926）、《美國》（1927）。
在那個特別喜歡冒險小說的年代，少年昆德拉偶然打開了這個他從未聽說過的作家的一本書：“那是戰爭快結束時。在我父親的書櫥裡，有一本捷克語版的《城堡》……我不知道作者的名字。我剛剛看完《三個火槍手》：這兩本書我同樣喜歡。”也許，他起初只是把這些小說看成沒頭沒尾的幻想故事，後來才意識到那部作品的意義，它的寫作方式與無比的獨特性一下子就吸引了他。
他認為，卡夫卡不是哲學家，也不是預言家，而首先應被理解為藝術家：“只要閱讀卡夫卡，人們就必然對他的藝術著迷。在我看來，他的藝術在於他的想象。卡夫卡帶來的嶄新的東西，在他之前不存在的東西，是一種不同的想象。這想象彷彿是夢的想象，將您引向一個世界，那裡所發生的事都不像真實的。直到卡夫卡……人們無法想象一部小說可以不像真的。卡夫卡一下子釋放了幻想，而他的想象有某種特別美的東西。”
然而，昆德拉認為，卡夫卡的貢獻並非僅僅在形式上。他之所以完全屬於現代特色，是因為他說明了個人在荒誕的現代世界中的存在，一個剛剛從一場世界性戰爭中擺脫出來的世界，一個變為陷阱的世界，無處可逃。在昆德拉看來，這種新的存在境況暗含於卡夫卡的所有書裡，從《審判》開始。
“K全部的內心生活都被處境所吞沒，在這一處境下，他落入陷阱，任何可能超越這種處境的東西（K的回憶、他的形而上的思考、他與其他人的接近）都沒有向我們揭示……卡夫卡沒有自問決定一個人行為的內在動機有哪些。他提出一個徹底不同的問題：在一個外部決定力量變得如此強大，而內心衝動已無足輕重的世界，留給人的可能性是什麼？”
卡夫卡這位布拉格作家處於三種文化的交匯處：德國文化（透過語言）、捷克文化（透過文學傳統）和猶太文化（透過感覺）。在奧匈帝國時期——多種國籍的拼盤——猶太人甚至不具有任何一種國籍。1848 年獲得解放後，他們放棄了人們稱為猶太德語的意第緒語的地方形式，開始講被視為權威語言的德語。
然而，在卡夫卡的時代，布拉格只有少數人講德語。在他們之中，猶太人形成了一個德國文化中的“極少數部分”。作為布拉格的用德語寫作的猶太作家，卡夫卡意識到這一悖論，試圖估計它會給自己帶來的後果。
研究者帕斯卡爾·卡薩諾瓦寫道：“就這個主題進行了大量閱讀後，卡夫卡對捷克文學和意第緒語文學進行了比較，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一種‘弱小民族’的理論……用一個屬於佔統治地位的文學空間的作家充滿悖論的措辭……卡夫卡思考從另一種見解出發，從另一種文學藝術觀念出發寫作有可能產生的結果，思考用處於被統治地位的語言寫作的作家真正、現實的狀況。作為德語作家，卡夫卡力圖理解在某種相反觀點中寫作的那些人的處境與工作，力圖衡量他們與自己之間的區別，並設身處地地領會給他們的工作帶來優勢的東西……卡夫卡本該是位出於本能的理論家，他尋找各種方法，在自己的寫作中將小文學的‘優勢’特徵付諸實踐。”
昆德拉再次為小國及其“優勢特徵”辯護：“一個猶太人或捷克人不傾向於與歷史同化，也不傾向於在歷史場景中發現嚴肅性與意義。他們的古老經驗讓他們忘記敬仰這位女神，忘記歌頌她的智慧。因此，小國之歐洲受到更好的保護，免於歷史的蠱惑，更清醒地看到大國之歐洲的未來，那些大國總是準備在光榮的歷史使命中自我陶醉。”
昆德拉意識到猶太根基在卡夫卡作品中的重要性，正如阿蘭·芬基爾克勞所敘述的那樣，他甚至投身於猶太教法典的學習：“那時，昆德拉打算在他的一部小說里加入關於猶太教的內容。因而，他對猶太教法典的興趣是專業的。於是，猶太教長吉勒·貝爾南給我們上了幾次課，大概三四次。猶太教長來昆德拉的住處。昆德拉戴著妻子買的一頂小的無邊圓帽。一切都以一種非常歡快、非常有趣的語調進行。我們聽貝爾南講解猶太教法典，略帶列維納斯的方式。我們就像好學生那樣，認真地記筆記。我甚至不知道我們是否提了問題。授課沒有持續下去，或許因為昆德拉放棄了他的計劃。”
昆德拉從不隱瞞猶太世界對自己的吸引力，他對猶太世界懷有感激，尤其因為，在他看來，它對歐洲文化，特別是中歐文化的構成發揮了重要作用：“世界的任何部分都沒有如此深刻地被猶太精神所影響。生長於民族爭端之上的猶太人，是20 世紀中歐主要的世界性與包容性元素，是它的知識紐帶、思想的凝結者、精神統一的創造者。正因為如此，我愛他們，帶著激情與懷念珍惜他們的遺產，彷彿那是屬於我個人的遺產。”
（本文節選自[法]讓–多米尼克·布里埃 著，劉雲虹、許鈞 譯《米蘭·昆德拉：一種作家人生》
，由雅眾文化·南京大學出版社授權釋出
）
非虛構 | 翻譯好書
《米蘭·昆德拉：一種作家人生》
［法］讓–多米尼克·布里埃 著
劉雲虹、許鈞 譯
雅眾文化·南京大學出版社
2021年1月
米蘭·昆德拉是當今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多次榮膺國際文學大獎。他生於捷克，一生跌宕起伏，極富傳奇色彩。對於潛心文學創作、刻意迴避公眾、“遮掩”個人歷史的昆德拉，有著各種矛盾的理解與評說；對他的小說，也有著各種悖論性的解讀。
傳記作家布里埃傾力寫就的這部里程碑式的昆德拉傳記，將昆德拉個人的藝術、文學、政治與精神歷程置於大寫的歷史中加以考察，同時藉助與昆德拉有著直接交往的作家、翻譯家、評論家提供的一些公開的和迄今尚未發表的資料與談話內容，深入探尋昆德拉的寫作人生，為讀者展現了一個鮮活與完整的米蘭·昆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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