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Figure推薦了獲得今年奧斯卡獎提名的紀錄片之一《集體》（一部給國外「遞刀子」的紀錄片，拿到了奧斯卡提名）。本週繼續推薦另一部入圍的紀錄片《殘疾營地》。
撰稿｜鮮 於
編輯｜許 靜
出品｜Figure紀錄片
繼《美國工廠》獲得去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之後，奧巴馬伕婦的高地製片公司出品的第二部紀錄片作品《殘疾營地（Crip Camp）》，又獲得了同一獎項的提名。如果這部紀錄片再次拿下最佳紀錄片獎，作為美國第一位黑人總統的奧巴馬，將創造一個屬於奧斯卡的新紀錄。
《殘疾營地》宣傳海報
《殘疾營地》片如其名，主角是殘障人士，導演吉姆·勒布雷希特也是一位下肢癱瘓的殘疾人。片子用時間順敘的方式，捨棄使用大量花招技巧，以歷史影像和後續採訪，還原了1970年代一個殘障青少年夏令營——堅內德營（Jened Camp）裡的生活，以及這段經歷對未來的影響。
導演吉姆說：「媒體上有關殘疾的故事通常遵循同一種敘事模式：殘疾的悲劇。我希望能夠重新構造人們對殘疾和殘疾人的看法……」
令人唏噓的是，同樣登入奈飛，《殘疾營地》比《美國工廠》的熱度差了不只一個量級。在國內，豆瓣上只有461人標記看過，373人打分。
就如吉姆所言，這個繼承了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精神遺產的夏令營改變了世界。它本該是個傳奇，卻不為人知。
成為自己
《殘疾營地》是吉姆和他有相同經歷的朋友們自己的故事。
吉姆活的很勵志，天生患有脊柱裂的他，生下來時，醫生乃至家人都以為他活不過幾個小時，但吉姆頑強地努力「活更久一點」，獨立一點，哪怕下半身毫無知覺。
小時候的吉姆
「一年級上到一半的時候，我被允許試驗性地就讀公立學校，他們（決策者）想看看是否可行——在當時，許多情況跟我一樣的孩子，被送去了特殊機構。」吉姆說，「我爸以前常對我說：‘吉米（吉姆的愛稱），你必須非常外向，你必須主動向別人介紹自己，因為他們不會主動來找你。’」
但阻礙無處不在，即便吉姆熱愛音樂，充滿幻想，渴望著友誼，努力去融入他人，融入這個世界，但他感受不到認同，找不到同類。
偶然的機會，吉姆聽說了一個由嬉皮士們管理的夏令營，「向殘障人士開放」，距離伍德斯托克音樂節舉辦地不遠。「有人還說，‘你也許會跟輔導員一起抽xx。’我說，‘我要報名！’（大笑）」
夏令營中有些輔導員也是殘障人士
1971年，吉姆和其他殘障者們一起，坐了三小時大客車從曼哈頓來到山區裡的堅內德夏令營。「那地方有很多嬉皮士，其中一些樣子相當古怪。我不確定哪些是輔導員，哪些是參加夏令營的人。」
事實上，當時來迎接吉姆們的輔導員心裡也很慌：「我完全沒有與殘障人士相處的經驗，我一個殘疾人都不認識。」輔導員喬·奧康納爾回憶說：「我站在客車前面，沒有做好心理準備，人生第一次在同一時間看到這麼多的殘障人士。我當場僵住了，因為害怕而動彈不得。」
但彼此間的陌生感、隔閡很快消融。從很多方面看，堅內德營和其他夏令營沒什麼不同，環境宜人，食宿不錯——雖然就餐時總有人抱怨飯菜——但是對於許多露營者甚至是營內輔導員來說，這裡是可以與其他殘障人士自由生活的地方，彼此建立的友誼增進了他們的信心。
「感覺很不尋常。」腦癱患者、營友丹妮絲·謝勒·雅克布森回憶說，「堅內德是個烏托邦。我們在那裡的時候，外面的世界似乎不存在。在我家鄉，有些人將殘障分了等級，最高等級的是小兒麻痺，因為看起來更像正常人，而腦性癱瘓者則在最底層。可在堅內德營，你不過是個小孩。」
營裡殘疾人可以參加球隊，輸贏規則不會因他們的身體狀況而改變
在堅內德營裡，小兒麻痺、智力障礙、腦癱、半身癱瘓……等殘障青少年們聚在一起，即便表達困難也能大聲唱歌，就算在輪椅上也可以用力跳舞。在輔導員的幫助下，他們一起嘗試各種體育運動和手工創作，一起做飯，一起遊戲。很多人在夏令營有了自己的第一次心動，第一個吻，第一場約會……
雅克布森夫婦
「我來到堅內德營的第一年，一位女輔導員，給我上了一堂課，教我如何接吻。這是我接受過的，最棒的物理治療。」尼爾·雅克布森笑著說，他是丹妮絲的丈夫，同樣也是位腦癱患者，兩人是在堅內德營認識的。「我們決定結婚時，我媽媽對我說：‘我明白你為什麼想娶一個殘疾女孩，但你就不能找個小兒麻痺症患者嗎？’」
在一段歷史影像中，營長拉里·阿里森介紹：「夏令營始於1950年代。進入1970年代後，我們嘗試提供某種環境，讓營地裡的青少年能發揮天性，不受任何刻板印象及標籤的束縛。這是那個時代的副產品，是社會實驗的副產品。」
這些年輕的殘障者，在享受無拘無束的生活的同時，也一起參與到嚴肅的對話和討論中去：關於他們作為殘障者在美國的現狀，以及想要的未來。
參與其中的人稱營地中瀰漫著浪漫氣息
「與我每天在家裡自怨自艾的庸常生活相比，那裡的生活更自由與開放。」輔導員朱迪·赫曼說。她多次來過堅內德，從營友做成了輔導員。她回憶當年「我們不僅開始考慮可能發生的事情，而且開始考慮我們有責任幫助實現這一目標。」
幾年後因為資金原因倒閉的夏令營，在不知不覺中為當代美國殘障者歷史的改寫做好了鋪墊——儘管當時沒人意識到。
「殘障人士在行動」
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在歷史記錄中、文學和電影作品中，充斥著「被誤解的怪獸般的生物」，比如《巴黎聖母院》中的卡西莫多。殘障人士一直被視作令人感到可憐、恐懼、厭惡的物件，對他們的生活充斥著各種誤解。
「作為殘障者，一直以來我必須努力適應，必須融入這個並非為我建構的世界。我從未想過，世界可以並且將會改變。」吉姆說，「我們在那個營所見的是，我們的生活可以更好。事實上，如果你未曾感受過自由、美好，又怎麼可能明白為什麼值得去爭取？」
在《殘疾營地》中，丹妮絲回憶了自己的遭遇。大學畢業後，她不得不回到家中，與世隔絕。但她心中也有正常人的慾望，於是在NGO組織實習時，丹妮絲邁出「大膽的一步」，跟一個客車司機有了私情：「因為我年紀越來越大，不想到死都還是個virgin。」
丹妮絲說當她得知自己得淋病時感到自豪
有天晚上，她的腹部劇痛，接診的外科醫生診斷她患了闌尾炎，但手術後，取出的闌尾並沒有問題。「我的醫生進來，對我進行了骨盆檢查，他說，‘我認為你可能得了淋病’。在那麼短暫的一刻，我感到非常自豪（笑）。後來我又有些傷心：那場誤診完全因為我怎麼可能會有性生活？我是說，看著我，誰會想跟我上床？」
「殘障人士成長過程中，事實上不會被視為男人或女人，甚至不會被認為能建立任何戀愛關係。你只會被視為殘疾，次等且無性向。」1972年，堅內德下令營的輔導員朱迪成為殘障人士政治組織「殘障人士在行動」的主席，她公開發聲：「我並不認為我對自己的殘障感到羞愧，我更深刻的感受是排斥。堅內德營的經歷，讓我感受到，我們能以幫助彼此而獲得力量。」
「民權運動正在進行，當時有機會談論為什麼我們殘障者會被排斥，以及我們需要什麼。」當時的美國，在聯邦法層面還並沒有反歧視法，朱迪和她的同伴發現，國會1972年透過的《康復法案》（關於建立職業康復專案）是個突破口，「該法案的第504條，是一項反歧視法規，即接受聯邦資助的任何人、醫院、教育機構、交通系統等，都不得存在歧視現象。」
但時任總統尼克松拒絕簽署《康復法案》，理由是花費太大。政府官員的說法更加直接：「這將能真正服務多少人？」
殘障人士的街頭遊行示威行動
「殘障人士在行動」決定在紐約組織遊行示威。在街上靜坐，阻斷交通。美國曆史上第一次，殘障者「開始組織起來並積極參與政治」。
「警察拿我們沒辦法，因為沒有那麼多可以裝下輪椅的車把我們拉走。」作為行動組織者，朱迪笑著回憶。
最終，迫於各種壓力，尼克松簽署了《康復法案》——但政府官員們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實施《504條款》。這意味著，殘疾人權鬥士還需繼續鬥爭。
「我是有價值的」
1977年，卡特政府上臺，衛生教育福利部部長約瑟夫·加里法諾想方設法繼續削弱拖延《504條款》的實施。
「說客們不斷進出政府大樓，希望改動那些法規——學校和大學，甚至醫院，不想花錢讓他們的建築變得更方便讓殘障者進出——所以我們覺得必須果斷採取行動。」朱迪說。
朱迪（右二）帶領殘障人士進行抗議
她隨後在衛生教育福利部駐舊金山辦公樓，領導了一場為期25天的佔領示威。《殘疾營地》集合珍貴的影像資料，還原了那場影響深遠的運動。
事情就這樣開始了。這棟大樓裡從未有過這麼多坐在輪椅上的截癱患者、智力障礙者、失聰者、失明者……事實上，示威者也毫無準備，連牙刷都沒有帶。
佔領比想象中還要艱難。官方雖然沒有動用武力強制將他們驅逐，但也搞了不少小動作，比如切斷熱水，電話也被FBI切斷了。「他們說讓我們不能對外有任何聯絡。失聰人士舉起手錶示‘我們知道怎麼辦’。他們站在視窗對外打手語——我們就這樣跟大樓外的人互相交流。」
抗議人群睡在支持者捐助的床墊上
「我們獲得的支援，遠遠超出了殘障群體的範圍，還有工會成員及其他民權組織。」來自堅內德營的人成了主力，營友、輔導員、殘障人士、非殘障人士……設法進了那棟樓，「你無法想象504靜坐的場面，像堅內德營地一樣，我們在營裡所學的一切，都運用在了那裡」。
佔領大樓15天后，25名代表離開舊金山，乘飛機前往首都華盛頓，希望在那裡直接向加里法諾部長和卡特總統提出他們的訴求。
到達華盛頓特區已經是深夜，但朱迪他們決定不做休息。「去加里法諾家門口坐著，要讓他知道，為了《504條款》我們來到了這裡。」
當時的美國，還沒有無障礙交通設施。支援抗議者的機械師工會，別出心裁地租來一輛搬家卡車，殘障人士們就乘著這倆卡車在特區各處移動。
抗議者聚集在加里法諾家門口
在加里法諾家的門口，抗議者點起蠟燭徹底靜坐，警察就守在路對面。第二天早上，太陽昇起時，朱迪和記者去敲加里法諾家的門，可沒有人應答，有人說部長從後門離開了。
總統一家也是從後門離開了常去禮拜的教堂，以避開正門外靜坐輪椅上示威的20名殘障人士——白宮外的百名殘障人士示威，卡特同樣選擇視而不見。
在舊金山，對繼續堅守的佔領者們的騷擾加劇。大樓在凌晨3點傳出火災警報，佔領者們還收到了炸彈恐嚇——解決問題，不如解決提出問題的人，政府的套路早已有之。
但這場考驗耐性的拉鋸戰，殘障者們堅持了下來。
佔領第24天，加里法諾部長簽署了檔案，同意「殘障人士在行動」的訴求。事先沒有讓媒體知道，也沒有告訴示威的人們。
示威活動中進行演講的朱迪·赫曼
「504靜坐讓我明白，我是有價值的，那是一種覺悟。」朱迪在演講中說，「我為身為這個社群的一分子而感到非常驕傲——我們贏了！我們顯示了力量、勇氣，能量與決心！我們這些被禁閉的人、被排斥的人、被隱藏的人，被認為脆弱、軟弱的人——我們可以向最高層的政府開戰，並勝出！」
因為《504條款》的實施，殘障者所遇到的物質障礙越來越少。在交通、保健、教育及就業機會方面，1980年代的美國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大學必須讓建築樓及設施對殘障人士無障礙，併為失聰、失明人士提供翻譯及讀物；所有聯邦資金資助的住宅專案及公共大樓，必須讓坐輪椅者出入無障礙……」
由輪椅使用者設計的路緣坡道，讓截癱者們幾乎能去到城市的每個角落；新開的劇院有了無障礙設施，吉姆得以找到一份音響師的工作，過起獨立、成功的新生活。
朱迪為鬥爭的勝利成果感到很高興，但她也對同伴們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厭倦了感激無障礙洗手間……我覺得，如果僅僅有了無障礙洗手間就需要心懷感激，那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在人群中獲得真正的平等？」
《504條款》只涉及接受聯邦資助的機構，而私人企業並不受限，至於物質之外的歧視，也不在條款管轄範圍內。
「我們需要一部我們自己的民權法，確保殘障美國人過上普通的日常生活，確保擁有非殘障美國人視為理所當然的坐客車或火車的權利，有資格競爭任何工作的權利，進入任何一家劇院、餐廳或公共住宿設施的權利。這個里程碑式的法規將清楚表明，我們的政府將不再允許美國最大的少數群體被剝奪平等機會。做得不夠是不道德的。」
1990年7月26日，時任總統老布什簽署《美國殘疾人法案》，「讓見證排擠的恥辱牆最終轟然倒塌」。堅內德營影響的人們，最終取得了一個奇蹟般的成就。
歷史再一次證明，一點微小的火星也能引發一次事情的變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劇組成員工作照
《殘疾營地》講述了美國殘障者為爭取自身權利而鬥爭的現實故事，但現實中，還有許多被排斥和沉默的聲音，需要被放大。而且如朱迪在片中所說：「法律可以被透過，但在社會的態度、認知改變之前，（紙面上的）法律不會有太大意義。」
權利與尊重，是靠主動爭取，而不是靠被動等待施捨。這一點，時下的美國亞裔人群可能更有切身感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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