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繪師葛飾北齋:我的最後一幅作品是肉筆繪《富士越龍圖》| 劉檸

《富嶽三十六景》

[日]葛飾北齋著

姜建強解說

中信出版社

2019年5月出版

112頁,49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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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劉 檸

即使從最嚴苛的藝術標準來說,葛飾北齋也屬於那種百里無一的理想繪師,為丹青而生,併為之而死。

生前最後一幅作品,是肉筆繪《富士越龍圖》。看NHK拍攝的關於畫家女兒阿榮(葛飾應為,也是北齋的弟子)的電視片,畫家從病榻上起身,在阿榮的攙扶下,一步一步蹭到畫幾前,執管蘸墨,一揮而就。在原本只有富士山形的美濃紙上,一條蛟龍從山麓騰空而起,一衝九霄,帶起一團青霧繚繞。三個月後,北齋以九十高齡辭世,《富士越龍圖》遂成絕筆。

北齋絕筆:肉筆繪《富士越龍圖》

從六歲志於丹青,“始有描摹物形之癖”,到辭世前,漫漶的生涯,幾無一日不操畫筆。即使從十四歲學徒雕版,或十九歲入勝川派大家勝川春章門下算起,亦逾七十載,已然超越了彼時人的平均壽限。如此漫長的藝術人生,並不是線性的,而分成若干時期,每個時期或長或短,但都有那個階段的目標。當然,所謂目標並非全是畫家個人的興趣、意志使然,也是江戶時代中期經濟社會發展和出版媒介的流變所致,浮世繪既是那個時代的藝術,同時也是媒介,而浮世繪師的創作活動也端賴媒介。多數浮世繪版畫作品上,都鈐有版元印,相當於出版商的Logo。

《富嶽三十六景》是畫家在經過從幼少期、青壯年,直到人生初老的長期藝術歷練之後的一次全新挑戰——至此,北齋創作的時間線進入風景版畫時代。這時,畫家已年逾古稀了。從七十一歲到七十九歲,北齋以富士山、海浪和瀑布等自然景觀為主題,創作了一系列風景版畫,其中犖犖大者,就是《富嶽三十六景》。

正是這些作品,確立了北齋作為風景畫家不可撼動的地位,且隨著幕末期前後,東洋美術與法國印象派等西方藝術日益頻仍的交通,以《富嶽三十六景》為代表的浮世繪開始“越境”,“葛飾的北齋”遂成了“世界的HOKUSAI”。

《富嶽三十六景》系由四十六幅畫作構成的大幅彩色風景組畫,從天保二年(1831)起,由江戶馬喰町的版元西村永壽堂陸續付梓發行,故多數畫作上鈐有

“永壽堂”

的刻印。落款則有三種,分別為

“北齋改為一筆”“前北齋為一筆”和“北齋為一筆”

。北齋是著名的改名狂,一生用過三十多個藝號,“富嶽”系列僅涵蓋了其十分之一。日本美術史家一直試圖從北齋的三種署名,對四十六幀作品成畫的先後順序進行排序,卻迄無結論。

不過,雖然逐幀的順序尚不得而知,但有個大排序是沒問題的:後世透過對版畫主版的研究,發現有兩類構成,前三十六幅畫是藍色印刷,而後十幅則是普通的墨刷。據此,美術史家認為,北齋最初的創作計劃,就是三十六幀,全藍刷(彩印)。刊行後,好評如潮,擁躉無數。出版商永壽堂見狀,遂趁機調整出版計劃,追加十幀,如法炮製。但限於製作成本,後十幀改為墨刷,俗稱“裡不二”(日語中,“不二”與“富士”同音,是富士山的別稱)。其中,“神奈川衝浪裡”“凱風快晴”和“山下白雨”被看作是三役(大相撲界用語,指在土俵上角力的力士的等級,依次為大關、關肋、小結;或茶道用語,按席位主次,分別為亭主、正客、末客),庶幾已成浮世繪的代名詞。

凱風快晴,現藏於巴黎吉美博物館

神奈川衝浪裡,現藏於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尾州不二見原,現藏於長野日本浮世繪博物館

隅田川關屋之裡,現藏於倫敦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

關於《富嶽三十六景》的意義及藝術價值,似已無需饒舌。傑出的日本美術史家辻惟雄在《圖說日本美術史》(三聯書店2016年9月初版)中評價道:“以新奇的視角將神聖的山巒與俗界凡人的生活進行對比,這項工作使北齋作為畫家贏得了至高的聲望。”辻惟雄不愧是行家中的行家,要言不煩,切中肯綮。北齋之前,在初中期浮世繪及更早的大和繪中,對神國聖景和世俗生活的描繪其實都已存在,但北齋把二者加以融合,且以獨特的視角和畫技,賦予畫面以某種張力,化神聖的“高大上”為可觸控、可親近的日常,而江戶庶民凡俗的日常風景,從驛站宿場的茶屋,到夏夜乘涼的花火,從農人耕作、漁人出海,到職人奉公、武士出征,則被審美化。一邊是壯美瑰麗的大自然,一邊是尋常巷陌的小市民,在北齋別具匠心的構圖中,縱令你在某種敘事張力中品味著人生無常的況味,卻絕無半點突兀感、違和感。

在筆者看來,有三個特點,決定了《富嶽三十六景》之為浮世繪巔峰的藝術品質:

其一,絕景與大膽的構圖。

對北齋來說,富士山既是自然的象徵,也代表了崇高神聖,是名副其實的“靈峰”。在近代化之前的德川時代,能眺望富士山的江戶城據點(所謂富士見)其實並不少。但對一生經歷過九十三次遷居,在江戶城“欄杆拍遍”的北齋來說,既可遠眺富士勝景,又能體驗關東地區像盆景般精緻的河川原野,且適合表現江戶時代人文風情的絕景,是打了折扣的。這位江戶子繪師,像現代攝影師似的,以敏感的藝術神經和獨特的視角,選擇了四十六處可把雄渾的自然納入人文景深中去的場所,先於攝影術和菲林,在和紙上呈現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文化景觀。

明治維新之後,江戶變成東京,隨著近代化以降,帝都大東京的幾輪開發,一些景觀至今猶在。從日本橋、隅田川、佃島、向島和鎌倉的七里浜、江之島等據點遠眺,仍有種置身於北齋畫境之感。

其二,獨特的色彩。

在北齋之前,除了水墨外,雖然已有了基於赤、青、黃三原色的表現,但正是從《富嶽三十六景》開始,北齋大膽使用舶來顏料——普魯士藍,這是劃時代性的嘗試。普魯士藍是德國人的發明,最初輸入日本是文化四年(1810),江戶中期動物繪宗師伊藤若衝曾在其《動植彩繪》中使用,效果絕佳。可唯一的問題是,實在太貴了。但隨著德川中後期日荷貿易的發展,在文政年間,普魯士藍的價格開始走低,到了北齋接《富嶽三十六景》的訂單時,永壽堂為繪師提供了足夠多的顏料。因此,北齋雖不是普魯士藍的首倡者,卻是批次使用並量產畫作的第一人。

普魯士藍雖然是舶來顏料,但天然地適合表現大海與天空,用水稀釋後,遠方海天一色的背景,簡直就是它的色譜。北齋指示自己的版畫印刷師,在畫幅的邊緣塗普魯士藍。但畢竟是舶來顏料,即使降價,也遠沒到“使用放題”(日語,“隨便用”之意)的程度。待主系列三十六幀作品完工之後,追加的十幀“裡不二”畫作,出於成本考量,便只能用墨來刷邊了——此乃題外話。

如今,普魯士藍早已成為和色系的主流顏色,除了繪畫,在織染、製陶、印刷等藝術門類中有極廣泛的應用。但如究其起源的話,不能不說北齋是標準的制定者。

第三,透視和對幾何學的迷戀。

包括《富嶽三十六景》在內的浮世繪中後期作品,之所以與西方的印象主義發生“共振”,併成功“越境”,一個主要原因,是對西畫技法的融入。這方面,北齋並非是“始作俑者”。在他之前,一些蘭學者和司馬江漢等前輩繪師已多有介紹和嘗試。但北齋顯然是自覺的實驗者,不僅從繪畫理論上極其看重透視,且積極地付諸創作實踐。可以說,透過透視來表現景深,是那個時代“北齋流”的絕技。

不僅如此,他還有一種近乎偏執的對幾何學的迷戀,大量使用圓形、三角形、直線、對角線,使其作品在堪稱奇詭的構圖中,卻保持了視覺的均衡,且有種超越時代的現代派味道。

完成了表現富士山的《富嶽三十六景》之後,北齋又做了幾個風景畫系列,如表現瀑布的《諸國滝廻》,表現大海的《千繪之海》,表現美橋的《諸國名橋奇覽》,表現琉球風光的《琉球八景》等。但年近耄耋,畫家對風景版畫逐漸意興闌珊。終於在天保十年(1839)切入了肉筆繪創作,從而進入藝術人生的最後階段。

我一向認為,藝術家基本分兩種:短命者和壽長者。

前者,因為釀造藝術的生命太短,與作為釀造物的藝術未及充分分離,便已結束,故藝術似噴射,似爆發,似櫻花綻放,但訇然便結束了,如莫迪裡阿尼、竹久夢二、青木繁、常玉等。但後者因壽長,藝術可從容釀製,日久彌醇,且創作生命分成若干時期,每個時期都有精釀出品,各有其味,如畢加索、齊白石、張大千等。

北齋無疑屬於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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