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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沉（1935-2004 ），江蘇蘇州人，早年在蘇州美術專科學校學習西洋繪畫，1953年考入中央美術學院中國畫系，從師葉淺予、蔣兆和、李可染、劉凌滄等，1958年畢業並留校任教，後擔任中央美術學院教授。盧沉擅長人物，工寫兼長，所作筆墨精到，善於表現人物性格，形象生動感人。
巴爾扎克說過：習慣於養尊處優的人是不會選擇藝術這條道路的。當我從選擇藝術這條道路開始，一直到現在，我才體會到藝術是一條永無止境的而且是充滿矛盾的路。它就像是個遙遠的希望，而我們卻永遠生活在希望的邊緣，它對我來說永遠像我第一次接觸它時，讓我新奇，讓我激動。
我的老家是江蘇蘇州，在我小的時候，蘇州是個文風較盛的地方，由於我的祖父、父親都喜愛畫畫，我也不知不覺喜歡上畫畫，可是那時候這種愛好是朦朦朧朧的，當時我們家住房子的房東，他那兒藏書畫很多，我經常去那兒看書畫。後來，在上中學時遇上一個留學法國的美術老師，他那兒有很多油畫作品，當我第一次去他那兒看他的藏品時，在我面前彷彿展開了一個五彩繽紛的世界。這是我第一次比較具體地接觸西方藝術。後來我進了蘇州美專，當時主要的課程是素描訓練，那些教具是留法的先生們從國外帶回來的，他們帶來了大衛、女神等石膏像，同時他們也帶來了文藝復興、達·芬奇、米開朗基羅……當時在我的心目中印象最深的是米開朗基羅，作為一個藝術家，他對藝術火一般的激情，深深地吸引著我，他對藝術的執著的追求和勤奮的精神啟迪著我，也許就在那個時候，我才明白了我真正的選擇。
盧沉《我和中國畫藝術》原手稿
1953年，我考入了中央美術學院，後來把我分在中國畫系，這雖然不是我的第一志願，可是從此我和中國畫結下了不解之緣。在中央美術學院學習這一階段，我的老師是葉淺予、李可染、蔣兆和先生。先生們當時正值創作盛期，葉淺予先生的默記、速寫功夫，以及蔣兆和先生的素描造型能力，特別是他們深厚的學養和評品藝術的能力讓我終身受益。在我的藝術道路上對我產生很深刻影響的是李可染先生，李可染先生的講課是很有魅力的，至今在我的腦海中記憶猶新，聽他的講課就彷彿是兩個朋友在促膝談心，他總是把他的創作體會及過程中的感想傾述給學生，先生的畫風空靈、瀟灑、飄逸、寫天然奇趣，寫人與自然的對話，或寫人與大自然和諧一體，畫中的人物有時是若痴若狂、如迷如醉的文人書生，有時一變為天真無邪、自由自在的牧童。先生的創作思想及他的審美情趣也就是在一次次的談心中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雖然現在先生已離我們遠去，可是他的藝術與思想卻一直在影響著我。所以當時我在創作過程中，主要強調的是藝術的感染力，也就是著重刻畫人物在特定環境中的感情，透過對人物造型的刻畫，把我所要表達的情感和畫面融為一體。
盧沉 花下獨吟圖 135。5cm×68。5cm 1991年
盧沉 水墨寫生
我雖然是創作中國畫的，可是對西方的藝術也有著一種根深蒂固的喜愛，早些時期，我看過一本吳冠中先生撰寫的《談凡·高》，寫得充滿激情，非常感人。凡·高把生命與藝術融為一體，並且在生存苦難與精神的痛苦中創作出一幅幅激盪著頑強的生命力的作品。藝術是沒有國籍的，藝術的精神是永恆的，就以凡·高作品中的一種活的精神啟迪著我。我開始矛盾、徘徊，彷彿有一種坐立不安的感覺。我曾經認為：一個人要時時刻刻感覺不痛快，有阻力、有壓力，毛筆在紙上走，沒有阻力就沒有了生命力，當我們時時感覺苦惱就會摸索著突破，而感覺自己還可以時，就說明停滯了。藝術這條道路是斷斷續續的，雖然當時在中國畫裡取得一定的成績，可是對我來說卻毫無成功的感覺，我總覺得藝術創作對於我來說永遠是一種陌生的東西，而我時時都在嘗試它，但是我又一次慶幸，是因為我開始徘徊，開始面臨困境，往往在這種時刻，我們才能找到自己的目標，獲得新生。在這個時刻，我又一次得到了吳冠中先生的啟發。
吳先生早在1980年的北京一次油畫展上就坦率地指出：許多作品是屬於西方30年前所常見的那類，西方已同時向前進了，他說除非我們可以找到並發展自己的資源，西方將視我們為“二手貨”。吳先生認為“藝術像個風箏，你必須拉緊線，好讓它飛到最高，但是你得當心拉得太猛，以至於風箏斷了線，因為那線是你及土地民眾之間的聯絡。”當中國畫壇出現了相對停滯時，這是每一個藝術家所關心的問題。當我和吳先生談到藝術的內容及形式以及藝術的抽象化時，他認為：藝術要突破、要變化，要捨得打破瓶瓶罐罐，要敢於新的開始。吳先生在這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他在1981年曾寫道：“對於藝術與民眾的熱愛使他感覺到難以取捨，兩者之間的選擇常發生矛盾，這是我最大的悲哀，我所寫的一切皆為幫助同胞們瞭解與消除對於抽象畫的恐懼與疑慮。”作為一個藝術家最大的悲哀莫過於重複自己、重複別人了，所以我沒有過去那麼平靜了，從1980年以後，我就開始特別注重現代繪畫，而當我決心面對西方現代藝術時，我卻發現它是一個無底洞，我越是想全面瞭解它，卻越是感到不足。以往我的作品，如《杜甫老鳥圖》《東坡笠履圖》《醉酒圖》，在這些作品中，我所想表達的主要是意趣，因為在中國畫中，我一直偏愛元代及元代以後的寫意抒情的風格，在元代，由倪雲林等人把山水畫推到了寫意抒情的高峰，而在明清時期，八大山人和石濤等人把寫意畫發揮得淋漓盡致，我一直對他們的作品的審美情趣及人品非常欽佩，所以我的作品的風格中也有元人趣味的傾向。當然西方現代藝術的意識並不是和中國畫的意識毫無聯絡的，吳冠中先生早就認為八大山人是我國傳統畫家中進入抽象美領域的最深遠的探索者，憑黑白墨趣，憑線條動盪，透露作者內心的不寧與哀思，他在具象中追求不穩定，竭力表達流逝之感。在80年代初，我嘗試著把西方現代藝術的意識和中國畫的筆墨意趣溝通，在那時，我和愛人周思聰開始合作創作大型組畫《礦工圖》，創作這組畫的目的在於為在異族奴役下的死難同胞和倖存者樹立筆墨紀念碑。《礦工圖》的構思受到日本著名畫家丸木夫婦作品《原子彈爆炸圖》《南京大屠殺》的啟發，而在創作的筆墨手法上，我們試著淡化以前習慣了的水墨寫實技巧，採用變形、誇張和突破慣常的統一時空束縛的手法，我們想在誇張和變形中更強烈地表現礦工們苦澀凝重的悲慘生活。把這種混亂與肉體的痛楚和精神的壓抑透過打破慣常時空的統一傳達給觀眾。這樣的創作對於我們無論是在精神上還是在技法上都是一種新的開始，雖說要打破一種已得心應手的創作手法是一件非常困難和遺憾的事，可是當我回頭看我走過的路時，我們應該慶幸的是，我們在摸索，我們沒有停止，即使結果是個未知數。
盧沉 東坡先生醉歸圖 69cm×46cm
盧沉 霜林醉酒圖 68cm×68cm 1994年
藝術是條永無止境充滿荊棘的路，儘管這樣，我還是要不斷地摸索向前走，因為每一次摸索都會帶給你希望和新的生命。■
（黃燕萍依盧沉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