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靜農1986年7月在美國國家公園留影。（臺大供圖/圖）
2021年11月23日，是臺靜農先生一百二十歲冥誕。
像我們這樣年紀的臺大“中文人”，跟臺靜農先生不可能沒有關係的。我大學不讀臺大，但到臺大上過他的課，後來碩士、博士都是在臺大得的，我的博士學位考試，在臺大的口試是由臺先生主考，在科舉時代臺老師不但是我的“業師”，也是我科場的“座師”了。雖然有多層關係，臺先生跟我們隔了一個世代，老實說，我對他的瞭解還是不夠的。
有些事不只發生在臺先生的時代，就是發生在我的時代，不刻意解釋，別人也難以瞭解。譬如我剛才說臺先生是我博士學位的校內主考，難道學位還要在校外再考的嗎？是的，在我那時代，各校還不能授博士，“教育部”還要辦一場特別的口試，口考委員通常有七人，通過了才由“教育部”授予博士學位，那時叫做“國家博士”，繁文縟節得很，現在聽起來有點可笑，這制度幾年後就改了，學校就可直接授學位，以致現在沒人懂了。
熟知系裡事務的朋友聽說臺先生當我主考，說臺大有博士生後，臺先生從沒做過主考，光這一點，就很特別，忙問我臺先生問了我哪些問題，我說我全忘了。論文口試時，考生都是名實相符的“苦主”，像法庭被人審問，或像刑場待決的犯人，偶爾問你有沒要說的，自己學烈士就義前陳詞一番，也侃侃了幾句，勇氣其實都是裝出來的，所以過後往往就會“立志”忘他個一乾二淨。倒是口試結束之後某日，指導教授張清徽老師帶我到臺先生府上致謝，才知道臺先生答應做我主考，是張老師“求”來的，張老師曾是臺先生的學生。在臺府，兩位老師面前我不太敢說話，臺先生看我冷在一邊，客氣說我的論文寫得不錯，他點出了幾處，才知道他是細看過的。他又問我論文提到晚明徐渭的《四聲猿》，還知道徐渭是個書法家嗎？我恭謹回答說知道，記得徐自己說過：“吾書第一，詩次之，文次之，畫又次之。”又問我知道祝允明嗎？我也點頭，但我有自覺，焦點不該集中在我身上，直到告辭，也沒深談。我不喜稠密，相交多清遠，對長輩亦然，後來有幾次陪友人到臺府領取所贈書法，算起來我跟臺老師也有點關係的，但我始終沒一件他的墨寶，原因是我從沒開口跟他要過。
臺先生在大陸時代，是個學者，但當時的學者，比現在的要“有志”多了，他曾從事文學創作，也卓然有成，他的小說曾被魯迅認可，他也熱衷過文化與社會改革運動，讀他小說，知道他曾唱過《馬賽曲》與《國際歌》的，算是個左派“憤青”吧，有時扮演急先鋒的角色，因此也坐過牢。在當時人的眼中，受罪坐牢都無所謂，故國神州有大片土地好賓士，又有無數苦難人民待拯救，那是“大我”所在，“小我”是不能懷憂喪志的。我曾看過臺先生用漢隸寫張載《西銘》上的話：“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無告者也。”而這句的前面，就有“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名言，可見他懷抱所在，而當時有為的青年，大多類此。
但來臺灣後，地變小了，人變少了，剛來時氣氛肅殺得很，要適應這裡生存得靠其他本事，沉默與收斂是其中之一。他在臺大，繼許壽裳、喬大壯兩先生後出任中文系系主任，他的兩位前任，都是離奇死去的。許壽裳一晚在臺大宿舍被人亂刀砍死，警局的說法是闖空門的小偷所為，也有個說法是被當局的特務殺了，但當局為何要殺他呢，也沒人說得清楚，那時是一九四八年，鼎革在即，臺灣亂成一團。喬大壯先生接許壽裳先生的任，不久因故回大陸探親，不料卻自沉於南京，喬的死也是一片謎團。喬死後臺大中文系等於沒“大人”了，只有臺先生能接，便由他接了，所以臺先生初接任的那幾年，一直都是活在莫名的陰影之下的。
時局大亂，人心惶惶，為了營生，什麼事都可能做得出來，像當時四伏的險巇，承平時代的人是完全無法想象的。臺先生在臺大連續做了二十年中文系系主任，這紀錄好像很難打破，不過在當時，也不算什麼，那還是個政令清簡的時代。沈剛伯先生當臺大文學院院長，一干就幹了二十一年，算起來比臺先生更久，沈先生除了做文學院院長還兼任歷史學繫系主任，還有英千里先生當外文系系主任，也是當了很久，當時好像沒什麼專兼與任期的制度，以今天角度看，都有點亂。
臺先生到臺灣之後，就像變了個樣似的，之前那些有關社會變革與文學開展的豪情壯志，好像不得不收拾了起來，曾經左翼青年的那種孤注一擲性格，也變成步步為營的謹慎小心了。但他馳騁了大半生，一時之間是收攏不住的，所以他刻意尋找可以延續他懸蕩之想，卻不會引起別人的猜測與懷疑的事。他發現中國傳統書法的秘境值得探索，那裡的高山深谷可供攀緣，一方面可以忘身，一方面可供“振衣千仞崗”，萬一失足，傷的是自己，跟別人也一無牽連。
臺靜農臨《石門頌》區域性。（臺大供圖/圖）
他早年受沈尹默影響，是練過書法的，但他之後的書法旅程，卻有些令人不易猜測。他臨過漢碑中的《石門頌》，又因張大千贈他倪元璐書作，對倪書的特殊筆勢也有了興趣與體認，他在習倪書之前，還曾臨過王鐸書法，倪、王都是晚明的書家，倪元璐在明末做過高官，但並不得志，崇禎死時他也隨之自縊而死，是個忠烈又奇特的人，倪的書風，蒼渾雄放之外，又險仄奇絕，應是他人格的寫照吧。據說臺老師也曾學過揚州八怪金農與羅聘的字畫，也許只是淺嘗吧。他早期寫毛筆字是隨興，但到臺灣後，就不光是隨興，而是全力以之了，因為除寫字之外，沒太多事可做。
非常有趣的是《石門頌》與倪體行書，是完全不同的兩種路數與風格，不要說不能相提並論，幾乎是無任何調和空間的。《石門頌》講究的是剋制與均衡，每筆都用中鋒，看起來四平八穩，堂堂正正，而倪元璐的書法偏鋒側出，運筆奇險，每字幾乎都朝右傾斜，結體詭譎。倪書的撇筆常輕率些，捺筆往往不到位，或以點代之，單獨一個字擺著，好像隨時要倒，所以有奇險的感覺，但全篇一氣呵成，字字相聯，也是流暢而有神的。
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說：“明人無不能行書，倪鴻寶（倪元璐）新理異態尤多，乃至海剛峰（海瑞）之強項，其筆法奇矯亦可觀。”可見也多以“異態”、“奇矯”視二人之書法。我覺得臺先生的倪書寫得比倪元璐的更為奇倔而緊密，但可能有《石門頌》在後面撐著，卻是始終沒有要倒的感覺。
這點非常奇怪，為什麼他隸書選擇平穩，而行書選擇奇倔呢？不僅如此，他雖受過沈尹默的影響，但沈行書文靜端凝的書風在他身上一點都看不到。他後來不走王鐸的路而走倪元璐的路，據說也是因為王書“爛熟傷雅”，他後來對金農與羅聘有興趣，原因可能是金農與羅聘在藝術上奇怪的個性，又跟他們處處不與人合的生命態度有關吧。這麼說來，臺先生的人格與他書藝之間的關係，有更值得探索的地方，不可輕易放過。
我記起臺先生問過我徐渭。徐渭也是晚明的詩人與書法家，他的年輩比倪元璐要高，但他的才高與不遇，比起倪的要更嚴重許多。袁中郎在《徐文長傳》說他：“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夫，悲夫！”袁文中的“奇”有兩種讀法，也有兩層不同含意，前面幾個“奇”都讀“齊”，就是奇怪、奇特的意思，最後那句“斯無之而不奇也夫”的奇要讀“基”，是“奇偶”的奇，奇是表示命運不好，遭時不順的意思。照袁中郎的說法是，徐渭因為太奇特了，使得他命運壞得透頂。
我一直在想，臺先生是不是奇特呢？當然是，他命運好不好呢？答案可能有好多個，而彼此關聯性不強，有些還很矛盾。有些矛盾，在他書法上可以看出來，但也只能看出一些大概，細微與真實的部分，我們的瞭解還是不足。他們的時代與我們的之間，似乎隔著一堵不低的牆，想要跨越，還需要花不少工夫的。
我與臺先生相近的機會不多，這是我生性羞怯又慵懶的緣故。但我非常喜歡臺先生的樣子，他個兒高大，面板黝黑，是北方貴人的那種長相，不論遠近，都好看得很，他晚年上唇留了一小撮鬍子，眼神肅穆又溫和，完美得有如一尊北魏佛雕。我記得在我博士學位的口試中，那天他穿著一件淺色的港衫，端坐在上座，當時我心亂如麻，但他只消幾句話或使一個眼神，原本衝著我來的許多災難，頃刻之間都消失無蹤了。
佛與菩薩會尋聲救苦，他們總是放心不下別人，因此胸中仍是有波瀾的。臺先生是否也有波瀾呢？有的，這可由他關心徐渭的“不遇”看出來。老年的臺先生在他的歇腳庵，自號靜者，表面是靜靜守著自己一方，什麼都不管。但他的書法平穩坦蕩中透露出不尋常的奇倔之氣，撇捺之間，總微微有點讓人不安，好像他在示人，就算是承平歲月，世上依然隱隱有一種危機在的。
他內心深處，也許並不寧靜。
周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