嬰寧是《聊齋志異》中的篇目。
嬰寧是狐狸和人類的結晶，她生來愛笑，而且笑的毫無緣由。因此博得了一個“憨憨”的評價，嬰寧愛笑只是劇情需要，但是嬰寧的笑容卻意味深長。
這些笑容或者笑聲並不簡單，往裡深挖，你就會發現——
笑，原來也是中國古典文化的重要特徵和精髓，融合道家和佛教的核心思想，更顯露出生活的悲劇底色。
現代人調侃說“愛笑的女孩運氣不會差”，這是對生活的一種寬容和善待。但實際情形可能是，笑容下並不全然是人生的愉悅和幸福，笑容中要掩飾的是生活的慘淡和艱難。
一個愛笑的人大部分情況下並不可能會被認為是像彌勒佛一樣遊戲人間，而是極有可能會被認為是傻瓜蛋。
因為精緻的利己主義者認為：笑容也具有某種被附加的價值。換言之，人們只會對那些值得發笑的事物施以笑容。
譬如一個年輕女郎並不可能會對一個陌生男子施以笑容，因為這極有可能會被認為是“一笑留情”的曖昧；這不，王子服就錯誤理解了嬰寧的笑容，認為這是“郎情有意，女兒留情。”
可實際情形是嬰寧只是愛笑而已，在故事的上半篇中，讀者很容易被這種描寫誤導，認為嬰寧是一個智商略有問題的人獸結合體。
所以，這個笑容蘊含的神秘色彩到了故事的最後才解開謎底。
嬰寧在這笑容戛然而止的時刻，向自己的夫君王子服和盤托出了人生的悽慘和艱難：
妾本狐產，母臨去，以妾託鬼母，相依十餘年，始有今日。妾又無兄弟，所恃者惟君。老母岑寂山阿，無人憐而合厝之，九泉輒為悼恨。
看來，笑容之下並不全然是愉悅的鼓舞，而是對傷痛的掩飾。
其情形正猶如風和日麗的夏日，湖泊表面波光閃閃，湖底卻深陷黑暗和陰冷。那麼這是否足以使我們評判說：愈是笑的張揚，傷痛便將保持克制的沉默。
唐伯虎在《桃花庵歌》中寫“別人笑我太瘋癲，我笑他人看不穿”；
兩種笑的內容全然不同，顯現的是不同的人生態度；觀眾嘲笑唐伯虎的舉止瘋癲，倘若其舉止形態猶如濟公一般荒誕不羈，倒也確實足以令人發笑了。
然而，倘若撕開這笑容的掩飾就會發現，如果不是因為受到科場舞弊案的牽連，那麼唐伯虎又怎麼會笑他人看不穿呢？
我相當懷疑唐伯虎是否確實看穿了一些什麼，猶如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寫“落了個白茫茫大地真乾淨”，我想曹雪芹確實是看穿了。
深受打擊的唐伯虎從此失意流走，其情狀並不比“奉旨填詞”的柳永好到哪裡去。官場中從此少了一個唐大人，江湖上卻從此多了一個笑他人看不穿的唐伯虎。
觀者笑他瘋癲，這是因為沒有經歷人生跌宕起伏的落差。如果說沒有佛教傳入中國，那麼就沒有今天的中國文化了。
唐伯虎天資聰穎，受此打擊後看穿了人生的重重迷霧和虛妄；按照佛家的觀點來說，看穿人生也是莫大的機緣，因為還有多少凡夫俗子沉淪在功名利祿的幻覺裡不可自拔。
就像《紅樓夢》中歌雲：
擇膏粱，誰承望流落在煙花巷！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槓；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
佛道文化的核心就是要求人們超脫和看穿世俗，成功做到這一點的人，那些中國神仙和高僧們因此總是笑容可掬，灑脫自在的形象。
神仙們發笑，是因為看穿了世俗的虛妄；凡夫俗子發笑，卻是在掩飾生活充滿荒誕離奇的悲劇；
嬰寧雖然算是半個狐仙，但到底還沒有擺脫凡夫俗子的外殼；她的笑蒲松齡儘管極力想要將其塑造為天真爛漫的純真。
可是卻在故事的最後露出了馬腳，嬰寧從此不再笑，反而一反常態聲淚俱下的向丈夫王子服自述悽苦人生，那麼她的笑我們還能說那是對人生毫無見解的純潔嗎？
父母早亡、孤苦伶仃——這些都是嬰寧笑容之下的悲劇色彩；
當然，我們不能說《嬰寧》是一篇充滿悲劇的故事，否則闡述悲劇的哲學家們都要爬出墳墓來唾棄我了。這篇故事是大團圓式的美好結局，不過這本身並不重要。
因為我們要說的是嬰寧的笑容之於世界的內涵；
李白在《南陵別兒童入京》中寫“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這很符合李白豪邁不羈，自信狂傲的氣質。
但“仰天大笑出門去”的背後多半隻是一時的灑脫，留給人們更多的是生活的一地狼藉；
就像“世界那麼大，我想去看看”，但是踏出房門看到的可能並不是詩和遠方，依然還是生活的苟且和艱難；
李白筆下的仰天大笑卻無疑更符合神仙們的氣質，儘管看到了世俗的整個荒誕、艱難和離奇，但也只是報之以仰天大笑，這笑容中蘊含著對生活的不屑和嘲諷；
當然還有一種不與世俗同流合汙的覺悟，然而生活並不是詩和遠方，只有惡俗和卑劣，如此來看，仰天大笑也只是掩飾了憤懣和無奈。
而嬰寧的笑容卻又未免有一種強顏歡笑的色彩，從她和王子服的來往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女孩無時無刻不再發笑，以至於陷入了一種病態的處境中。
至日，使華妝行新婦禮，女笑極不能俯仰，遂罷。
嬰寧的笑來的沒頭沒腦，至少就現實情境來說，嬰寧的笑是突兀和荒唐的；
蒲松齡試圖要讓嬰寧的這種笑容成為她天真爛漫的證據，可是最後卻又不得不詮釋這笑容之下的苦難和人生悲劇。
因此就讓嬰寧的笑變成了一種華而不實的掩飾，現代文學的文字可以將其解釋為對人生悲劇的掩蓋和淡化。
但在古典文字思想中，笑是對人生或生活的超脫。
唐伯虎的“我笑他人看不穿”，毫無疑問，“笑”在中國文化中作為一個重要的符號，其實顯現的正是中國文化和世俗生活那種若即若離的關係。
而中國文化中濃烈的悲劇色彩也促成了這種“笑”文化的誕生，中國神仙們愛笑，文人也愛笑。
這不，《三國演義》的開頭不就寫“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種種世事演變，榮辱興衰，最後都一笑了之。
這也就不難怪蒲松齡在故事的結尾寫：
我嬰寧殆隱於笑者矣。竊聞山中有草，名“笑矣乎”，嗅之則笑不可止。房中植此一種，則合歡忘憂，並無顏色矣。若解語花，正嫌其作態耳。
可見中國文化中的笑是要從生活的悲劇中超脫出來，它並不全然是對人生的豁達，但毫無疑問是對悲劇的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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