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國訪談
Interview with WANG Jianguo
張利/ZHANG Li
作者單位：
清華大學建築學院
1 思想與作品的關係
張利：
您的作品跨度很大，不僅涵蓋不同的尺度，也跨越多樣的領域。雖然從單個作品看，也許會讓少數持傳統建築師角色觀點的人難得其究竟，但當把您的作品放在一起看時，我們可以清晰地閱讀出一個豐滿完整的思想結構。因此，在您看來，建築是先有思想，後有作品，還是反過來？它會隨著時代的快速變化而改變麼？
王建國：
可能是因為我在同年齡段的建築學子中較早介入了城市設計的領域，並逐漸形成了城市（或者更廣義的城鄉環境）和建築歷時性串接建構和同時性並聯互動的設計思維方式，加之多年來在城市設計領域取得了一些成果，所以人們對我的學術畫像可能是“城市”加“設計”的印象偏多，其實，我對建築設計的興趣和實踐從未間斷。
我最早參與建築工程是在建築研究所師從齊康院士讀博期間做的江陰市公園綠地中的花鳥商店，這個專案我完成了從方案到施工圖的設計並實際建成。後來我又結合常熟市新城區中心城市設計做了市府大樓方案和深化設計，後由常熟市建築設計院完成施工圖並建成。工作後隨齊先生做福建長樂冰心文學館時，第一次學習Auto CAD軟體，完成了建築設計方案，期間還先後參與了河南博物院、南京郵政大樓、南京鼓樓醫院急救中心等不少重要公建的方案設計，配合設計還畫過水彩、水粉及鋼筆淡彩的表現圖。1990年代後半期，我轉入建築系工作並建立自己的設計工作室（WJG Atelier）。
1 參與常熟市新城區中心城市設計時繪製的總平面圖
2 參與常熟市政府大樓專案時繪製的表現圖
（1。2圖片來源：王建國）
3 建成後的常熟市政府大樓（攝影：王建國）
4 參與冰心文學館專案時繪製的表現圖
5 參與南京鼓樓醫院急救中心時繪製的表現圖
（4。5圖片來源：王建國）
建築設計是先有思想或者直接導致形態建構語言的觀念，還是特定需求、特定目標、特定場景決定了設計概念和主導思路？這顯然是一個難以簡單闡明的問題。
作為一名建築師，沒有基本的歷史觀、環境觀、建築觀、技術觀及社會人文共情能力和審美藝術偏好肯定是不行的，特定的歷史觀、技術觀和建築觀成就了很多建築巨匠，如柯布西耶、密斯、羅西、康、安藤忠雄、蓋裡等，這些價值理念主導了他們設計創作時的內心湧動以及物化環境的空間形態營造路徑，產生了具有一定“標識性”的個人建築印記。從這個意義上講，先有思想再做設計已經部分決定了後來作品的優質屬性和社會認同，然而，“以不變應萬變”的理念預設、輕視設計條件的極端“堅守”，會牽涉到建築作品的社會性和工程倫理問題。貝聿銘也曾經說過，“我認為堅持一種風格是非常危險的，它會變成一種簽名，你會變得過於鬆懈。”［1］
但是，對於大部分建築師來說，他們並沒有特有的和相對確定的價值取向，而是採取制宜的設計策略，設計作品取決於更多的影響因素，一果多因的最後取捨和設計綜合把握。如貝聿銘、庫哈斯、赫爾佐格和德姆隆、楊廷寶、齊康、關肇鄴、鍾訓正、何鏡堂、程泰寧、崔愷、孟建民、莊惟敏等很多國內外建築大師，他們的設計更加取決於場地或者所在城鄉環境脈絡的感悟和啟發。我個人傾向於這一設計思路，亦即，設計作品跟著特定的設計語境走，建築師也因此有了更多的理念探索、多樣的技藝呈現和設計探尋，所承擔的設計領域也會更加開闊。順延這個思路，建築師遭遇的“新鮮事”就會比較多，就不會有太多的路徑依賴， “燈火闌珊處”的機遇或許會在不經意間如約而至。我曾經在“自然同行”的學術報告中講到“融入自然是一種方式，與自然共處也是一種方式，有的時候用建築自身去創造出一種人工的秩序也是一種方式。設計其實沒有定法的格式，沒有固定套路，必須因地制宜、因時制宜，根據特定的場地要求和所處的文化環境來決定設計應該怎麼做”。我對這一設計思路的認同還在於，人的歷史觀、建築觀和建築理念不是一蹴而就的，一個人不能生而知之。所以，即使是我們看到的執念很深的建築師，其實也是經過專業學習和反覆實踐後才總結修煉出來的。
我所做的設計工作主要有三塊：其一是直接委託或者定向遴選的設計專案，這部分工作以城市設計專案居多，近年建築設計委託也有一些；其二是參加建築設計方案競賽，這是獲得重要建築專案設計的主要通道；再有就是一些自己感興趣的研究性設計。這些工作不少都是可研或研究階段的設計，有時也沒有經費，最大的好處是嘗試、實驗或者證偽某些設計可能性，對於師生之間的教學相長和研討式設計互動也很有益。
“筆墨當隨時代”，畫家們曾經提出過這樣與時俱進的認識。我認為，建築師應該有一些理念的堅守並將其貫穿於設計之中。這種理念可以建立在“當前科學理解”（current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的基礎上，如環境可持續性、社群人文價值的傳承揚棄、工程技術規範的執行、社會和業主的專案訴求等，這些屬於建築作品能夠真實建成、在學理上可以被闡述及呈現的“第一性原理”（first principles）內容。但是，這些理念並不會導向一個預設的、確定的建築設計思路和解答，真實的建築工程涉及的各類要素、社會環境、空間尺度和實踐場景是十分複雜的。正如諾貝爾獎和圖靈獎雙獎獲得者西蒙的《人工科學》和後現代建築家文丘裡的《建築的矛盾性和複雜性》曾分析過的那樣，規劃或設計工作其實要比人類登月還要複雜。設計建築、尤其是設計城市就是在設計社會的系統，多學科和專業整合攻關雖然不如登月計劃研究那般困難而複雜，可是設計目標及需要達成目標的多解性和綜合性卻比登月難很多。
2 知識與美的關係
張利：
從您的很多作品中，可以看出設計明顯是作為一種尋找新的建築知識的路徑存在。或說在您和團隊的創作中，美更多是通向知識的方式，而不是相反。這是否受到您建築教育觀的影響？您認為在不遠的將來，建築的知性價值會超越它的審美價值成分，而成為人們對建築學認知的主流麼？
王建國：
確實，我們工作室對設計中的知識呈現、知識表達和知識進階（大部分是點滴和區域性的）情有獨鍾。其實，這裡有一個我對工作室能力和擅長領域認識和把握的問題，作為高校的教授工作室，科學研究和師生互動的教學相長可能是最重要的特點，從“應然”的理想去尋求的建築知識的持續生產和體系性建構是我們的任務，在此基礎上去做“實然”的建築設計。“理論必須徹底，實踐必有妥協”，我做設計是時常徜徉徘徊在“應然”和“實然”二者之間，並尋求某種互動、互掣、互融的設計張力。
審美是訴諸視覺的人類最古老的感知知識之一，建築審美並非單純的雲捲雲舒、鬼斧神工、自然天成的自由所及，而是一個首先人為物化而後被視覺審美的客體。既然是人為物化的結果，就會受制於建築用途、建築材料、建築結構以及建造力學原理。於是，我們看到了原始的粗獷巨碩之美、也看到隨著材料和技術進步而逐漸呈現的石、土、木、磚、混凝土等由於功能、結構和材料構造技術實現的形態力量、遮蔽物安全和感知優雅，如斯卡帕、康、阿爾託等眾多前輩建築師的優秀作品。
然而， 在1851年倫敦“水晶宮”設計並建成後，鋼和玻璃組合後形成的“輕、光、挺、薄”成為現代建築的審美特徵，此時歷史上作為藝術形式而存在的“經典和永恆”遭遇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挑戰，所以，建築之美一直與建築學進步和知識迭代更新發展密切相關。其實只要我們用10年一個時段關照工業產品以及藝術品的設計，就可以清晰地看到現代設計及其審美髮展的流變，小到一個水杯，大到一輛汽車都是如此。事實上，汽車造型一直是伴隨科技和工藝水平的進步而發展，如流線型造型就與減小風阻係數及其技術實現直接相關，正是這一努力導致了汽車外形設計的變化並刻上了時代審美的印記。
建築的審美價值既具有早年基於比例、尺度等的視覺美學特徵，這常常是由磚石土木的建構之美所帶來的，但也有“知性和演進”的一面，建築的新材料、新構造、新結構、新空間和新的建造技術會產生新美學和新的視覺審美共識。早年我們看數字化建築設計感覺有點“奇奇怪怪”，建成的也很少，但今天我們早已習見，並常感嘆於其美輪美奐、超乎我們複雜空間想象的工業產品級的建築形態。建築教育就是要為尚存不確定性的將來培養建築事業的接班人，培養出中華優秀建築文化的守護者、傳播者和弘揚者。
3 城市前進的方向
張利：
您在城市設計方面的貢獻獲得廣泛的尊重，我們很想知道對於不遠的將來的城市，您在下面的一系列二分法概念對中會如何選擇？（1）高密度與低密度；（2）秩序與自發；（3）功能分割槽與功能混合；（4）對有機生產的遠離與對有機生產的靠近。您理想的未來城市的圖景可以簡要描述一下麼？
王建國：大約12，000年前，人類告別狩獵時代的居無定所，農耕定居開始，由此便有了“聚落”的概念，亦即，“固定於土”。聚落尺度由小變大，聚居人數由少變多，文化開始萌芽傳播，最早的城市聚落在距今7000多年前的兩河流域的蘇美爾文明中萌芽生髮。我以為，城市總是應該擁有一定的密度，這種密度不只是針對建築、而且也指聚居、功能、能量和社會交往的密度。對於建築師習慣的視覺角度和質樸認識而言，由於效率和交往的建築密度應該是城市區別於鄉村聚落的主要特徵。高密度在近現代曾經給城市帶來了不少問題，諸如交通、空氣、環境、公共衛生等，但密度與擁擠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這些“城市病”大都是個體無序發展、缺乏城市規劃知識和工程技術規範所導致的，城市規劃設計和房屋建造技術的進步會避免、至少可以減少“城市病”的發生。如阿姆斯特丹15世紀的城市火災導致後來“三條運河的規劃”，倫敦數次災後改建均因重新規劃城市而啟動。歷史上有大量案例說明人類只要重視科學規劃、城鎮人居環境的健康宜居、現代社會個體與群體互動中的民主價值，我們就有能力在城市高密度的環境中實現現代化程序和城市的持續繁榮。在荷蘭的阿爾梅勒（Almere）改建中，庫哈斯就運用了一種稱之為“休克療法”的高密度建築強幹預方式，進而給這座原先按照理想郊區城市而規劃的“睡城”帶來活力和繁榮。所以一定要在二分中選擇，我更多傾向於選擇城市高密度。
7。8 OMA的阿爾梅勒改建專案街景
城市秩序與自發其實並非絕對的二分，群體與個體、包容與排他、聚集與離散、公權與私權這些概念都涉及秩序與自發的問題，我曾經專門撰文論述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城市設計方法論。大致上，前工業時代緩慢漸進的城市化程序適合於自發性的城市形態演進，“自發”意味著個體更多基於自身或熟人社群的利益訴求去建設城市，城市有很多區域性最優的形態建構，一般規模在步行尺度內（如中國古代縣城範圍一般在2~5km²，半小時可步行覆蓋）。當時的城市建設錯漏難免，卻可在修補漸進過程中終止於持續的試錯糾錯，符合現代控制論的基本原理。當然，笛卡爾曾經嚴厲批評過自發成長的城市，說其道路崎嶇不平、建築雜亂、環境無序，完全比不上經過規劃設計的城市。我以為，對於現代文明濫觴、資源環境問題日益嚴峻、城市病頻發的現代城市，有序發展是比自發發展更好的選擇，不過，“自發”此時可以在激發社群活力和市場作用時多點區域性存在，“四兩撥千斤”，但“千斤”是具有秩序屬性的本體，“四兩”則是城市精準治理的催化劑，有點像圍棋中的“手筋”，但需要服務於城市本體。
9 巴黎盧浮宮-協和廣場軸線：自上而下的城市規劃
功能分割槽和功能混合本質上是人們認識城市功能及其相互關聯的投影尺度和顆粒度的問題，其選擇主要取決於城市規模以及人們對城市職住關係的認識視角。總體而言，我認為城市越大就越需要適度分割槽，城市小則可能有更多功能混合。過去，國內外不少城市主政者和規劃師基於機械論思維，依循確定性、可拆解性和標準化的原則，將城市作為機器按照效率優先的思路分割槽排列組合，對人和社會的複雜性視而不見，或者說以當時的科技能力也看不清楚，只能按照“人以群分”的“群”顆粒度簡單認識並建構認知邏輯。自1960年代開始，這種脫離真實城市和社群的機械論規劃遭到越來越多的質疑和反撥。不過，當代城市功能十分複雜，必要的分割槽仍是必須的。如城市中的輸配電設施、水廠、電廠、危化品倉庫垃圾處理廠以及水源保護地等就必須科學分割槽、嚴格分割槽並嚴格規範管理。功能混合需要看混合什麼功能，不同功能配比如何以及混合到什麼程度？我理解功能混合的要點是儘可能增加職住均衡、減少交通通勤，相關城市功能在步行或者非機動車可達範圍內相互毗鄰或者便捷互動，同時功能集聚密度會增大鼓勵更多的空間集約一體化利用等。從城市更新角度看，基於社群尺度的功能混合已經取得很多成果，如北京的南鑼鼓巷和後海、成都的太古裡、廣州的永慶坊、南京的小西湖、泉州的金魚巷和宜興丁蜀古南街等。
10 貴州青巖古鎮：自下而上的城市形態
（7-10攝影：王建國）
有機生產是否靠近或者遠離城市我不太懂，只是知道不少城市正在做“都市農業”並把它作為低碳綠色、美化城市的一部分。既然談到城市發展的方向，我認為，城市資料環境的變化以及數字化是當下最重要的城市佈局重構、精細化管理、精準治理的演化趨勢，由於人們數字化生存方式的日益普及，城市活力和城市功能原先依循的地理區位原則都在發生鉅變，城市活力呈現出“顯隱互鑑”的願景現實，具身交往與遠端在場的隱身交往並存，城市裡越來越多的匿名人士由於虛擬的互聯互通，激發出互助共贏的潛能。由“大眾點評”“餓了麼”資料平臺以及手機導航定位產生的城市商業活動模式完全顛覆了原先的功能區位原則，“酒香不怕巷子深”已經成為今天的日常。大城市將會在新資料環境下越來越呈現出中心區衰退、多尺度多層級流量中心當道的扁平化空間佈局，我稱之為“個體泛在的城市”演進方向正在變為現實，成為未來的大趨勢。
11 蕪湖手機信令大資料分析
4 碳中和與碳達峰的途徑
張利：
我們能從您的作品觀察到當親近或回到自然時，您的創作會愜意地迴歸到中國傳統文人的田園詩意語境之中。您所講到的“自然同行”理念非常有說服力。您認為對中國與世界的城市和建築，在實現“碳達峰”與“碳中和”的努力中，是應該更多依賴技術的迭代演進，還是應該更多倡導對傳統生活方式（能源消耗方式）的迴歸？
王建國：
如前所述，我崇尚因地制宜、隨類賦形，文化基因則是“骨子裡的中國”所決定的。設計構思會因為特定場所初見時的思緒而臨時起意，有時也會是在社會發展大勢驅動下的一種順應，但根本上說中西方共通的“詩意棲居”以及延伸的“自然同行”是我設計的強烈偏好，一有機會就絕不放棄可能的表達。近年工作室在合肥中科院量子科學創新研究院（合肥國家實驗室）、南京礦坑公園湯山茶室、南京威斯汀度假酒店、徐州國際園博會綜合展館、福州大學廈門工藝美院圖展中心、大理書院、瀾滄職校等建築設計中均表達了這種持續的努力。
12 百度詞頻大資料和現場調研疊合的蕪湖公眾景觀認知意象
（11。12圖片來源：《蕪湖總體城市設計》專案組）
13 施工中的福州大學廈門工藝美院圖展中心（攝影：李江川）
從目前主流科學家的觀點看，碳達峰和碳中和的實現取決於很多方面、很多層級的變革努力。“碳中和”不僅是能源變革，而且還涉及經濟結構的變革、生產技術的變革以及生活方式的變革。有研究資料表明，“雙碳目標”實現透過迴歸農耕社會人居生活方式和樸素的建築節能和種樹增綠舉措是無濟於事的，簡單判斷，“雙碳目標”達成最根本是清潔能源取代化石能源的能源變革、以及相關的科技的迭代進步。建築業、工業佔中國碳排放量的23%，這個比例顯著高於全球的18%，因此，建築學領域的努力雖然不具有決定性，但也是大有作為的。比如，大幅度減少建築混凝土和水泥用量乃至找到低碳替代材料，增加裝配化率，同時，運用今天仍有重要節能價值的傳統建築設計方法，如細化建築不同用途的環境需求、“自遮陽”、自然通風采光、體型係數控制。前不久，我在成都綠建大會（國際綠色建築與建築節能大會）聽取了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委員王金南院士的一個報告，報告的第六部分“加快建設碳中和工程技術體系”板塊，涉及了電力、交通運輸、建築、工業、農林土地、氟化物排放控制、固廢處理等領域，其中在“碳吸收”中提到“木製建築”。我在思考，今後以混凝土為主要建築材料的建構和建造方式會不會在全球“雙碳”背景下被倒逼轉型，甚至有逐步淡出歷史舞臺的可能。總體上，在“雙碳目標”這件事上，建築師應該不斷學習新的技術知識、瞭解行業大趨勢，同時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做好自己的低碳綠色的建築設計。由江憶、劉加平等院士倡導、科技部“十三五”期間設立的由崔愷、孟建民、莊惟敏和我本人主持的系列綠建科技攻關專案對此做出了令人振奮的努力，並取得多項住建部“綠色建築創新獎”一等獎的成果。
14-17 施工中的普洱市職業教育分中心（攝影：王建國）
5 人文博雅
張利：
您一直非常強調建築教育的“博雅”屬性，您本人的繪畫作品也很精彩。現在，人工智慧大有欲取代設計師、規劃師之勢，基於資料的“計算設計學” “計算規劃學”風起雲湧，而越來越多的家長鼓勵剛剛進入大學的孩子們“學硬不學軟”。在這樣的形勢下，“博雅”在建築學中的地位能否得到維繫？如果能，該如何維繫？
王建國：
博雅一般解釋為學識淵博，品行端正。我這裡講的建築教育的“博雅”屬性意指視界高遠、寬博敏學、觸類旁通而不因循守舊。在西方語境中，“博雅”（liberal arts）可大致看成是文科，也可指文理相容。“博雅”屬性對“建築教育”實在是太重要了，這裡的建築教育可以是學校建築院系體系性建構的知識傳播和學習，也可以是非學校教育途徑、因特定的人和場景而異的建築學知識的習得。我們曾經翻譯過安藤忠雄研究室編撰的《建築師的20歲》，並由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書中記述了皮亞諾、蓋裡、貝聿銘、雷可瑞塔、努維爾和佩羅6位建築師當年學習建築的青蔥歲月。書中記述的這些建築師當年學習和工作經歷呈現出相當的豐富性，貝聿銘談到在哈佛GSD學習時，因其具有中國生活經歷和文化背景，不認同格羅皮烏斯提出的“國際式”建築；努維爾和佩羅都談到了美術基本功與建築創造性之間有時是需要取捨的；皮亞諾則談到了當年求學時的“半工半讀”及所謂的“無師自通”（No Education）等，這些都與通常的基於評估標準的建築教育有所不同。建築教育應該在保證社會對建築職業人才需求的同時，相容一定的對多元性和學生自我個性發展的肯定。“博雅”突出的不是狹義的“學以致用”“I”型人才，亦要突破“一專多能的”“T”型人才，而最終走向當今面對不確定性的、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兼具、1+N多學科支撐的“π”型人才。
18 《建築師的20歲》
當下，萬物互聯（IoT）、人工智慧（AI）及各種人機互動技術正在深入發展，使得未來人類一些基於某種規則的窮舉和基於機率選擇的領域可能會被機器取代，畢竟它的算力擺在那裡，“計算設計學”和“計算規劃學”說法或許就與人們對這種算力及解決問題能力的認識相關。但是，人類具有的主體建構的想象力、對於規則的變通能力以及對於跨學科乃至文理藝術相容性思考的關聯能力是目前人工智慧所不能企及的。
19 2019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參展作品“泛維城市”概念圖（圖片來源：設計團隊）
當下已經有一些演算法程式和軟體能在短時間內輸出很多設計方案，但這都是基於特定規則的“形式生成”，是“工具理性”的結果。乍一看有很多種方案，但並不是高階的、反映設計師主導價值取向的最優方案。我們都清楚，建築師面對的每一個專案情況都會不同，從氣候特徵、地理位置、文化背景到業主要求等等都很不一樣，這要完全交給機器做選擇不太可能。當然，在人工智慧 “不知疲倦”地持續學習很多大師的設計偏好及規則後，是有可能取代普通設計師的工作的，但它絕不可能取代高手，因為真正的高手的獨創性往往與“價值理性”相關，且經常不按常理出牌。
我始終認為，面對當今資訊時代與物質時空的疏離，如何透過城市、建築和景觀設計重新建構具有中心性、體驗性和互動性的場所、塑造富有文化內涵和情懷的城鄉人居環境，是建築教育必須要回答的問題。中國的建築教育應該突出中華優秀建築文化的傳承、揚棄和發展，讓學生懂得在全球化和數字化的時代，飽含民族文化資訊、富有地域特色、舒適宜居的城鄉空間環境仍然是無可替代的。
建築教育的“博雅”屬性並不過時，而是在與時俱進。在今天，我們需要透過創設與體形環境變遷和可持續發展相關的設計教程，積極迴應並運用數字技術的最新發展成就，致力於跨學科的融合及其教學內容及模式的創新，重建設計的核心價值。同時也要關注技術素養、資料素養和人文素養方面的能力以及工程領域需要的心智模式的改變，機器人安全技術教育（robot-proof education）必須教會人們用無法被智慧機器網路模仿的方式進行思考，這是我們目前可以預見的最大挑戰［2］。
總之，從國內外先進建築教育成果看，注重本土社會發展需求、突出“博雅” 品質的創意工科人才培養是建築教育成功的核心。
20。21 2019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參展作品“泛維城市”（圖片來源：王建國）
6 建築學的（可預見的）未來
張利：
早在2010年代中期您就曾提出綠色、數字、文化遺產和城市設計會是建築學的熱點方向，目前這些預言絕大部分成為了現實。您認為在5~10年以後，建築學的知識體系中又會出現哪些新的變化？現在的學界與業界如何為這些新的變化做好準備？
王建國：
建築學要想在全球環境變遷情景和國家發展大局中承續數千年的、作為支柱行業的優秀傳統，一方面需要行穩走好，緊隨建築科技發展和社會發展演進中人文歷史脈絡不斷綻放新綠。但另一方面，我覺得更重要的是需要在專業和學科的外部相關性方面創生實質性的交叉融合，突破專業分野壁壘，這樣才可能形成在當今低碳綠色、文化傳承和數字化深層次全方位浸潤的背景下的創新成果，不斷夯實建築學的專業地位。個人認為，透過建築師個人標識性作品的創作努力所能產生的社會變革能力是有邊界的，而今天如果在“以人為本”、為大多數人帶來美好生活體驗和質量的專業巧思、社會情懷和人文設計方面有所貢獻，反而能更有效地推動城鄉社會的人居環境健康發展，因而，建築學科或許就具有了推動“社會變革”的力量。從世界建築學科發展前沿看，專業分野的傳統一直在重組和被打破之間。多年前，我曾經去巴黎參加了一次國際建築遺產保護的國際研討會，當時國內專家是由同濟大學邀請組織的，去了很多重要學者。在會上，歐洲專家就談到了一個遺產保護的新問題，西方的建築遺產的最重要保護原則之一是強調歷史的“原真性”，強調修繕或者修復古建築時歷史資訊的可識別性，即可以在古建築上能看到不同時代遺存的物質痕跡，新實施的維修介入也應該清晰區分並被讀出。但現在歐盟新的綠色建築規範來了，而且也要運用於古建築保護利用，如果是作為單純保護及被觀賞的物質建築物件，運用以前的原則沒有問題，可是今天還要考慮大多數建築遺產適應性再利用，這就必須考慮新的使用環境的綠色環保要求，原先的技術手段和觀念就要應變，這時“原真性”如何認識就面臨挑戰，同時這也是保護模式迭代升級的機遇。後來，我申報針對城鎮建築遺產保護再生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專案構思就包含著對這一問題的思考，並引發了我對廣義的城市建築遺產的深層認知。新千年以來，特別是近10年，數字技術以一種“萬物皆數”和“風雲驟變”的整體態勢，涵蓋了幾乎全尺度、全要素的城市建築客體的方方面面，我多年前預判構想的幾大研究領域，今天均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整合並協同到數字環境中，我在2017年中國城市規劃年會上提出了“基於人機互動的數字化城市設計範型”構想，探索了大尺度城市設計在應對城市空間形態深層解析和設計最佳化方面的難題及其破解途徑。圖靈獎獲得者吉姆·格雷（Jim Grey）曾經說：資料密集型科學發現是繼實驗歸納、邏輯推演、模擬模擬之後的第四類科學方法，而科學方法是具有方法論特徵的。大資料“視覺化”擁有有效處理大規模、多型別和快速變化資料的圖形化互動式探索與顯示技術，可以將不可見的事物（如氣流、風流、熱島、人流、業態等）透過可見的形式表達，從而讓人們去觀察和理解相應事物，獲得更多城市規劃和設計所需要的資訊。
前些年，針對規劃教育曾有學者提出要關注“玩得轉資料，下得了社群”的未來規劃人才培養，已經有建築院系增加了數字建築相關的專業培養。今後，不懂資料環境的意義和基本執行邏輯的人，會在應對未來建築發展挑戰時被慢慢淘汰，“江湖”會不會有你的傳說就不一定了。我個人體會，在人類共同面對數字化程序挑戰的起跑線上，人人有機會，今天起步還不晚。我這個年齡尚能堅持終身學習，努力走到了城市設計數字技術發展的知識邊疆，大家還怕啥呢。□
22 邯鋼片區城市設計國際競賽方案效果圖（圖片來源：專案組）
參考文獻
［1］ 東京大學工學部建築學科/安藤忠雄研究室。 建築師的20歲。 王靜， 王建國， 費移山， 譯。 北京： 清華大學出版社。 2015
［2］ 中國工程院教育委員會。 國際工程教育前沿與進展。 杭州： 浙江大學出版社， 2021。
本文引用格式：
張利。王建國訪談［J］。世界建築，2021（10）：25-30+128。
全文刊載於《世界建築》202110期。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