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鍵盤上的字母按照QWERTY的順序排列？為什麼計算機程式設計總喜歡“Hello， World”？為什麼電視劇時長通常為每集45分鐘？為什麼高鐵座位分佈是ABCDF卻沒有E呢……以上種種問題，都可以用“路徑依賴”理論（Path-Dependence）加以解釋。
普遍意義上，路徑依賴是指一旦選擇某一路徑（無論是“好”還是“壞”）就可能對這種路徑產生依賴，進而沿著既定方向持續前進。這一理論由美國經濟學家Paul David在1985年提出，後因美國經濟學家Doglass North借該理論闡釋經濟制度演進規律而揚名。［1］
通俗地講，“路徑依賴”可以被理解為傳統慣習的力量，過去的經驗被應用於新的情境之下，產生或好或壞的影響。
在網際網路發展過程中，也存在著諸多“路徑依賴”或“傳統慣習”現象，甚至不被我們所察覺。當我們把視野進一步縱向拓展，這些習慣可能來自網際網路初期、來自電視或印刷時代，或是更為久遠的傳播史早期。
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從路徑依賴的理論出發，希望去發現和理解網路生活中的此類現象，並進入媒介演進的視野，探索過去如何影響現在，甚至持續地影響著將來。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撰文 | 王處安
編輯 | 木柯
資訊生活裡的路徑依賴現象
1868年，一位名叫Christopher Latham Sholes的美國出版商為打字機模型申請專利，並於1874年成功將商用打字機投放市場。
在這六年間，打字機鍵盤上的字母順序幾經變換，從“ABCDE”到“QWE。TY”，再到“QWERTUIOPY”，隨後又調整了“Y”的順序，最終固定為“QWERTY”。［2］
這一字母順序藉助打字機的行銷逐漸成為打字員的習慣，進而延續至今，出現在我們使用的電腦鍵盤上，這可以看作是一種“路徑依賴”。
同時，也有批評者認為QWERTY的佈局並不符合使用習慣，因此，旨在提升打字效率的Dvorak鍵盤於1936年問世，但還是沒有影響到前者的主導地位。
類似的，程式設計師學習計算機程式設計似乎總是以“Hello， World”開始。1972年，貝爾實驗室成員Brian Kernighan在A Tutorial Introduction to the Language B一書中首次提到這個字串。
後“Hello， World”被當作案例出現在The C Programming Language（1978）中，隨著教材的暢銷，“Hello， World”也備受歡迎並逐漸成為各類程式語言的“第一課”。［3］
其實某種意義上，社交媒體本身也不算是“新鮮事物”。古羅馬時代龐貝古城的巖壁上，就寫著“不管是誰，想寫就寫”。
在媒體人Tom Standage看來，經歷了報紙、廣播及電視等的大眾傳播媒介時代，社交媒體不過是恢復了“Writing On the Wall”的傳統，讓莎草紙或咖啡館的古老社交屬性，在網路世界中再次復活。［4］
總之，“路徑依賴”會讓最開始的偶發事件，不斷自我強化成為一種強硬的事實，但也會因時代環境的變換，在自身中創新和突破，這在媒介演進中尤為明顯。
在印刷時代，“文首空格”是為了節約紙張，同時在段與段之間製造停頓，方便人們閱讀理解。
如今，網路頁面的文字呈現則是“左右對齊”，而刻意加大的段間距或空行表示間隔的排版方式（本文就是如此），則取代了文首空格的分段功能。
句子變得愈來愈短，圖片越來越多，如果反過來用這種方式去製作書籍，結果就是頁數增多，書變得更笨重。
45分鐘的電視劇集，起源於只能容納15分鐘的膠片卷盤。膠片電影的時長也通常為90分鐘或120分鐘（15的倍數）。
無獨有偶，一首歌也因為黑膠唱片的容量限制必須控制在5分鐘之內。［5］然而，隨著數碼記錄媒介的流行，時長限制似乎成為了過去式。
儘管一部分音樂或影視作品依然延續著過去的時長，但也有越來越多的內容正在挑戰著受眾的忍耐極限。
全媒派此前一篇文章曾探討過復古元素在當下內容消費環境中的回潮，這種復古潮相較於“路徑依賴”的強延續性，似乎只是短暫的、點狀的一次次“回眸”，而內容呈現和內容消費的“路徑依賴”，則像是海浪中漂泊的船所找尋的燈塔，無論形式如何變化，有些細節始終錨定著。
如何理解媒介演進中的路徑依賴？
那麼，我們該如何理解當下媒介環境（或者更為具體的網路資訊傳播環境）中的這些“路徑依賴”現象呢？
從個體角度而言，我們或是因為習慣，或是因為便捷，而選擇了那些熟悉的媒介使用方式。
在兒童時期習得的能力、養成的習慣，通常難以遺忘或改變，甚至會伴隨一生。從媒介學的視角下去理解“個人”，就要去思考我們成長中所浸淫的媒介環境。
以90後為例，出生在1990年代，經歷了電視最後的輝煌。這一代人也許不太願意接受尼爾·波茲曼式的批評，不願意把自己比作“沙發土豆人”，卻可能時常懷念電視作為共享媒介將一家人聚集在一起的溫馨場景。
21世紀的新生代們，則出生在網際網路製造的“地球村”裡，他們是網路原住民，是從小就會開啟手機尋找動畫片、解鎖iPad玩遊戲的一級“衝浪手”。
電子閱讀淹沒印刷書籍、網路通訊替代現場交流，也變得司空見慣。他們把網路作為“常態化”生活方式，也不會樂意接受來自電視時代的“規訓”。
這麼看來，盧德分子（英語Luddite，意指仇視新奇發明的人）怒砸機器，所維護的不僅是熟悉的工作方式，還包括自己存在的意義。
我們很難去暢想下一代媒介的使用習慣，但回過頭看，短影片的上下滑動，似乎和電視遙控器上下按鍵切換頻道的行為習慣，有著潛在的聯絡。
音樂APP左右切歌，和CD機上的物理按鈕，也存在延續性。或者轉換下視角，習慣了用手指觸控手機，不經意去點選不支援觸屏的電腦或電視螢幕，也是當下在所難免的事情。
在社會層面，“路徑依賴”可以理解為對過去經驗的繼承、對傳統慣習的延續、對集體記憶的傳承。
一個人有自身的個人習慣，一個社會也有其傳統慣習。任何媒介的發展、媒介環境的生成，除了個體參與和技術更新，都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正如前文提及的示例，網際網路環境中的這些路徑依賴現象，各有各的歷史，有的可以追溯到網際網路初期，有的來自電視或印刷時代，或是更為久遠的傳播史早期。
網際網路環境中社交媒體像是用新的技術復現過去的“傳播夢”：“部落格是新型的小冊子，微博和社交網站是新型的咖啡館，媒體分享網站則是新型的摘記簿。”[6]
當下流行的播客傳承了口語文化。廣播是大眾傳播時代的產物，話筒背後是播音員，而播客把話筒還給了普通人。廣播是擴音器式的共享媒介，播客則更私密地對話。
Newsletter（新聞信）傳承了手寫傳播形式，手寫傳播最早出現在公元1世紀的羅馬城，後在歐洲廣泛流傳。如今，以郵件訂閱等形式存在的Newsletter，算得上是喧囂網際網路中的一隅“清流”。以上種種都可以視為歷史的迴歸，或對傳統的延續。
“社會需要‘過去’，首先是因為社會要藉此來進行自我定義。”［7］
路徑依賴行為從過去尋找依據，進一步強化了自身的合理性，與此同時，也進一步強化了媒介現實。
反過來講，社會希望創造何種媒介環境，也就會選擇何種“過去”去發現和重構。媒介技術既有“路徑依賴”，也有突破創新，最終，新媒介和舊媒介融合發展。
媒介技術的變革中，新媒介一方面生成新的內容，一方面用不同方式來傳播舊內容，往往會出現“新瓶裝舊酒”的路徑依賴現象，“電影改編舞臺劇、收音機重播演出實況，以及電視臺重播舊電影的現象比比皆是”。［8］
借用劉易斯·芒福德在《技術與文明》提出了技術發展中的“假晶”現象［9］，我們會發現，儘管新媒介正在不斷重新整理著我們的使用方式和生活習慣，但舊媒介依然試圖抓住話語權，新媒介成了維護舊媒介秩序的手段，甚至必須依賴於舊媒介而發展，這也可以視為路徑依賴。
然而，
技術對社會發展和變革的力量，往往會掙脫路徑依賴形成的社會執行慣性。
新媒介技術總會在意想不到的角落創造性地噴薄而出，帶來媒介技術應用的突破和創新。
同時，媒介技術的發展往往會打破壟斷局面，印刷術打破了精英閱讀，提升了社會的識字率，帶來了大眾閱讀。社交媒體打破了專業機構的內容生產，讓人人都有了“麥克風”。
路徑依賴的反思與展望
“路徑依賴”的提出，往往伴隨著對其自身的批判。走老路、因循守舊、喪失活性等詞語，無不是對“路徑依賴”不同程度地挖苦和否定。
這是因為當習慣了用傳統經驗去解決現實問題，就容易產生惰性，一方面不利於解決實際問題，另一方面還會製造出新的問題。
我們經常提及資訊繭房或過濾泡泡，是放在內容資訊層面理解的。但從代際角度去思考，過濾泡泡則可以被理解為“代溝”。
不同代際之間因為成長中的媒介環境不同，往往會共享不同的經驗和記憶，產生不同的媒介習慣，進而製造出了各自的“話語”。
紙媒環境下的人也許會更偏愛嚴肅閱讀，網路原住民可能熱衷於短影片，人們只是延續了自身的媒介習慣，但還是會造成代際之間的差異。
譬如，年輕人聊天框裡的微笑EMOJI已經失去了其本意，而是一個尷尬而不失禮貌的表情，這可能不被長輩們理解。
但就像十年前的網路熱梗都已被歷史的灰塵掩蓋，當前的習慣會延續多久，同樣不得而知。
或許這也將成為我們這代人的“集體記憶”，成為我們可以在社交生活中彼此理解的“暗號”。
不過，路徑依賴也有其自身的價值，這是需要珍視的。當王心凌的一首《愛你》喚醒了80、90後們的青春回憶，也許未來的某一天，《孤勇者》也會激發出長大後的孩子們的集體共鳴。
過去經驗、傳統慣習或集體記憶，可以理解為社會的保持器，幫助社會成員產生群體歸屬感，具有確立身份認同或社會認同的重要功能。
從時空角度來看，它們會為社會成員提供整體想象和歷史意識，具有共享文化意義、傳承文化傳統的功能。
這已經超越了路徑依賴的範疇，而關乎一個社會如何記憶它自己。
【今日互動】
你有注意到網際網路上的路徑依賴現象嗎？你又是如何看待和思考的呢？歡迎在評論區和我們討論~
參考連結：
［1］張卓元等：《政治經濟學大辭典》，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8年。
［2］https：//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2200664-the-truth-about-the-qwerty-keyboard/
［3］https：//www。thesoftwareguild。com/blog/the-history-of-hello-world/
［4］［6］［美］湯姆·斯丹迪奇：《社交媒體簡史：從莎草紙到網際網路》，中信出版社，2019年。
［5］成都商報：《為什麼電視劇45分鐘一集》，2014年11月29日，https：//e。chengdu。cn/html/2014-11/29/content_499344。htm
［7］［德］揚·阿斯曼：《文化記憶》，金壽福、黃曉晨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8］［美］尼古拉·尼葛洛龐帝，《數字化生存》，胡泳、範海燕譯，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
［9］［美］劉易斯·芒福德：《技術與文明》，陳允明、王克仁、李華山譯，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