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界乃至整個中國社會，在思想和行動上產生了一次大轉向，簡而言之就是從“重商”轉向“重技”。
文|郝小亮
同為1944年出生的任正非和柳傳志，幾乎在同一時期創辦了各自的企業，並在各自領域一步步走在了世界前列。華為在通訊領域成為全球引領者，聯想電腦的出貨量蟬聯多年世界第一。單純從企業經營的角度來看，任柳二人毫無疑問都是成功的企業家。但在今天的中國輿論場上，二人的公眾形象卻走向了截然相反的兩個極端。這是為什麼呢？
事實上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今三十多年中的大部分時期，任正非和柳傳志的社會地位和公共形象相差無幾，二人都被視為中國當代最優秀的企業家代表，柳傳志還一度被奉為商業教父和創業導師，名利雙收、風頭無兩。但沒想到過去短短几年時間，柳傳志竟然被公眾貼上了“買辦”、“資本家”的標籤，社會形象可謂一落千丈，墮入深淵。
我覺得
今天這一幕自上世紀九十年代柳傳志選擇“貿工技”路線就埋下了伏筆。
聯想走的路線放在當時來看並沒有太大問題，企業要發展就要先解決生存問題，聯想以貿易為先步步壯大，接連收購了IBM的PC業務和摩托羅拉的手機業務，產品得以行銷全球，在這個過程中，柳傳志個人的“商人”形象也逐步被強化到無以復加的程度，以至於被奉為“商業教父”。
“商人”在中國歷史上的社會形象大部分時期都不太好，認為商人對社會缺少必要貢獻的思想根深蒂固。但
在改革開放的重商環境下，商人的社會地位上升到了空前的高度，企業職工甚至公職人員下海經商潮席捲全國，以至於當今中國社會精英階層以成功商人為主要構成
，其中“臭味相投”者往往形成利益小團體，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財富的高度集中和社會階層的固化。
先富起來的一群人在帶動更多人後富這件事上表現得差強人意，財富分配的不均衡逐步演化為社會公眾對商人群體的敵視。
當這種集體情緒積攢到一定程度時，公眾就迫切需要一個具體的物件作為情緒宣洩的出口。
於是作為商業教父般存在的柳傳志自然而然被拿來充當了這一物件。
另一方面，中國過去幾十年傾向於重商主義的苦果在最近幾年開始集中顯現。中國曾經在對外貿易中嚐到了不少甜頭，但建立在勞動力成本優勢上的低端製造模式早已難以為繼，自動化、智慧化技術對製造業、工商業可持續發展的作用愈發明顯，中國企業開始意識到基礎技術對商業發展的重要支撐意義。
在製造業之外，過去十年中國在移動網際網路領域成績斐然，對中國社會發展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因而一度引發了實體企業與網際網路企業孰輕孰重的爭論。但中國在移動網際網路領域的成績主要來自商業應用層面的創新，支付、出行、社交、娛樂等等應用概莫能外。但在表層應用之下起到支撐作用的基礎技術始終十分薄弱，因此才導致中國在中美貿易戰中被美國卡了脖子。
中國企業華為首當其衝成為貿易戰的受害方，但華為也因此被激發出強烈的求生意志和創新精神。與華為同時被列入實體清單的企業，也開始意識到自主創新的重要性，加大對技術研發的投入，而非像過去一樣過分著眼於短期的商業利益。
在這樣的環境下，中國企業界在思想和行動上產生了一次大轉向，簡而言之就是從“重商”轉向“重技”，寄望透過發展底層技術對頂層商業實現更牢固的支撐。
由此，商業氣味濃重的企業以及商人的社會地位和公眾形象急轉直下。而以華為為代表的重研發型企業，以及華為的掌舵人任正非則被公眾抬高到了空前的高度。
當初選了貿工技路線的聯想透過資本運作不斷擴大自己的商業帝國，但唯獨在基礎技術上缺乏值得為人稱道的建樹，與同一時期起步的華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更重要的是，在美國打壓中國高新技術企業的時代背景下，中國科技公司的利益已經與國家和民族的利益高度捆綁在一起，作為中美貿易戰的受害者，華為理所當然受到公眾的廣泛同情和支援。
我們常說商人逐利無可厚非，但單純作為一個商人的話，古往今來總是難以贏得公眾尊敬。更何況
中國社會一直有輕商、貶商、抑商的傳統，在歷史的長河中，改革開放幾十年的重商環境其實十分反常和短暫。
商人色彩濃重的柳傳志如今被千夫所指，應該說帶有很強的必然性。
此外，從中國傳統文化對社會精英階層的評判標準來看，除了要求對方在某一領域有較大的社會成就之外，對個人的道德修養往往也有著極高的要求。這也是為什麼“立德”排在“立功”前面的原因所在。在這一點上，
與深居簡出、嚴於律己的任正非相比，行事高調、好為人師的柳傳志自然難以贏得廣泛公眾的喜愛。
與西方定義下的現代企業家相比，受幾千年傳統文化浸染的中國人賦予了企業家三個字更為豐富的內涵。
任正非與柳傳志雖然同為成功的企業家，但前者要比後者更合乎中國人對企業家身份的認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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