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沛理評禤駿遠新書丨說好中國故事 讓世界明白中國

林沛理評禤駿遠新書丨說好中國故事 讓世界明白中國

香港作者禤駿遠的兩本新著。(資料圖/圖)

失認症(agnosia)是腦部受損造成的認知障礙,患者的視力和視野正常,看得見日常物件或熟悉面孔卻無法辨識,變成“見而不識”。這種可稱之為“seeing without recognizing”的現象在文化圈和出版界非常普遍。有些作者無法被簡單分類,或有明顯的外來者身份(outsider status),因而常常遭到忽略和被邊緣化。

禤駿遠(Ian Huen)可以是這類作者——他並非研究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的學者,卻以研究學術的嚴謹態度寫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身為中國人卻以英文寫作。說到這裡,我要借用一下王爾德(Oscar Wilde),將他那句著名的“I have nothing to declare but my genius”(我唯一要申報的是我的天才)改為“I have nothing to declare but my interest”(我唯一要申報的是我的利益)。

要申報利益,因為我認識Ian,他在今年先後面世的兩本書:《The Rising Sons: China’s Imperial Succession and the Art of War》(World Scientific出版) 和《What Bruce Lee Didn’t Know About Kung Fu and Other Revelations About China》(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我都給過意見。

“Interest” 也可以解“興趣”。對禤駿遠和他的寫作有興趣,因為他徹底顛覆了一個並非沒有現實基礎的刻板印象——香港人對中國歷史既沒有興趣也缺乏認識,更遑論有什麼觀點和洞見。我很想知道,一個在英國讀中學,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畢業,公司在納斯達克上市的香港人,為什麼對中國的歷史文化戀戀不捨?他要說好中國故事的熱情和決心,究竟從何而來?

在這方面,《The Rising Sons》(尚未有中文版或正式譯名,可暫譯為《真命天子:古代中國的皇位繼承與〈孫子兵法〉》)提供了一些線索。此書從《孫子兵法》的角度寫古代中國的皇位的傳承,以及“爭是不爭,不爭是爭”的天子奪位的真相,得出的結論是“父皇父皇,父在皇前”。皇帝雖是至高無上的一國之君,但他始終是一個父親,有父親的軟弱、父親的情感需要,以及對兒子的倚賴和期望。書的第三章《曹丕與孝順兒的勝利》(Cao Pi & The Triumph of the Good Son)寫一代梟雄曹操舍才華蓋世的曹植,而把帝位傳給資質遠遜曹植的大兒子曹丕,因為在關鍵時刻,前者施展渾身解數顛倒眾生,後者給老父的卻是一夥真心。作者指出,曹丕的才華無法跟弟弟相比,但取悅父親靠的不是才華。曹丕真的做到了《孫子兵法》所說的“不戰而屈人之兵”。

這才是真正的“宮心計”。然而《真命天子》給我最大的樂趣並非來自它的分析而是敘事,換言之,是它提供的“narrative pleasure”,而不是“analytical insight”。讀禤駿遠寫波瀾壯闊、氣吞牛斗的古代中國歷史,就像看戈達爾的《筋疲力盡》(Breathless)或特呂弗的《射殺鋼琴師》(Shoot the Piano Player)。他的講故事(storytelling)就是法國新浪潮電影的影機運動(camera movement)。你完全感受到作者的興奮和樂不可支,結果自己也變得興奮和樂不可支起來。

不要低估這種說故事的感染力在今日世界可以發揮的作用。中國領導人早在2013年已提出“說好中國故事”的口號,3年後更明確指出要講好中國夢的故事、中國人的故事、中華優秀文化的故事和中國和平發展的故事。問題是中國故事應從何說起呢?答案也許是從歷史說起。歷史本來就有豐富的“說故事元素”(storytelling elements)。西方有學者甚至認為,歷史(history)本質上就是“他的故事”(his story),不管這個“他”是帝王、將相、太子還是老百姓。很明顯,禤駿遠擅長的是以故事為本的敘事體歷史(narrative history,又稱敘事史學)。一般來說,傳統敘事史(traditional narrative)較著重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在其中擔當的角色;現代敘述史(modern narrative)則較重視歷史的趨勢和格局。禤駿遠的敘事手法結合傳統與現代,往往能夠兼顧歷史的偶然與必然。

如果《真命天子》是“說好中國故事”,那《從李小龍對功夫有所不知說起》(暫譯)就是“讓世界明白中國”(Make China understood)。美籍猶太裔心理學家弗洛姆(Eric Fromm)在《愛的藝術》中說“愛是通往知識的康莊大道”(Love is the only way to knowledge)。所以“讓世界明白中國”就是讓世界學會愛上中國。

跟《菊與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和《民主在美國》(Democracy in America)這些最好的文化型別和國民性格分析一樣,《從李小龍對功夫有所不知說起》是寫給一個國家的情書。作者對中國的“親密知識”(intimate knowledge)和對細節的深情描寫(lovingly observed details),處處可見。

幾乎隨便翻開一頁,都可以看到“機智在飛馳”和“洞察力掠過”(flashes of insight and brilliance ):中國傳統社會的婆媳關係可以用四字形容:“Hurt people hurt people”(受害者害人)。慘被婆婆蹂躪的媳婦一朝為人婆婆,怎會錯過蹂躪自己媳婦的機會?(《論孝道》)。又例如:不管是羅密歐與朱麗葉,還是梁山伯與祝英臺,沒有一個足以成為經典的愛情故事經得起現實的檢驗(reality check)。若梁祝可以結為夫婦,只會步門當戶對的王凝之與謝道韞後塵,含恨分手(《論孝道》)。

最得幽默箇中三昧的是他對萬里長城的評價:英國才子作家王爾德從未到訪長城,實屬可惜,他原本可以看到它女性化一面(feminine side)。才子說過,女人與男人交往,開始的時候總是羞羞怯怯,步步為營,對男人的進攻採取嚴防的守勢;但到後來,卻反守為攻,不讓嘗過甜頭的男人鳴金收兵,這正是萬里長城的真正功能(Wilde famously said that woman begins by resisting a man‘s advances and ends by blocking his retreat, which is what the Great Wall had effectively done in its history of existence。)(《論萬里長城》)。

這本書捧在手裡,似在一片漆黑中開車,有點像在夢境一般。出書不容易,出一本香港作者寫的分析中國文化的英文書更是難上加難。所以不得不佩服香港商務印書館的膽識,以及對說好中國故事的承擔。100年前,莎士比亞書店(Shakespeare and Company)頂住壓力,出版喬伊斯(James Joyce)的小說《尤利西斯》(Ulysses)。書店老闆惠特曼(George Whitman)的名言是“出版的真諦是冒險而非避險”(The heart of publishing is taking risks, not avoiding them。)的確如此。

林沛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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