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尹曉琳
中歐商業評論、
藍血研究（lanxueyanj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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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數年血火廝殺過後，二戰戰事終結。12月，在搭乘專機回國的前一天，美國第三集團軍的四星上將巴頓和他的參謀長蓋伊少將最後一次去打獵。
那是一個晴朗的星期天上午，車輛不多，道路筆直，一輛卡車突然撞上來。司機和蓋伊僅受了點輕傷，巴頓將軍卻一頭撞在司機座後的隔板玻璃上，血流如注，頸椎斷裂。數天後，巴頓死於血栓引起的心力衰竭，享年60歲。
作為橫掃整個歐洲的不敗將軍，巴頓在戰場上就像一隻狡猾的狐狸與兇猛的獅子再加一個市井混混護體，擁有狡黠的智慧、野獸一樣的剛猛以及讓敵人和友軍都哭笑不得的無賴作風，被稱為“美軍中的匪徒”。
他並非不警惕。狂妄激進的巴頓，手下士兵傷亡卻是最小的。在一次戰時演講中，他說，你們稱演習訓練為“雞屎”，怨聲載道。……訓練演習的目的，是培養警惕性。警惕性必須滲透到每個戰士的血管中去。……想活著回來，必須時刻保持警惕。哪怕你有一點點疏忽，就會有個狗孃養的德國鬼子悄悄溜到你背後，用一坨屎置你於死地。
他繼續舉例說，在西西里的某個地方，有一塊墓碑碼得整整齊齊的墓地，裡面埋了400具陣亡將士的屍體。那400條漢子昇天，只因一名哨兵打了個盹……
世事何曾是絕對。戰爭剛剛結束，還沒真正享受勝利的果實，巴頓將軍的人生卻落幕了。“飛鳥盡，良弓藏”的背後是徹頭徹尾不講武德的偶然性——強勢者遭遇黑天鵝，行業神以身飼虎。
凡人皆怕宿命，這種因敬畏歷史而獲得的情感理性，也使得一些企業家擁有悲觀底色。當然，高段位的悲觀並非像德國思想家馬克思·韋伯那種“輕蔑式的悲觀主義”，而是以逆向思維搭建自己的“反脆弱矩陣”，來接納偶然性。
01
“無常”警惕
中國的先賢和大儒們歷來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的悲觀底色，名曰“黍離之悲”，對自命不凡卻又無法把握自己命運的人類前途感到無限憂思。
《易經》裡講“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越是做大事越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甚至到了“大則如威，小則如愧”的地步——無論做成一件大事還是小事，都不會很得意，而是懷有一種慚愧之心，“憑啥是我？”
中國傳統文化不太信任“持續強勢”的東西，篤信人道害盈，鬼神福謙。士大夫們寧願像《儒行》中所說，“粥粥若無能也”，表面上好像柔弱無能的樣子，但其實只是一種刻意收斂，內裡卻在不斷積蓄底蘊，默默做自己。
任正非就是典型的具有悲觀底色的企業家，即便在發展向好的時候，他仍然時不時做出大難臨頭的自我棒喝。2000年底，他發表了一篇題為“華為的冬天”的文章，在企業界引起譁然。畢竟當年華為的銷售額達到220億，以高達29億元的利潤被捧為中國電子百強企業的第一名，在一個令人振奮的時間節點，任正非卻“自滅威風”。
他在文章裡寫到：“10年來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敗……失敗這一天一定會到來，大家要準備迎接，這是我從不動搖的看法，這是歷史規律。”
此後他由憂患意識出發，提出了灰度管理和熵減哲學。在任正非看來，不動聲色的灰比黑與白更隱蔽低調，更朦朧富有彈性，也更具內在力量。
而熵減哲學則來自於熱力學第二定律，其核心是能量只能單方面轉移，從一種可利用狀態轉到不可利用狀態。這無疑也是一種有著悲觀色彩的理論。
經濟學也遮不住悲觀底色。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諷刺經濟學是“一門陰鬱的科學”，長期未能揭開經濟增長的奧秘，也不知道市場的資源配置能否在與自然極限賽跑，與人類慾望賽跑，與社會問題賽跑中絕對勝出。經濟學家身上或多或少都帶著點理性的悲觀主義色彩。就連後來發現“索洛殘餘”（技術力量）的經濟學家羅伯特·索洛都自稱是“憂鬱的經濟學家”。
有趣的是，直面悲寂的人往往更容易觸控到真實和真相，悲觀底色能夠綻放出逆向思維，“如果不……，會怎麼樣？”而逆向思維高手大多是創造者。
這種悲觀底色和逆向思維能力通常來自天賦和童年，遺傳自人類基因。比如英特爾“三駕馬車”之一的安迪·格魯夫，歷經納粹陰影、右耳失聰、難民逃亡，但他把這種恐懼轉化成了一種管理風格，影響了一代矽谷人。
並非樂觀的底色不好，只是風馬牛不相及。《古文觀止》中解釋，牛順物，乘風而行則順；馬健物，逆風而行則健。恰如悲觀者與樂觀者涇渭分明的思維圖譜。
但樂觀者有一點著實不好，易膨脹。兩宋時期有一位著名的測字人謝石，很多公卿大臣都找他尋問禍福。有次，宋徽宗寫了一個“春”字，讓他看看。謝石回奏：“‘秦’頭太重，壓日無光。”高宗默默無語。沒幾天，謝石就被秦檜貶到荒遠瘴癘之鄉，後來死在貶所。謝石一定是過於樂觀了。
02
有待有為
悲觀底色也會走向兩種層次，一種是篤信進步論，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一種是輕蔑而隨意地批評，在虛無中歸於犬儒主義。
高段位的企業家理應是前者。在20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時期，凱恩斯說：經濟蕭條期，只有依賴企業家的動物精神，才能將經濟帶向復甦。什麼是企業家的動物精神？是夕惕若厲的長線作戰，但同時也是有待、有為的冒險衝動。
春秋時，秦穆公問蹇叔：“怎樣才能稱霸天下？”蹇叔說：“夫霸天下者有三戒：毋貪，毋忿，毋急。貪則多失，忿則多難，急則多蹶（摔跟頭）。”
孔子形容儒者的行為方式則是“夙夜強學以待問”，日夜學習，像流水一樣不息；“力行以待取”，不僅學習還要實踐。王陽明的弟子陸澄有次問：“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旋起個念頭去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還覺有內外，打不作一片。”王陽明的回答是：“人須在事上磨練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
由此可見，修煉就要做事，在事上練，在事上磨。戰國四大名將之一的李牧便以有待、有為著稱。當年，李牧駐守於雁門郡，對抗匈奴。他優待兵士，嚴格訓練，頻繁偵察，但軍令就一條：不許出戰。這個免戰牌一掛就是好幾年，數年勤奮練兵後，李牧的軍隊兵精馬壯、士氣高漲，而對手卻已經鬆懈許久了。此時李牧誘敵深入，一舉擊破對方十萬騎兵，一戰而定。
孔子又說了，“其備豫有如此者”。“豫”即預備，做任何事情都有所準備，晚上才能睡個好覺。正如《易經》裡有一卦叫做“豫卦”，象徵和樂、喜悅。
具體到企業家而言，極力推崇企業家的奧地利學派曾經指出，根據時間偏好法則，人總是喜歡馬上獲得商品或收益，而企業家卻可以忍受痛苦、承受未知風險將資金投入生產，以期獲得更多收入。
在奧派看來，整個經濟系統是在“你是我的跨期、我是你的跨期”中調節演進的。企業家最重要的才能是跨期調節能力。只有具備跨期調節能力才能獲得利潤，為社會創造財富。
這種跨期調節的核心同樣是有待、有為，能為而有所不為。就像再次主動進入“跨期調節”、激流勇退的張一鳴在微博裡所說：“姜子牙81歲才當上三軍總司令，人家前80年就做兩件事：好好學習和鍛鍊身體。”
03
不悔不豫
以悲觀主義為底色，以逆向思維倒推，在搭建起自己的“反脆弱矩陣”後，重點就變為“往者不悔，來者不豫”。
為什麼不後悔？因為大事大情都是仔細想過的，“其備豫有如此者”，何必後悔？
雷蒙德·卡佛寫過一首詩：早晨醒來時，特別想在床上躺一整天，讀書。有一陣我想打消此念，後來我看著窗外的雨。不再勉強。把自己完全，交給這個下雨的早晨。我能否這輩子重新來過？還會犯下不可原諒的同樣錯誤嗎？會的，只要有半點機會，會的。
在那個下雨的早晨，卡佛意識到，無需後悔，因為即便有重來的機會，大機率也是同一個選擇。
至於“來者不豫”則是說，既然已經是一個“有準備”的人，那麼當機會視窗到來時，要能把每一個積極因素完全調動並釋放一切動力，乘勢而起、破局而出。
對於存量時代的企業家而言，“不作為”的機會成本同樣是巨大的，不進則退理應成為共識，不如大幹一場。即便遭遇偶然性或黑天鵝，也只好兵來將擋，從容以待，聽天命。
以悲觀為底色的人，最後也得信點樂觀的東西，才能善忘、不怨，繼續前進。信佛的曹德旺將“所信”稱為“文化覺醒”。再比如梁啟超，他從佛經及儒書中領略到宇宙是不圓滿的……天天流動不息，常為缺陷，常為未濟。……人生不能不活動，而有活動，卻不必往結果處想，最要不可有奢望。
美國作家邁克爾·沃爾夫形容默多克：對待發展趨勢不對的商業，他會很快做決定，讓事情有個了斷。他會有一天時間為之感到遺憾難過，然後就忘掉了。能斷，亦能忘。默多克可能也信奉孔子的人生觀：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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