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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江南
文：紐約華人資訊網主筆 詹涓
39歲的流行巨星布蘭妮·斯皮爾斯昨天透過手機在加州高等法院上發表講話，她提供的證詞持續了大約20分鐘。這是她兩年來第一次就自己的監護權問題出庭。
這位歌手譴責了她的父親傑米·斯皮爾斯（Jamie Spears）和其他掌控監護權的人。她說，對她持續了近13年的監護在違揹她意願的情況下，強迫她採取節育措施和服用精神類藥物，她因此遭受了“精神創傷”。
布蘭妮表示，她的律師出於保護私人醫療資訊的考慮，不願意她公開發言，但她認為自己有權發聲。她懇求法官布倫達·佩妮說：“監護對我來說弊大於利……我希望能夠與全世界分享我的故事，我希望別人能聽到我的聲音。讓我憋這麼久，對我的心臟不好……我不應該被監護。法律需要改變。女士，我17歲就開始工作了。我不能去別的地方，每週只能在辦公室跟人見面。我真的認為這種監護是虐待行為。”
她最後說：“我需要休息兩三年。我很坦誠，我願意和你談這件事。我覺得自己被排擠，被欺負，被孤立。我厭倦了孤獨的感覺。我只是想過自己的生活。”
2008年，產後不久的布蘭妮開始出現精神問題。她的父親從此成為她的監護人，全面接管她的財產、健康和私生活。她說，在這13年間，她只是“奴隸”，她在高燒時仍然被強迫繼續演出，不被允許單獨坐男友的車子，甚至連更換廚房櫥櫃的顏色都會被拒絕。
但傑米·斯皮爾斯強調，這樣的監護將她從財務破產中拯救出來，並且得以成功復出，他還強調，女兒仍然很容易被欺騙和操縱，因此出於對她的愛，他需要繼續保護她。
許多同情布蘭妮的人發起了“#解放布蘭妮”運動，他們想要知道，一個擁有一系列白金銷量的歌手，一個前“X Factor”評委，一個即使處在半退休狀態仍然能在社交媒體上一呼百應的巨星，為什麼仍然需要一個監護人來照顧她？
布蘭妮控訴了哪些事？
在法庭聽證會上，布蘭妮的語速非常快，多年來她就監護問題參加過多場聽證會，但此前的內容基本保密。
布蘭妮提到她被迫服用藥物的問題，她說，2019年在拉斯維加斯的一場演出排練中，她不同意一部分舞蹈編排。“我不是來當任何人的奴隸的，”斯皮爾斯說。“我可以拒絕跳舞。”
結果她說，她的監護人強迫她服用了鋰鹽。她說，藥物讓她失去了方向感。
“這是一種烈性藥物。如果堅持超過5個月，你就會患上精神障礙。”她說。“吃了藥後會有種喝醉的感覺。他們讓6個不同的護士來我家監護我，因為我一開始就不想服用這種藥物。”
鋰鹽通常被用於治療雙相情感障礙，也可以用來治療抑鬱症。在法庭上，布蘭妮沒有提及她是否存在精神問題。
她指責父親對她濫用權力。2019年，她在一系列心理測試中失敗，住進了精神病院。
“我在電話裡哭了一個小時，他很享受每一分鐘，”她說。
布蘭妮對自己被迫從事的工作也感到很痛苦，她將自己被迫所做的美國巡演和拉斯維加斯駐場演出比作“性交易”。
布蘭妮說，“我一週工作七天……這就像性交易。我沒有信用卡、現金，也沒有護照。”
在這一天的發言中，可能最駭人聽聞的一部分是她控訴自己被剝奪了生育權。布蘭妮表示她想和男友薩姆·阿斯哈里（Sam Asghari）生兒育女，阿斯哈里來自伊朗德黑蘭，曾是位模特，兩人自2016年起開始交往。
布蘭妮說：“我被告知，我現在處於監護狀態，不能結婚，也不能生孩子。我身體裡有宮內節育器，所以我不會懷孕。我想取出宮內節育器，這樣我就可以試著再要一個孩子，但這個所謂的團隊不讓我去醫生那裡取出它，因為他們不想讓我再要孩子。”她還補充說，她甚至不被允許單獨乘坐男友的車。
布蘭妮表示，她想對她的家庭成員採取法律行動，據報道，她的父親每月作為她的監護人，可以獲得1。6萬美元的報酬，而她每週能分得的零用錢只有2000塊，諷刺的是，她還得支付他的律師團與她在法庭上較量的費用。
在法庭聽證會上，布蘭妮懇求法官認真對待她的監護權問題。“這感覺，就像是我已經死了，就像是我壓根無足輕重，就像是什麼都沒發生過，”她說。“我想要被傾聽。我再跟你說一遍，也許你能理解它的深度、程度和傷害。”
怎麼會有成年人監護這種事情
布蘭妮的控訴令人震驚，這讓人不禁要問，一個成年女性，為什麼十多年來要接受父親無所不在的監護？
據美國退休人員協會（AARP）2013年的估計，大約有150萬成年人受到監護。當一個人被認為有嚴重的智力衰退時，法院可以介入並授予某人為他們做出經濟決定和重大人生選擇的權力。
在斯皮爾斯一家所在的加州，法律規定，對於“無法適當滿足其身體健康、食物、衣服或住所等個人需求的人”，或“基本上無法管理自己的財務資源或抵制欺詐或不當影響”的人，有理由採取監護人制度（conservatorship），在其他一些州，則稱為監管權（guardianship）。被任命負責的管理人可以是家庭成員、密友或法院指定的專業人士。
洛杉磯律師特洛伊·馬丁曾參與過一些備受矚目的監護訴訟，他說，加州被監護的成年人通常是兩類，一類是18歲成年的發育障礙者，另一類是老年人，其中許多人罹患失智症，因此在金錢上可能會遭到欺詐，而布蘭妮“是個不尋常的例子”。
2007年，在布蘭妮成為母親後不久後，她開始陷入掙扎中，而狗仔隊對她緊追不捨的跟蹤報道顯然加劇了她的心理危機。她用雨傘襲擊了一個攝像師的車。她在理髮店剃了個光頭。她失去了對孩子的監護權。當她在一次探視後拒絕交出她的兒子時，她受到了所謂的非自願臨時精神病拘留。
在危機中，2008年2月，布蘭妮的父親傑米向法院提交了法律檔案，要求他暫時監護布蘭妮。此前父女倆的關係並不親密，傑米本人有酒癮，在女兒成名期間，這位父親只是斷斷續續地出現在他的生活中。
法庭記錄顯示，法官認為傑米·斯皮爾斯是“合適且合格的人”，並授予他對女兒日常生活的廣泛控制權，同時由他擔任她的財務共同管理人。
同年10月，傑米向法院申請讓他成為布蘭妮的永久監護人。法院批准了這份請願書，傑米和律師安德魯·沃勒成為共同監護人。
法庭認為布蘭妮無法照顧自己，但就在她被要求由父親監護的這一年裡，她釋出了一張冠軍專輯，並準備在全球舉辦近100場演出。
十多年來，傑米監督著女兒的大部分財務和個人生活。法庭檔案顯示，監護人有權限制她的訪客。她的兩個兒子（一個14歲，一個15歲）的探視都是由監護人安排和監督的。它有權以她的名義申請限制令。它有權為她做醫療決定和生意安排。
從法律上講，布蘭妮可以結婚，但結婚和其他重大的人生決定都必須得到監護人的批准。
她每週有一定金額的零花錢，但她需要提交詳細賬目，哪怕只是買一份快餐。
作為監護人，傑米每月工資為1。6萬美元，法院還批准他從他為女兒簽署的各種協議中獲得一定比例的收入。
2011年，布蘭妮斯成功舉辦了Femme Fatale巡演，傑米獲得2。95%的佣金。
2014年，他獲得了她拉斯維加斯演出收入的1。5%，據報道，該節目在近250場演出中獲得了1。38億美元的收入。
加州的遺囑認證律師W。邁克爾·亨斯利（W。 Michael Hensley）說，作為監護人，傑米·斯皮爾斯既要維護布蘭妮的最大利益，又要在每次演出中獲得更多的利潤，這種雙重角色“充滿了利益衝突”。
但律師馬丁有不同的看法，他說，她的父親已經將她的財產價值增加到了約5900萬美元，這還不包括房地產價值的增加。
馬丁說：“他每年都必須提交一份有關她所有財務狀況的會計報告，儘管有些檔案經過了編輯，但它們顯示，在他的控制下，她的財產增加了2800萬美元至4700萬美元，這是相當可觀的。這聽起來不像是在利用她。”
為什麼持續了這麼久？
多年來，布蘭妮在公開場合對自己的監護權問題一直保持沉默，但《紐約時報》新近獲得的機密法庭記錄顯示，她一直在表達對監護權的抗議。
早在2014年，布蘭妮的法庭指定律師塞繆爾·英厄姆三世（Samuel D。 Ingham III）就在一場不對外公開的聽證會上說，布蘭妮·斯皮爾斯希望考慮讓父親不再擔任監護人，理由包括他存在酗酒等問題。
根據一份文字記錄，她還提到了希望改變生活方式，提早退休，但認為監護權排除了這種可能性。
2016年，布蘭妮發行了第九張錄音室專輯，並在拉斯維加斯演出了50多場。但據一名調查人員撰寫的報告顯示，私下裡，她再次抗議監護權。（在加州，法院調查員會定期對被監護物件的生活和財產進行審查。）
布蘭妮告訴調查員，她對自己的生活方式感到“非常憤怒”，她表示，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嚴密的管控。她說她的父親對她“痴迷”，想要控制關於她的一切。
布蘭妮給出了許多細節，她說她每週要多次接受毒品檢測，她的信用卡被她的安全團隊或助理持有，並由他們自行決定使用。
她對調查員說，她想在家裡做些小裝修，比如給廚房裡的櫥櫃漆個新顏色，但這被父親禁止了，因為父親說這會花太多錢。
法庭調查員在2016年的一份報告中寫道，“她明確表示，她覺得監護權已經成為對她的壓制工具。她‘厭倦了被人利用’，她說自己才是那個工作掙錢的人，但她周圍的每個人都拿著她的工資。”
在與布蘭妮、她的監護人和醫生協商後，調查員於2016年得出結論，基於她複雜的財務狀況、易受過度影響和“間歇性”吸毒問題，監護仍然符合布蘭妮的最佳利益，不過該報告呼籲“一條通往獨立的道路，並最終終止對她的監護”。
2019年，布蘭妮的生活再次出現明顯的危機，她宣佈無限期停工，並住進了精神病院，當時她對外宣稱這是因為父親重病，她因此陷入精神崩潰，主動接受治療。但在那年春天的閉門聽證會上，她聲稱自己是被強迫住進精神病院，她認為這是對自己在排練時提出異議的懲罰。
她還說，她在高燒104度（攝氏40度）的情況下被迫表演，稱這是她一生中最害怕的時刻。
自那以後，布蘭妮和她的法律團隊似乎開始與她的父親角力。
2019年4月，傑米不再擔任布蘭妮的唯一監護人。法官任命喬迪·蒙哥馬利（Jodi Montgomery）為布蘭妮的臨時監護人。在公開法庭聽證會上，斯皮爾斯的母親支援解除傑米的監護人身份。她稱父女關係“有毒”，還說傑米曾把女兒稱為“一匹必須像賽馬一樣對待的馬”。
2020年8月，新的法庭檔案顯示，布蘭妮要求她的臨時監護人蒙哥馬利成為永久監護人，並提名房地產管理公司貝西默信託（Bessemer）參與管理她的財產。
布蘭妮還於2020年10月提交檔案，要求從Loeb & Loeb LLP增加更多律師加入她的法律團隊，並獲得批准。此前，她的團隊中只有英厄姆這一位律師。
一場持久戰
舊金山代阿布洛谷學院（Diablo Valley College）商學教授T。S。拉罕（T。S。 Laham）在著作《騙局：信任的失敗》（the Con Game： A Failure of Trust）中寫道，美國的監護制度是“虐待的溫床”。
監護人偷竊、忽視或虐待他們本應幫助的人，這種事情並不鮮見。2010年，美國政府問責局（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在對20起監護案件的審查中發現，“監護人從158名喪失行為能力的受害者那裡竊取或以其他方式獲得了540萬美元的資產，其中許多是老年人。”
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殘疾權利專案舊金山辦事處的律師佐伊·布倫南-克羅恩（Zoe Brennan-Krohn）說，監護的法律程式是極端的、不透明的、家長式的，而且往往很容易進入，卻很難退出。
布蘭妮的父親和他的律師強調說，她特別容易受人騙，但這是否就是全權接管她生活和事業的理由？亨斯利律師說：“我們在生活中有權做出愚蠢的決定，想想有多少聰明人會在戀愛時衝昏了頭腦。”
布蘭妮的律師英厄姆表示，布蘭妮還沒有正式要求他提交結束監護的請願書。根據加州法律，她需要證明有能力管理自己的事務，而在這一切結束之前，她可能需要接受密集的調查和精神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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