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一個現代國家來說，金融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只有保持金融的獨立性和安全性，才能保證一個國家真正的獨立，保證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
自古以來金融和政治的關係便是密不可分的，幾乎可以說是一體兩面，今天我們就透過西漢初年的一系列貨幣政策的變革，看一下金融和政治的關係，以及金融對政治的影響。
自劉邦建立西漢到漢武帝元鼎四年，西漢政府在八十年間，對貨幣政策進行了多達十一次的調整，這在歷代都是很少見的，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與西漢政壇的變化密切相關。
西漢剛剛建立的時候，因為經過秦末農民大起義和楚漢戰爭的破壞，整個社會經濟環境非常的凋敝，物資異常匱乏，貨幣供應量不足，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
為了保證社會經濟的正常運轉，劉邦下令放開鑄錢的禁令，允許民間自己鑄錢，以此來增加貨幣的供應量，降低通貨膨脹。
當然這只是出於經濟方面的考慮，其實這一政策有著更為深刻的政治意義。
劉邦
首先，漢是打著反秦的名義建立的，所以什麼事情都與秦朝反著來便是漢代的政治正確。
當年劉邦初入關中便“約法三章”，宣佈廢除秦的一切苛法弊政，憑此籠絡了人心，建立了基業。而秦朝法律是嚴令禁止民間私自鑄錢的，所以為了政治正確這項法律必須廢除。
其次，西漢初建時，整個國家的局勢仍十分嚴峻，異姓諸侯王和地方豪強的勢力還相當強大。
放開禁止鑄錢的禁令，也是為了籠絡豪強，爭取豪強支援，畢竟豪強是民間鑄錢的主要力量，平民百姓哪有實力幹這活。
但是，這種為籠絡豪強而放開禁令的政策，又導致社會出現嚴重的問題，雖然西漢政府對鑄幣的形制、重量有著統一的標準規定。
然而，有著統一面值的銅錢，含銅量越低、錢愈越輕則獲利越多，所以雖然西漢政府規定銅錢的重量為三銖。
可是，民間實際所鑄銅錢基本就沒有三銖重的，有些心黑的連一銖重都沒有。
銅錢含銅量不足和重量不足，必然導致銅錢的貶值，其結果便是反而加劇通貨膨脹，物價飛漲。
眾所周知，漢初物價飛漲主要是連年戰亂導致的，但是銅錢的貶值無疑也對通貨膨脹的加劇，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而嚴重的通貨膨脹必然是要影響國計民生的，而且這對於新建立的西漢王朝也是一個巨大的考驗。
所以，等到劉邦去世，呂后掌權時候，便又開始進行錢法改革。經過幾年的發展，西漢政權已經站穩腳跟，所以朝廷便毫不猶豫地將刀子砍向勳貴豪強。
呂后開始下令嚴禁止民間私自鑄造錢幣，私自鑄錢者論罪當死，從而由政府壟斷鑄幣權，將鑄錢的收益收歸國家，以增加財政收入。
這也是西漢政府對鑄幣權由分散走向集中的第一次嘗試，表現出國家壟斷鑄幣權的政策意向，這也與當時政治環境密切相關的。
在呂后執政的這八年時間裡，呂后的政治舉措主要集中於削弱諸侯王和功臣列侯們實力，企圖使西漢的政權走向中央集權制，由國家壟斷鑄幣權正是為了配合上述政策。
但是，隨著呂后的去世，功臣列侯們聯合劉姓諸侯王實現反撲，將呂后的政策統統打倒在地，這也是為什麼呂后名聲差的原因，而其禁止私自鑄錢的禁令自然也被廢除了。
其後，勢單力孤的漢文帝，被功臣列侯們推上皇位。之所以推舉他上臺，主要是因為漢文帝勢力弱小，便於控制。
雖然後來漢文帝扮豬吃老虎重新掌握了大權，可是其畢竟是以藩王的身份登上皇位，威信不足，對於整個功臣列侯集團不得不採取優容安撫的態度。
所以在整個文帝時期，完全放開了禁止私鑄的禁令，允許民間自行鑄錢。前面我就說過，平民老百姓是沒有實力鑄錢的，能鑄錢的都是些權貴和豪強。
文帝時期相對呂后時期來講，是功臣列侯和諸侯王勢力的反彈時期，迫於無奈，文帝只能在金融方面讓利妥協，以換取這些實力派的支援。
所以，在中國歷史上，每當發生重大政治變革的時候，新上任的領導者便會透過金融的手段，來換取實力派的支援，古今中外莫不如是。
而文帝自己也透過自己寵臣鄧通來鑄錢，以此擴充自己的勢力和實力。所以後世認為漢文帝僅僅是因為寵幸鄧通，而讓其廣開銅礦，制“鄧通錢”，是太小看漢文帝了。
鄧通更像是幫助皇帝斂財的白手套，所以其才會遭到權貴們的汙衊和報復，畢竟鄧通可是幫助皇帝跟他們搶奪最掙錢的生意，能不招人恨嗎。
畢竟在這場私自鑄幣狂歡中，受益最大便是那些權貴及豪強，和少數與官府相勾結的鉅商，當年七王之亂的主謀吳王劉濞，便是依靠鑄錢發的家。
但是隨著國家經濟的全面復甦，文帝一系的皇帝也逐漸坐穩皇位，中央必然要會將刀尖指向地方，進行一系列的中央集權，而金融首當其衝。
景帝在平定了七國之亂，樹立起中央的權威後，便立馬頒佈了“定鑄錢偽黃金棄市律”，禁止民間私鑄錢幣，將鑄幣權收歸政府。
而等到漢武帝掌權，中央已經完全處於絕對的統治地位，地方已經無力反抗中央。
於是，從建元元年開始推行三銖錢，到元鼎四年五銖錢的確立，在短短的二十餘年，漢武帝先後進行了六次錢法改革。
漢武帝先是改進錢幣的鑄造工藝，增加了盜鑄的難度，將確立鑄幣的標準形式。然後又透過 造皮幣與白金幣，大肆掠奪地方諸侯的財富。
漢武帝規定用白鹿皮製定的皮幣值錢四十萬，並強令王侯宗室朝覲時必須貢納。白金幣分為三品，分別值錢三千、五百與三百。
這種嚴重超出貨幣本身價值的產物，其真實目的便在於增加中央的財政收入，打擊地方諸侯勢力。
此時的貨幣政策已經完完全全淪為斂財的工具，漢武帝其後的幾次貨幣改革，也都是主要是從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的目的來進行的，以滿足其修建園林和攻打匈奴的花費。
畢竟直接增加稅賦很容易引起百姓的反抗，而透過超發貨幣和發行虛幣的方式，卻可以悄無聲息地向社會掠奪財富。
其後，漢武帝更是直接將主要的鑄幣材料——銅，進行國家壟斷壟斷，民間不得開採，從根本上徹底杜絕了民間的私鑄。
並由政府設立了專門的鑄幣機構進行管理，由此，五銖錢作為漢代法定貨幣最終確立，並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縱觀西漢初年的歷次貨幣改革，與政治上的中央集權幾乎是相輔相成的，當中央勢弱的時候，便會對地方放開鑄幣，一旦中央勢大，便會將鑄幣的權力收歸中央。
經過幾代帝王的反覆拉鋸，最終在漢武帝時期，皇帝取得最終的勝利，將鑄造錢幣的權力徹底收歸中央，與之同時進行的還有對地方勢力的政治打壓。
歸根到底，無論古今貨幣的發行一直是國家的命脈問題，誰掌握了貨幣的發行權，誰才是這個國家真正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