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入殮師的“職業文化”中，握手、遞名片、說“你好”等都是他們的社交禁忌。
這些“不成文規定”折射出的，其實是人們對於從事殯葬行業人員的忌諱與誤解。
長久以來，入殮師都被“不吉利”、“晦氣”、“恐怖”等詞彙形容著。這源於眾人對該行業的陌生，同時也因對於死亡的天然恐懼。
在別人眼中，入殮師是談起“死”字都可以輕描淡寫的冷酷人物。
但站在距離死亡最近的地方，他們反而更容易看到生命的形態。
差不多10年前，武漢的地下搖滾圈裡流行著一支名為“消逝的河流”的重金屬樂隊。
樂隊的組建者叫杜威，70後，擅長創作及演繹死亡重金屬類音樂，兇猛、瘋狂、毀滅是其歌中最常見的元素。
每當夜幕降臨，杜威都會背起吉他和成員走入酒吧，血脈賁張的音樂響起，他覺得自己是一頭在人群中極速狂奔的巨大野獸，那是一種“靈魂出竅”的快感。
喝酒、蹦迪、唱搖滾，在城市很難被注意到的角落裡，杜威盡情狂歡，這樣的叛逆他只有在黑夜才會展示。而在天亮時，他將走出狂躁的酒吧，換上一身得體的衣服，然後走進一間極為清冷的屋子——殯儀館，杜威在那裡工作。
一半搖滾人，一半入殮師。
杜威的經歷聽起來極為分裂，可在他本人看來，這樣的生活組成並不矛盾，“搖滾”和“殯儀”其實都是人生。
入殮師 杜威
杜威打小就不愛學習，熱衷於在學校打架鬥毆，同學和老師都將其視為“危險分子”。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國搖滾樂正流行，恰好碰上了叛逆少年杜威。兩者一拍即合，很多故事便有了開端。
一天，杜威收到了哥哥送來的唐朝樂隊的專輯。音樂響起時，杜威瞬間渾身顫慄、呆若木雞。盯著磁帶封面上幾位穿著黑衣的長髮男人，杜威終於找到了與世界對抗的力量。
憤怒、反抗。
搖滾樂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同時也是杜威人生的重要元素，而這些元素在日後，也成為了他踏進殯葬行業的契機。
“搖滾青年”杜威（中間）
上職業高中時，杜威學習烹飪。本想日後做餐飲當大廚，結果打工第一天就因“脾氣不好”把廚師長給揍了，他畢業就失業了。
為此，杜威和父親爆發了一次極大規模的爭吵。前者不滿長輩的指手畫腳，後者指責兒子好吃懶做。矛盾中，杜威憤怒離家。在朋友的酒吧裡，他組起了樂隊，繼續從前的搖滾夢。
那時，杜威有一位名為彭坦的隊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們共同在日夜顛倒的生活裡思考生命和死亡。
幾年後，彭坦組成了達達樂隊，而熱愛“死亡重金屬”的杜威，則走上了另一條表達與描繪“死亡”的道路。
杜威與樂隊成員在陵園拍攝的合影
杜威不怕“死”，自小便如此。
兒時他喜歡體驗“恐怖”，如若在路邊見到小動物的屍體，他還會湊上前研究，想著可不可以用電擊復活死去的生命。
杜威曾一度以為自己天不怕地不怕，可當得知父親因糖尿病住院時，他的這份篤定被瞬間擊碎，也是在那時，他開始認真思考“安穩”對於生活的意義。
1997年，在母親的反覆建議下，杜威參與並通過了當地公職就業資格考試。當“福利院文職”和“殯儀館火化工”兩個職位擺在面前時，杜威因不想和母親做同事，便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後者。
那一年，杜威20歲，熱愛反抗，卻主動進入了世間唯一不存在“反抗”的地方。
沒有人能拒絕死亡。
小時候的杜威和母親
在成為專業入殮師的這條路上，杜威表現得極為主動。
最初入行時，他會主動學習防腐整容技術，也會積極鑽研遺體復原技巧。如今，即使是已經成為業內極有聲望的前輩，他仍保持著提早上班的習慣。
早上六點，在一天的工作正式開始前，杜威會先透過“遺體專用通道”走向冷藏間，核對前一晚送來的遺體資訊。
因為時間尚早，殯儀館內人不多。初升的太陽也極為懂事，只小心停留在通道門口，便不再向前。
從遠處看，杜威正一步步走向冰冷的停屍間，而身後光影劃分出的就是生死兩界。
杜威時常想，這其實也是“死亡”的表現之一：
太陽總會升起的，無論如何都會升起的，可有人永遠停在了昨天。
作為一名專業入殮師，杜威的工作通常包括幫助逝者清潔、按摩、化妝、穿衣，有時也要對遺體進行修復。這之後，逝者將被送入已經裝飾好的木棺中，而後推入禮堂與家人、親友一一告別。
入行多年，杜威對於這套流程極為熟悉，所以很難每次都在其中找到悲傷的情緒。
他不懼怕死亡，因為真正讓他感到極為無力的，其實是“死亡”背後的故事。
正在為逝者化妝的杜威
在杜威面對的諸多逝者中，那些選擇自殺的年輕人，讓他難以釋懷。
多年來，每當面對它們時，杜威都會忍不住在心裡想象逝者生前的生活，然後再從外界傳遞出的隻言片語，拼湊逝者決定作別人間的理由。
感情、事業、家庭、疾病，還有一些到最後也找不到的理由……很多東西都會成為壓死這些年輕人的最後一根稻草。起先杜威不理解，後來聽到的無奈太多了，他也漸漸放下了心中的執拗：
人生是一場漫長的修行，每個人都在經歷不同的戰鬥，有人守得雲開見月明，有人卻註定無法修成正果，一人一個活法。
根據這些故事，杜威寫出《墜入湮滅之門》，在那裡他說：
“萬念皆可灰，深不可測。”
為“死亡”吶喊的搖滾杜威
對於杜威來講，搖滾是一個無法割捨的信念。
2013年之前，杜威曾先後組成3支樂隊，但最終都隨著逐漸落寞的中國搖滾樂，慢慢成為了“消逝的河流”。
在還能留著長髮、穿著破洞牛仔褲、揹著吉他吶喊時，杜威時常會把一些工作中的感悟寫進歌中。
那些歌詞和曲調絕大多數闡述“死亡”和“人性”，極為露骨和大膽，卻也實在震撼心靈。
唱搖滾的杜威（右一）
杜威始終記得一場工地高墜事故。
當時，一部滿載粉刷工人的升降機在上升過程中突然失控。電梯在飛速上升到頂層34樓後，鋼繩忽然斷裂，箱體直接墜向了地面，在場19人無一生還。
事故發生後，遇難者遺體被火速送往了杜威所在的殯儀館內。那一天，杜威與同事們運用專業手法將已經遭到嚴重破壞的遺體逐一清理、修復、穿衣。
在縫合傷口時，杜威的腦海中一直迴盪著carcass（英國金屬樂隊）的某首悲傷的樂章。
在這些遇難者中，有4對離家打工的夫妻。杜威很難不去想象他們背後的故事，也無法忽略生者的眼淚。
站在死亡的陰影裡，即使外界萬籟俱寂，他也能聽見一些來自心底的吶喊和哭泣。
你永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個先來。但在意外到來前，人們永遠相信“明天優先”。
事故電梯已經散架
電梯事故之後，杜威開始留意很多東西。關於逝者，也關於生者，於是“憐憫”開始如影隨形。
一次，一位男性死者被送進殯儀館。在核實逝者身份時，杜威得知對方是外來務工人員。按照規定，在家屬趕到武漢辦理相關手續前，杜威除了等待什麼都不能做。
那天，逝者的妻子帶著小女兒風塵僕僕地從外地趕來。不同於此前的任何一次會面，那天等待這個三口之家的不是團圓的喜悅，而是死別的悲痛。
逝者因意外去世，所以“遺體狀態並不算好，支離破碎的”。杜威向逝者的妻子建議，可以待遺體修復完成後，再讓小女兒與父親“見面”。
當時，單純的修復費用在3000到10000元，可家屬卻因意外涉及糾紛未得到任何賠償。大幾千的殮葬費成了母女邁不過去的坎，左思右想後，母親決定放棄杜威的提議。
對於很多人來講，體面地走完生命最後一程是一種奢侈。
杜威對這樣的局面並不陌生。他原本可以尊重家屬意願一走了之，可在看到逝者的女兒時，他還是動了惻隱之心：
“如果見父親最後一面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覺得一定會給這個孩子帶來一生的陰影。這些東西會永遠陰魂不散地陪伴她的一生。”
逝者已矣，可生者的人生或許才剛剛開始。杜威想，總不能讓孩子的餘生都抱著悲傷和恐懼入眠。
杜威在採訪中談起那對母女
那一天，在得到家屬的同意後，杜威以教學的名義免費修復了那位逝者的遺體。
遺體火化後，那對母女悄無聲息地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中。杜威不清楚她們日後的結局，甚至無法知曉女孩在見到父親遺體時內心真實的感受。
他並不好奇，也不遺憾。類似這樣沒有回報和迴應的會面，他經歷了很多次，已習以為常。
逝者無聲，生者無言。
身為入殮師，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工作有關尊嚴和安慰，也明白這份特殊職業帶來的，註定是沉默多於感謝。
畢竟很少有人會想到，在“死亡”這件事上，比起逝者，生者其實更需要體面和慰藉。
在兒子出生之後，杜威“搖滾音樂人”的身份也逐漸在柴米油鹽醬醋茶中模糊。
隨著兒子漸漸長大，杜威終究還是離開了樂隊，也很少再唱暴戾的搖滾。
2013年，決定專心搞事業的杜威考取了“國際運屍防腐整容資格證”，成為了武漢第三位獲得該資質的入殮師。
他漸漸成為了殯儀館內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同時也見到了更多的“死亡”。
杜威曾寫過一首名為《瞬間》的歌曲，以此來祭奠那些在飛機失事中喪生的人們。
那時他倍感生命的脆弱和無常，也清晰地感知到，由生邁向死，有時僅需要一瞬間。
“有人問我最怕什麼，我說最怕虛無。”
說出這話時，杜威剛剛從“6·1東方之星旅遊客船傾覆事件”現場返回家中，後來這次任務成了他生命中永遠無法忘卻的記憶。
6·1東方之星旅遊客船傾覆事件現場
2015年，東方之星輪船在南京駛往重慶的途中突遇罕見強對流天氣，於長江中游湖北監利水域沉沒，事件最終導致客船上442人罹難。
接到緊急調派任務通知時，杜威剛剛在醫院結束了糖尿病的治療，預備和兒子共度“六一”。得到訊息後，他火速趕往了沉船現場，他清楚記得，那是一個陰雨天。
杜威到達事發地時，已是深夜，接下來他要在遇難者家屬趕到前，盡力將逝者恢復到“正常的樣子”。
6·1東方之星旅遊客船傾覆事件救援現場圖源：新華社
工作比想象中的困難很多。
客船沉沒後，儘管救援人員已在第一時間進行了搜救和打撈工作，但過程所需的時間仍不算短。到了第二天，隨著氣溫不斷升高，很多遺體已經出現了腐敗的情況，有些已呈現“巨人觀”。
為了隔絕遺體腐敗後散發出的有毒氣體，杜威和同事們不得不穿上最高防護級別的隔離服和防毒面具。
可儘管如此，在連續工作超過30個小時之後，現場的入殮師們還是出現了嘔吐、頭疼等不同程度的中毒症狀。
杜威（右一）與同事在客船沉沒現場
整整6天的時間，杜威與其他14位同事陪著442位遇難者走完了在人間的最後一程。
勞累之外，入殮師們感觸最深的卻是一種無法言表，程度遠超想象的無奈和悲傷。
在那次任務中，杜威曾親眼看到一位入殮師為悲劇中最小的遇難者——一名3歲的女孩整理遺容。因為害怕弄疼孩子，那位90後小夥子的動作很輕，梳理頭髮時，他“連手都是顫抖的，生怕弄掉小女孩的一根頭髮”。
終於，在3名入殮師的共同協助下，孩子最後一次紮起了辮子。
6·1東方之星旅遊客船傾覆事件救援現場
那次任務之後，杜威有很長一段時間無法安穩入睡：
“（在沉船事故現場）我看到有的老人手上還有撲克牌。我就想當時這個老人可能還在很快樂地打牌；有的老人還拿著老花鏡，有的……反正各種姿態吧。”
即使過了很久，杜威對於那一天的所見所聞仍耿耿於懷：
“看到受難者一批一批地送到面前，在那種情況下，無論做什麼，怎樣的努力、盡力，我都沒有辦法改變什麼，那種感覺才是真的「絕望」。”
杜威（右）在東方之星旅遊客船傾覆事件現場參與沉船事件遺體修復工作時，杜威38歲，進入喪葬行業18年。在此前的6500多天裡，他近乎日日與死亡打交道。
在很多時候，杜威都以為自己已是“刀槍不入”，可在大災大難面前，他仍無法停止悲傷。很多東西和情緒都在時刻提醒著他：
每一則短暫故事的背後，都是一段很長、很沉重的人生。
在街上與你擦肩而過的每一個人，都是別人做夢都想見到的人。
成為入殮師之後，杜威時常被朋友以“心狠手辣”形容。對此，他一笑了之，不僅不否定，仔細想來還覺得“有點道理”。
畢竟在所有人都忌諱提起的領域內工作，確實是一個極為兇險的選擇。
在人生四門課“生、老、病、死”中，唯有“死亡”無法迴避，且不允許“從頭再來”，如此眾人才會恐懼和抗拒。
工作中的杜威（右一）
在武昌殯儀館內有一個專門存放3個月還未被火化的屍體的房間。這些逝者有些是因為客死他鄉無人認領，有些是因為涉及的糾紛還未解決，家屬堅決不同意火化。
沒有人知道他們何時會被親朋認領入土為安。為了方便管理，殯儀館會將這些遺體的相關資訊寫到白板上並逐一編號。
平日裡，很少有人會涉足這裡，只有杜威會“時不時就過來打個招呼，看看這些老熟人”。有時看著一連串文字和數字之後的“無名”二字，他也會百感交集。
來時“無名”，死後“無名”，生命還真的是個輪迴。
杜威檢查逝者遺體存放情況
從事殯儀工作多年，杜威見過人間百態。他看到有的人上一秒還披麻戴孝為逝者嚎哭，下一秒走出遺體告別間就拿起電話爭論遺產問題。
站立在陰陽兩界，杜威看人間，也看人性。
在4年前，武漢當地火車站附近發生了一起惡性傷人事件：
受害人是一間麵館的老闆，案發地則是他經營了多年的小店。出事當天，一位顧客因結賬時發現每碗麵條漲價5角錢，而與老闆發生激烈口角。混亂中，顧客揮刀砍向老闆，一條生命就此隕落。
在調查中老闆的“老顧客”稱：麵館開了很多年，價格一直沒有變化，直到案發前一天才漲了價。
當時發生兇案的麵館
老闆的遺體被送到殯儀館時，已是身首異處，杜威和同事們要做的，便是將其“復原”。
當時，杜威和同事們花了整整5個小時才完成了對逝者的遺體修復工作。完成最後一道工序後，幾位入殮師都沒有說話。
一碗麵，5角錢，一條人命，兩個家庭。
如果麵條的價格晚一天變動會怎樣？
如果二人沒有發生爭吵會如何？
如果當事雙方都忍住了那句讓對方忍無可忍的話，那一切會不會還有轉機？
可是，人生哪裡有“如果”呢？
受害者生前租住的房屋，屋內滿是生活的氣息
慘案發生時，受害人42歲，家中母親失聰，父親患有心臟病，12歲的兒子剛上初中。
那天，老闆的妹妹陪同父親從家鄉趕到武漢。路上，妹妹謊稱哥哥是因病去世的，老人雖並不相信，但在看見兒子還算安詳的遺容後，他只是沉默了許久，然後轉身離開，步履蹣跚。
父子一場，這將是老人家與兒子的最後一次見面。沒有叮囑，沒有對話，甚至沒有告別。
在後續的報道中，受害人的妹妹說：
他們的家鄉在農村，哥哥經營的麵館是家中唯一的經濟來源。在此之前，他做過苦力，離過婚，還因做買賣欠下幾十萬的外債。
哥哥是個勤快人，為了能多掙錢，他通常清晨4點便起床，晚上10點才收攤。事發前，哥哥好像有心事，但至於是什麼心事，她不得而知，往後也永遠不會知道了。
受害者老家的房子，他的母親站在門口，那時還不知道兒子死亡的訊息圖片由當地村民提供
截至今年，杜威已成為入殮師24年。
在這幾十年中，他看到有人離開這個行業，也看到很多人進入這個行業。
如今，隨著一些院校開始設立相關專業，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成為入殮師。在他們中，有的是出於好奇，有的是因為興趣，還有的則是因為家人的後事辦得並不理想，想借此彌補遺憾。
相比於老一輩從民間喪葬行業走出的入殮師，年輕的後輩身上多了一份科班出身的專業。
這些年輕人會試著揣摩逝者無法說出口的心願，也會嘗試以更柔軟的心去體諒生者的悲痛。他們更加感性，也更喜歡去思考一些有關人生的話題。
杜威與年輕人交流經驗
在和這些年輕人的相處中，杜威越來越深刻地感受到，“死亡”其實都是為“生者”準備的。
人死了就像水溶進水裡。所有的悲傷、痛苦、心酸、無奈都是生者給予“死亡”的定義。
為逝者還原未死之狀，這是杜威及其他入殮師們的工作。
他們不是在裝飾“死亡”，而是在撫慰“生命”。而那些所謂給予逝者的，宏大而壯觀的體面，也不過是為了告訴活著的人：
“如果有一天我永遠離去，請記得我最美的樣子，然後放下悲傷，帶著思念，勇敢繼續往後的人生。”
在杜威經手的多個入殮工作中，一位女兒的“特殊要求”讓他記憶深刻。
當時，年逾八十的母親因病去世，女兒在入殮前向杜威提出請求，希望可以把母親的面容恢復到30歲左右的樣子。
杜威不解，追問原因。女人解釋到：
自己的童年並不美好，父親家暴，母親忍受多年後，終於提出離婚，帶著年幼的女兒外出生活。當時的日子很苦，母親很累，就連老去的速度都比別人更快一點。
記憶中，母親最漂亮的時候就在30歲。如果可以，她想再看看母親最美的樣子。
那一天，杜威用盡所學完成了女人的願望。正式入殮前，女兒見到了“30歲的母親”，她和母親說了很久的話，而後靜靜永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