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萬曆十五年》這本書，原是朋友相贈，非我自己欣讀所購，只是最近賦閒在家，恰巧在整理房間的時候翻出了它，隨意讀了幾頁，便難釋手，於是便使一股勁將它讀完。
我認為《萬曆十五年》的好主要在於它的選題角度，這書並不是僅僅侷限於書寫萬曆15年這一年的事情，而是透過梳理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階段，將明朝乃至於整個中華帝國集權統治下制度的演變，人事的流變，社會文化氛圍，以及當時人們的思想狀況得到充分而生動的闡釋，透過萬曆15年這一年，作為一個突破口，以小見大，見微知著。
黃仁宇選擇萬曆十五年作題，即公元1587年，他書中開頭所講這一年在歷史上平平淡淡，開始便敘述起一些細枝末微的小事。
先是以小敘大，看似毫無頭緒地講了一些無關緊要的小事，但這從一個角度寫出了大明朝的體制特點。從有人謠傳皇帝要舉行午朝大典開始，然後因此事所有京官被罰俸祿。由於工作不能盡職或者奏事言辭不妥，觸怒聖心，對幾個官員作罰俸的處分，本來是極其平常的事，但這次處罰竟及於全部京官，實在是前所未有的嚴峻。明朝官俸微薄，京城中高官的奢侈生活絕非是法定俸祿所能夠維持的，這裡面便是有下級及地方官員的禮金饋贈。雖然罰俸但正常生活並不受此影響，這當然也在皇帝的考慮之中。皇帝與群臣彼此心照，雖然不宣，但也都肚明。這件於社稷來說的小事，恰恰透露出大明朝皇帝與臣子間、中央與地方間的微妙關係，只要在面子上維護禮儀的名分貴賤，在裡子上維護相應的人事，則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便可正常執行。在書中諸如此類的小切片隨處可拮，這也是這書的特點之一。
再舉一例，第七章中敘寫李贄，副標題便是自相矛盾的哲學家。關於李贄，在明中晚期的社會背景和經濟條件下，往往把他看作是中國傳統式的學者，而非類似條件下歐洲啟蒙式的人物。因為他是儒家的信徒，雖然他在六十二歲那年剃髮為僧，但黃仁宇認為李贄在他所處的大環境下，仍然得依靠科舉制度立業。他的官宦仕途有不平的坎坷，未能達濟天下，但在當時的文人學者眼中，李贄已經享有思想家的盛譽。這種名聲給他帶來的是信徒千千萬，他也依靠這些信徒（其中已有些人飛黃騰達，或任尚書侍郎，或任總督巡撫）的兼濟，維持日常的生活。黃認為李贄矛盾，更在於他一方面宣稱是勞苦民眾的代表，主張相對意義的民權；另一方面又與達官顯要來往，依靠他們剝削百姓賺來的脂膏生活。李贄的確是想追求自由，但他與官僚政治之間的關係使之不能如願，這必然導致他的下場慘終。他作為明朝中後期文人學者的代表，黃仁宇藉此一人之經歷的的確確反映出了當時社會中某些士人的境況，這與明朝中後期的朝政怠慢和經濟上資本主義萌芽出現有直接必然的聯絡。
《萬曆十五年》所論及的人物，有萬曆帝、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李贄等等，這些人所處的位置是封建君主制度中的關鍵所在，恰恰因為這些人的言行舉止，我們才得以一窺明朝乃至整個封建社會世故的豹狀。
雖然這本書不過二百多頁，但引證翔實，甚至有《神宗實錄》和《明史》佐以輔證，實在甚為嚴謹，常讀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