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對國家大事有一段非常精煉的總結：“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即祭祀與戰爭，是一個國家最主要的兩大事務。但這段凝練最早並非指代周代社會，而是指殷商王朝。
商朝對祭祀和軍事的熱衷，近乎狂熱。據夏商周斷代工程判定，商朝的國祚始於約公元前1600年，終結於公元前1046年，前後存續約550餘年。
然而，這個存在了550年的王朝，卻有近400年在打仗。
商湯滅夏“十一徵而無敵於天下”，奠定了商朝的統治根基，在經歷了一百餘年的和平之後，從商王仲丁遷都於囂開始，商朝開啟了對周邊方國的大規模征戰。
仲丁徵藍夷，河亶甲徵夷、班方，武丁伐鬼方、土方、羌方，武乙徵犬戎，帝乙徵夷方、盂，直到末代君主紂王在位時，商朝依然在調集大軍征伐東夷，東征西討。
夏朝遺存二里頭遺址中，出土文物以禮器為主，偶然發現的兵器，也屬非實戰性質的禮儀用具。而商朝卻截然相反，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出土的青銅器中，兵器比例佔到了15%，商朝中晚期的殷墟遺址出土的兵器比例上升到了70%。殷墟西區發掘的939座墓葬中，有166座出土了實戰兵器，甚至包括平民墓葬。
殷墟不僅發現成批的戈、矛、箭簇等青銅兵器，還出土了大量戰俘頭骨，人種囊括了蒙古人種、太平洋黑人種、高加索白人種、愛斯基摩人種等等。甲骨卜辭中，商王出征前要占卜祭祀，戰爭結束後還要向祖先燎祭。
顯然，商朝呈現在世人面前的依然是一個軍事帝國，戰爭和祭祀幾乎佔據了這個帝國絕大多數統治時間，東征西討是歷代商王的主要政治活動。
那麼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商朝如此熱衷於戰爭，真的是因為殷人好戰嗎？
我們首先來看傳世史書和出土的甲骨卜辭關於商朝征戰是怎麼說的。
仲丁徵藍夷，是“藍夷作寇”侵入殷商疆土；武丁征伐土方、鬼方，是因為對方“數侵殷邊侯田”；征伐羌方的起因是“貞乎吳御羌”（命令王室貴族吳抵禦羌的進攻）；而商朝後期對東夷的大規模征戰，史書記載的很明確，“武乙衰敝，東夷浸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武乙時國力衰弱，東夷入侵攻入中土）”，“商紂為黎之蔸，東夷叛之”。
總而言之，殷商數百年的對外戰爭其實主要分兩種：第一種是對背叛商王朝的諸侯方國的征伐；第二種是對入侵者的自衛反擊。
事實上，考古發現顯示，在二里頭向二里崗文化過渡時期，伊洛平原並沒有發現任何洪災跡象。武丁時期雖然遭遇了洹水氾濫，但商朝都城始終在安陽殷墟，沒有再發生遷徙。
這說明，商朝立國後的5次遷都，並非像後世所認為的那樣是為了躲避洪水，商朝遷都的路線反倒是與它的“自衛反擊”作戰的用兵方向暗合。
比如藍夷（今山西東南部屯留藍水一帶）作寇，仲丁遷都於囂（今河南鄭州）徵藍夷；班方（今山東曹縣一帶）作亂，河亶甲遷都於相；遷奄（今山東曲阜）後“徵丹陽戎”（今山東曲阜西）；遷殷（今安陽）後，卜辭中出現的商朝征伐物件變成了山西中北部一帶的土方、鬼方，以及安陽以東的東夷。
如果把夏朝遭遇東夷有窮氏方國的入寇（后羿代夏）看作偶然事件的話，商朝所遭遇的周邊方國的不斷侵襲，似乎讓人不能理解，為什麼這些周邊的方國時不時都要去挑釁一下商朝呢，商朝的周邊環境為何要比夏朝時差得多？
最早對這個問題作出考證的，是郭沫若先生。郭沫若認為，商朝的宿敵—土方是被殷人驅逐後逃往西北的夏民族，故對商朝侵擾尤烈。此後，學者程憬也提出“我們因知夏民族自為商所擊敗之後，其族一部仍留東方，而一部則已退至西北……”，得到了中科院研究員胡厚宣的認同。
如此看來，商朝立國後，周邊依然存在著諸多夏人支姓或不服殷商統治秩序的夏代方國。
這一結論很快得到了考古發現的佐證。
根據河南大學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對536處夏代考古學文化遺址的空間分佈統計顯示：夏文化遺存在汾涑盆地、長治盆地和環嵩山地區形成了3個遺址聚集區，這也就意味著除了夏朝的統治核心—伊洛平原的二里頭遺址外，夏人支姓和服從夏后氏統治的方國，分別雄踞晉南、晉中、豫東以及沂沭河和淮河流域（即後來的東夷區域）。
這種夏文化遺存的空間分佈，與殷商王朝數百年來的征戰用兵方向存在大幅度重合。
不僅如此，近年來對四川三星堆遺址的考古發掘，也發現了有來自二里頭夏文化的陶器、玉器以及牙璋。眾所周知，牙璋是夏文化的典型器物，夏亡後，商朝將流傳下來的牙璋改製為其他器物使用，而三星堆發現的牙璋不僅數量眾多，而且在形制上還有改進和發展，依然是三星堆人的祭祀重器。
這一發現也揭開了商朝不惜勞師遠征“伐蜀”的原因，即夏亡後，有夏遺民從豫西逃入了成都平原，與四川本地的土著居民（寶墩文化）共同創造了三星堆文化，這也是《史記》《蜀王本紀》等史書傳說“大禹生於蜀、長於蜀”的原因所在。
可見，商朝雖然透過戰爭從方國升格為中央王國，但其對於統治秩序的構建和維護，卻持續了數百年。甚至就連推翻商朝的周人，都自稱“我有夏”（周人自謂其國曰夏），雄踞北方草原數百年的匈奴（鬼方、獯鬻），在史書中也被認為是“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
那麼為什麼夏后氏的支姓、方國勢力依然會如此龐大？
事實上，夏朝脫胎於原始部落時代的方國聯盟，它的建立，第一次讓以血緣為紐帶的方國有了共同的國家意識，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跨地域文化族群。
得益於大禹時代不同族群的協作治水，大禹成功建立了西至崇山，東至東夷、塗山，北至晉南的陶唐，南至湖北石家河的相對鬆散的廣域王權體系。
而彼時以河北漳河流域為核心的下七垣文化（先商部落），被晉南長治盆地的夏后氏方國阻隔在了太行山以東，並未參與這一構建。
此後，當商族透過戰爭擊敗伊洛平原的夏后氏後，其所構建的“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的強權政治格局，將神權和世俗權力高度集中於商王於一身，遠遠不同於夏代的鬆散聯盟制王權，故而很容易招致從夏人方國的不服與入寇。
所以，商朝550年曆史中，屢屢出現興則諸侯歸之，衰則諸侯莫朝的奇特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