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清明上河圖》是北宋畫家張擇端的作品，雖然只是描繪了北宋都城汴河虹橋一帶的場景，卻堪稱中國古代城市都市畫的經典之作。如果再加上北宋遺老孟元老寫的《東京夢華錄》，開封的繁榮與開放一覽無餘。但北宋開封城的奠基者，實際上是五代後周的世宗柴榮。由此也引起我們的聯想，從唐到宋，城市的結構面貌到底發生了什麼變化？
變化1：坊市制度的鬆弛
唐朝，是史家津津樂道的中國城市發展的黃金時期，雄偉的長安城內外三重城牆，面積84平方公里，相當於今天西安城城牆面積的九倍還多。宮殿、官署都被圍在宮城和皇城的高牆之中，坊區排列縱橫有序，被南北十四條大街和東西十一條大街分割成棋盤狀，市區則被固定在東西兩區，有牆隔斷，與坊區分開。
唐朝長安城是三重城，第一重城是宮城，是皇帝居住和辦公的地方，另有太子的東宮還有掖庭宮，也就是後宮；第二重城是皇城，皇城就是中央官署所在地；第三重城是外郭城，上面說的84平方公里的面積就是整個三重城的面積。外郭城中的坊區是居住區，市區為商業區，規定一切商業活動都在市區進行。
嚴格的坊市制度還體現在城市的管理方面，城門、坊門、市門的開啟和關閉都有統一規定。早上，宮城南門承天門的鼓敲響後，其他的街鼓也依次敲響，城門、坊門、市門都依次開啟，開始了一天的工作與生活。傍晚，承天門的鼓敲響後，其他街鼓又依次敲響，各個門又都依次關閉。夜晚實行全城宵禁，金吾衛負責巡邏。在空間上和時間上，坊市制都很嚴密，這是統治者理想的管理模式。但隨著商品經濟和城市的發展，外來人口的增加，人口流動的頻繁，封閉性的管理逐漸不能適應城市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坊市制在達到高峰後，也必然走向衰落。
生活在唐後期的詩人王建所寫《夜看揚州市》：“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似時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和張祜（hù）的《縱遊淮南》：“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
兩首詩，已經透露了不少資訊。與坊市制有關的，就是揚州夜市和十里商業長街。詩人生活的年代離唐朝的滅亡還有半個世紀左右，坊市制度已經鬆弛，但還沒有廢止。我們知道，按規定，晚上城門、坊門、市門都要關，還規定商業店鋪只能開設在市區，普通居民住宅、商鋪都不能對街開門，特例是三品以上官貴和官署寺廟才允許對街開門。
揚州作為南方城市發展的最典型代表，有繁盛非凡的夜市，有開放的十里商業長街，顯然已經突破坊市制度的禁令。即便是制度本應最森嚴的長安城，唐後期也有種種不守規矩的舉動，如晚上街鼓敲響後，有很多居民還在街上行走、遊逛，坊門並沒有及時關閉。再如，一些繁華地區的坊，也有商業性的酒店茶肆等，並且通宵營業，“晝夜喧譁”，甚至蓋過當時長安東西兩市。
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簡唯一傳世的作品長篇傳奇《李娃傳》，就描述了東西兩市的商家在長安的最主要街道——朱雀大街上舉辦聲樂比賽的盛況，其目的當然是為商業競爭。可以說，對坊市制的鬆弛和突破至少在唐後期已經開始，尤其是南方經濟和商業比較發達和繁榮的城市。
變化2：開封城的改造
後周世宗柴榮對開封的改造，則從高層上開啟了制度方面的變革。後周取代後漢後，仍然定都開封。五代時期，政治中心已經東移。作為後周東京的汴州，原有的城市規模、坊市結構已不能適應都城發展的需要，最高統治者已經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
周世宗柴榮顯德二年（955年）四月的詔書中說：“東京華夷輻輳，水陸會通，時向隆平，日增繁盛，而都城因舊，制度未恢，諸衛軍營，或多窄狹，百司公署，無處興修，加以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絡繹無窮，僦賃之資，增添不定，貧乏之戶，公辦實多”。
也就是說，原有的舊城已經無法容納需要安置作為都城所必須設定的百司官廨、軍隊營房、官民住宅，而且大量以從事工商業為主的外來人口和流動人口，加劇了包括住房和租房在內的空間的供需矛盾。改造和擴建都城，已迫在眉睫。
周世宗柴榮對汴州城的改造，重點在擴建。擴建後的汴州為三重城，第一重是以原唐宣武軍節度使治所為皇城，是皇帝理政和皇帝以及後宮居住之所；第二重是原唐汴州州城，周圍約20裡有餘，即裡城；第三重是新建的外城，或稱新城、羅城，周圍40多里，比原州城擴大了約四倍，還拓展街坊，種植樹木。周世宗對開封城的擴建和改造有幾點非常重要：
一是城市佈局重心的變化：由唐長安城的中軸北靠轉變為中心與重心合一。周世宗擴建後的開封城也是三重城佈局，但依次由內而外，宮城位於外郭城的中心稍偏北。這個變化，奠定了此後一直到明清時期北京城的都城佈局。我們今天看到的北京城，紫禁城（也就是今天的故宮博物院）作為“大內”，位於全城的中心，而唐朝的長安的“大內”宮城是中軸線靠北的佈局。
二是外城擴建時只是預先規劃出道路、街巷、官署、軍營、倉庫等，立標識，其他空地任百姓營造。其中的“任民營造”很關鍵，而且我們沒有看到對市場的規定，表明嚴格的坊市制度至少在制度上已經被打破，雖然此前很可能早就沒有嚴格實行了，但在空間上的正式打破應該以周世宗的這個規定為起始。整個城市就活起來了。
長安的第二重城是中央官署集中所在的區域，開封城的第二重城，雖然主要官署也集中於此，但民宅、商鋪、寺院都混雜在一起了。除宮城相對封閉，裡城和外城雖然有新舊之分，但官署、民宅和商業店鋪，已不像唐長安和洛陽那樣有嚴格的區域，往往混雜。如著名的大相國寺就在裡城的東南，而且是全國性的批發零售市場。
變化3：大相國寺成了市場
宋人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描寫大相國寺的繁華：大相國寺每月五次開放，萬姓交易，大三門上皆是飛禽貓犬之類，珍禽奇獸，無所不有。第三門皆動用什物，庭中設彩幙、露屋、義鋪，賣蒲合、簟席、屏幃、洗漱、鞍轡、弓劍、時果、臘脯之類。近佛殿，孟家道冠王道人蜜煎，趙文秀筆及潘谷墨。佔定兩廊，皆諸寺師姑賣繡作、領抹、花朵、珠翠頭面，生色銷金花樣幞頭帽子、特髻冠子、絛線之類。殿後資聖門前，皆書籍、玩好、圖畫及諸路罷任官員土物香藥之類。後廊皆日者貨術傳神之類。
可見大相國寺廟會的空前盛況，到這裡來做買賣的不但有大小商賈、普通市民，而且還有小手工業者、官吏、寺觀的道士、尼姑等等。廟會期間，大相國寺人山人海。宋人王栐《燕翼貽謀錄》卷二描述大相國寺，僅“中庭兩弊”就“可容萬人，凡商旅交易，皆萃於此。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趨京師以貨物求售轉售他物者，必由於此。”。空間裡“任民營造”，沒有對市場的限制，全城都是大市場，臨街設店，全民經商，大相國寺這個具有皇家寺院性質的大寺院，成為全國最重要的商品批發零售集散地。
史書上記載北宋開封的主要道路只有30米寬，還經常被臨街店鋪的“侵街”行為所蠶食，即經營活動和設施侵佔街道的空間，皇帝出行的儀仗隊都要壓縮規模、收攏隊形，否則會有普通百姓混在其中，有失威嚴。
變化4：京城內民居可以起閣樓
由唐入宋，都市的發展不僅是平面空間的拓展，立體空間的擴充套件也不應忽視。周世宗還有一個重要舉措，往往被忽略，就是“許京城民居起樓閣”，正是適應了都市立體空間擴充套件的需要。
北宋僧人文瑩撰寫的筆記《玉壺清話》，記載了周世宗顯德年間，派遣大將周景（威）疏浚汴河，以利將江南的物資運到京城。周景比較有經營頭腦，想到了如果汴河一疏通，通航無阻，一定會有江淮一帶的鉅商往京城運貨運糧，大量貨物運抵開封，儲存就會成為大問題，於是周景就向周世宗建議，下令讓京城百姓沿汴河栽種榆樹柳樹，建造臺榭，以使京城更為壯麗。
周世宗當然同意了，於是，早有考慮的周景率先應詔，在流入開封的汴河的重要之處，臨河建造了十三間樓，也有記載說是建了十二間樓。汴河疏浚通航後，周景利用所蓋的樓為商人運貨的儲存之處，每年的收入以萬計。周世宗曾經在樓正施工時路過，得知是周景所為，很高興，還賜酒犒賞。
《玉壺清話》的作者認為周世宗只知道周景蓋樓為響應號召，沒有想到他的目的是用作經營以求獲利。周景蓋樓今天看來是平常之舉，當時可是意義非凡。
一是周景所建的樓群，“踞汴流中要”，直接面向水道建商業用房，突破了京城（坊市制度）不得臨街造舍的規定，平面空間的拓展有了突破性的進展；
二是皇帝正式認可民宅商用起樓，此後，樓的逐漸普及，使都市的吸納力在有限的平面空間內進一步得到立體拓展；
三是周氏起樓的地理位置極為關鍵，是位於舊宋門附近的汴河岸邊，舊宋門是城內四條主要“御道”的樞紐處，西向與裡城“中心市區”——州橋連線，東去直通外城新宋門，還可透過汴河出東水門，東水門又稱揚州門，淮浙鉅商正是由此道運糧入京。由此，佔盡商機無限，才有“歲入數萬計”的豐厚收益。北宋時“十三間樓子”即周景所建之樓群，仍是京城名樓，一直到北宋末年尚存。
後周汴州城，酒樓（肆）茶樓（肆）已經很普遍，周景起樓獲得周世宗首肯和讚許正是在擴建外城，以適應都城建制的需要和外來人口日益增多的大背景下。周景起樓主要是用來經營邸店。他所建的邸店建在繁華地區和交通要道，由起樓而向立體拓展，成為突破坊市制度的一個關鍵性事件。周世宗修建外城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用來解決“工商外至，絡繹無窮”的外來經商務工者及流動人口，非不知周景所為，即使“巨樓”剛建成時不清楚，事後也不會“不悟”。
後記：
宋太祖趙匡胤時下詔開封府不得禁止夜市，終於從法律制度上終止了坊市制規定的商業經營活動的時間限制，與周世宗的“任民營造”形成首尾呼應之勢，把坊市制推下了歷史舞臺。此後，坊的名稱還在使用，但只是城內居民小區的稱謂和區位標誌，也可能一些小區還會有牆和柵欄等設施，但已經不再實行封閉式的管理了。
空間和時間的突破，使得坊市制最終走向街市制，才有了我們看到的《清明上河圖》上臨街林立的店鋪，街市、橋市熙熙攘攘的人群，橋下川流不息的商船，達官貴人、販夫走卒，世間百態。
如果《東京夢華錄》描繪的不是夢境，而是真實場景的話，在我們面前展現的北宋東京開封府，就如同《清明上河圖》的畫面一樣，臨街店鋪林立，街市、橋市、瓦市、廟市人聲鼎沸，熱鬧非凡，一到夜晚，又是一番風景，少男少女從外城的南薰門一路南行，一路走一路吃，可以不重樣地吃到裡城的朱雀門。東區的馬行街，各種燒烤攤煙霧繚繞，油香四溢，夏季肆虐的蚊蟲，都消失了蹤跡，因此有“馬行街無蚊”的記載。再回看一下《清明上河圖》的畫面，文與圖相映成輝，五代的經營、重建和開拓也是濃墨重彩的一筆。
本文參考：《東京夢華錄》、《玉壺清話》、《宋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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