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讀了魯迅的《燈下漫筆》，佩服的五體投地。文字犀利，精闢，字字誅心。
感想：
開頭記敘袁世凱復闢期間鈔票貶值的舊事。中國古代一貫以現銀為貨幣，所謂落袋為安便是這個理兒。然而無論是真金白銀，都不便攜帶。
民國初年由國家銀行發行鈔票，交換價值不變，且信用逐漸得到認可。從此，人們都愛用鈔票。但由於國內政治形勢突變，鈔票開始貶值，銀元和現銀雖然攜帶不便，但保值更重要。
因此，人們需要儘快將手中的鈔票再兌換回銀元，以免繼續受損。在這種情況下，作者也不得已以六折或七折的低價兌換現銀。
一來一回，平白損失那麼多。按理說本該氣憤或傷心的，然而魯迅卻感覺像賺了，為腰中又有銀錢而感到欣喜。不過開心之後突然又轉念，想 到“
我
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後，還萬分喜歡
”。
《燈下漫筆》
作者：魯迅、周作人、胡適等
原文：
有一時，就是民國二三年時候，北京的幾個國家銀行的鈔票，信用日見其好了，真所謂蒸蒸日上。聽說連一向執迷於現銀的鄉下人，也知道這既便當，又可靠，很樂意收受，行使了。
至於稍明事理的人，則不必是“特殊知識階級”，也早不將沉重累墜的銀元裝在懷中，來自討無謂的苦吃。想來，除了多少對於銀子有特別嗜好和愛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鈔票了罷，而且多是本國的。但可惜後來忽然受了一個不小的打擊。
就是袁世凱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先生溜出北京，到雲南去起義。這邊所受的影響之一，是中國和交通銀行的停止兌現。雖然停止兌現，政府勒令商民照舊行用的威力卻還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領，不說不要，卻道找不出零錢。
假如拿幾十幾百的鈔票去買東西，我不知道怎樣，但倘使只要買一枝筆，一盒菸捲呢，難道就付給一元鈔票麼？不但不甘心，也沒有這許多票。那麼，換銅元，少換幾個罷，又都說沒有銅元。那麼，到親戚朋友那裡借現錢去罷，怎麼會有？於是降格以求，不講愛國了，要外國銀行的鈔票。但外國銀行的鈔票這時就等於現銀，他如果借給你這鈔票，也就借給你真的銀元了。
我還記得那時我懷中還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變了一個窮人，幾乎要絕食，很有些恐慌。俄國革命以後的藏著紙盧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這樣的罷；至多，不過更深更大罷了。
我只得探聽，鈔票可能折價換到現銀呢？說是沒有行市。幸而終於，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幾。我非常高興，趕緊去賣了一半。後來又漲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興，全去換了現銀，沉墊墊地墜在懷中，似乎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兩。倘在平時，錢鋪子如果少給我一個銅元，我是決不答應的。
但我當一包現銀塞在懷中，沉墊墊地覺得安心，喜歡的時候，卻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後，還萬分喜歡。
感想：
在階級社會的幾千年的歷史中，奴隸和勞動者向來是會說話的工具，或者是專為戰爭與服勞役的動物，絲毫沒有實現過人的價值。
“將人不當人”，本來是奴隸主、封建地主和資本家對待奴隸、農民和工人的行為準則，在兵荒馬亂的戰爭歲月，甚至還產生“
亂離人，不及太平犬”
的嘆息，這就說明人的價值更低於牛馬，不如豬狗了。
換言之，如果人的價值等於牛馬這就成了應該心悅誠服，謳歌恭頌的太平盛世了。
原文：
假如有一種暴力，“將人不當人”，不但不當人，還不及牛馬，不算什麼東西；待到人們羨慕牛馬，發生“亂離人，不及太平犬”的嘆息的時候，然後給與他略等於牛馬的價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別人的奴隸，賠一頭牛，則人們便要心悅誠服，恭頌太平的盛世。為什麼呢？因為他雖不算人，究竟已等於牛馬了。
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中國的百姓是中立的，戰時連自己也不知道屬於那一面，但又屬於無論那一面。強盜來了，就屬於官，當然該被殺掠；官兵既到，該是自家人了罷，但仍然要被殺掠，彷彿又屬於強盜似的。
這時候，百姓就希望有一個一定的主子，拿他們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們去做牛馬，情願自己尋草吃，只求他決定他們怎樣跑。
假使真有誰能夠替他們決定，定下什麼奴隸規則來，自然就“皇恩浩蕩”了。可惜的是往往暫時沒有誰能定。
舉其大者，則如五胡十六國的時候，黃巢的時候，五代時候，宋末元末時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納糧以外，都還要受意外的災殃。張獻忠的脾氣更古怪了，不服役納糧的要殺，服役納糧的也要殺，敵他的要殺，降他的也要殺：將奴隸規則毀得粉碎。
這時候，百姓就希望來一個另外的主子，較為顧及他們的奴隸規則的，無論仍舊，或者新頒，總之是有一種規則，使他們可上奴隸的軌道。
如怎樣服役，怎樣納糧，怎樣磕頭，怎樣頌聖。而且這規則是不像現在那樣朝三暮四的。於是便“萬姓臚歡”了；用成語來說，就叫作“天下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