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透過編纂《大清畿輔先哲傳》，徐世昌諸人在充分佔有資料的基礎之上，對有清一代北學大貌與內在脈絡進行了完善與再建，可視作晚清數十年來蓮池學術群體幾代積澱後的一個總結。此著作堪稱民國問世甚早的清學史作品，價值頗高。通觀清季民初從建立畿輔先哲祠至編纂《大清畿輔先哲傳》之過程，其間政學群體的互動、地域理念的承繼、學術群體的扶植等問題，值得深入探究。
關鍵詞：
《大清畿輔先哲傳》；徐世昌；北學；孫奇逢；顏李學
《大清畿輔先哲傳》是民初由顯宦徐世昌主持編纂的一部有關直隸歷史人物的大型傳記著作，也堪稱民國問世甚早的清學史作品，價值頗高，且編纂的背景與意蘊值得深入探究，惜以往學界對該著作之研究頗少，關注尚不足。
一、北學情結
《大清畿輔先哲傳》得以問世，與徐世昌本人密切相關。徐世昌，字卜五，號菊人、東海，晚號水竹邨人、弢齋、石門山人，佔籍天津。其生於清咸豐五年（1855），卒於民國二十八年（1939），享年85歲。在清季民初，徐之仕宦生涯可謂後來居上。他由翰林院起步，後輔佐袁世凱小站練兵，從此發跡，曾歷任東三省總督，軍機大臣，巡警部、郵傳部尚書，內閣協理大臣等。進入民國，徐曾出任國務卿，並在七年（1918）十月，由“安福國會”選為大總統。履任期間，較之於民國其他政府首腦，徐氏從政風格頗為獨特，其提倡文治，闡揚顏李之學，意在重振北學，並推動《四庫全書》的影印，在傳統典籍整理與研究領域建樹甚著。民國十一年（1922）六月，徐因政局變故被迫下野。從此其避居津門，將主要精力放在編纂大型著作上，以一部《清儒學案》了卻殘年。
《大清畿輔先哲傳》的編纂，起因於1914年北京政府出資設館纂修《清史》一事。徐世昌時任國務卿，且是個中行家，鑑於清初纂修《明史》之遺憾，他強調“編輯諸公多系南人，北方名彥遺漏頗多，萬季野曾痛切言之。今值創修清史之時，竊恐二百數十年文獻，僅憑官家採訪，不無遺漏，因設局蒐集”，以備清史館採擇。當然徐世昌等人編纂此書，另一要因則是苦於以往尚無理想的梳理與表彰北學人物的著作。對於清前中期魏一鰲及後來尹會一等人續寫的《北學編》，徐世昌等評價其“專取理學一門，規模稍狹，後之再續三續，依形就範，又有語焉不詳之憾。學問之道無盡，識大識小皆為聖人所師，不可以一格拘也。是編義在表彰賢者，博採宏搜，苟可信徵，不嫌詞費”。因此係統蒐集畿輔文獻和極力表彰清代畿輔名宦碩儒便構成了該書之主旨。
徐世昌與北學發生關聯，可從地緣、政緣及學緣三方面入手考察。從地緣和政緣審視，不難發現徐之地域意識甚強，由之引發其與直隸籍政治人物的關係極為密切。其祖上自明季由浙江鄞縣北遷大興，三世祖再從大興遷居天津，自此佔籍天津。倘若仔細追溯，不難發現實際自第六世祖始，徐氏已居河南衛輝，但作為十一世的徐世昌向來將自己看作津門子弟，而非河南籍，故參加科考時他亦佔籍天津。光緒六年（1880） 春初，畿輔先哲祠在京師落成，其本意在於崇祀畿輔歷代先哲。該活動之遠因，可溯至光緒五年（1879）。該年直隸遭遇旱災，北清流領袖、顯宦李鴻藻正居鄉守孝，於是牽頭總籌賑捐事務，與直隸籍京官商定用餘款籌建畿輔先哲祠。就祠內所祭先哲的考慮和旨趣，李鴻藻有過特意交代：“或危身以捍國艱，或敦行以修人紀，或樹經綸之業，或流愷悌之聲，以及學海宏通、藝林爾雅、孤行狂狷、蠻遁嘉貞，途雖異而同歸，名雖遐而不朽。而藝文志九流之別，各有淵源；如魯論語四科之分，皆關名教”。曾參與其間運作的張佩綸一語道破建祠之深意：“張北學，隆上都”，可知接續北學恐怕是甚為關鍵的一個隱因。從清季建立畿輔先哲祠到民初編纂《大清畿輔先哲傳》，這種較長時段的演進脈絡，其實可以從中窺識彼時直隸政治文化遞嬗的豐富且駁雜的資訊。
據《韜養齋日記》所載，徐世昌自光緒十四年（1888） 八月起，一直到民國初年，先後參與或主持祭祀數十次，並還有許多在此會課、宴飲和訪友等活動，逐步從一個直隸晚輩成長為執牛耳者。徐世昌與畿輔先哲祠，在某種意義上，已化作號召直隸籍政學群體的人物與地理符號。待諸多條件成熟之際，民國三年（1914） 十二月二十六日，時任國務卿的徐世昌宣佈啟動纂修大清畿輔先哲傳之動議，他自稱“前賢事業堪師表，搜輯遺編未敢忘。”編書處便著意設在畿輔先哲祠。總體而觀，徐世昌於畿輔先哲祠內之頻繁交往與在政壇之竭力運作，既昭明其地域特質，也強化著其政治意識。來自直隸的多數桐城派、北學學者與徐世昌一樣，地域和政治意識極為濃厚。於是這批直隸學者得以長久團聚在徐世昌周圍而不散，徐世昌依憑其地域與政治優勢能夠如此從容地領袖群倫，謀劃與編輯了數部帶有鮮明北學色彩的著述。
從學緣上判斷，徐世昌與清季民初北學人物之關係，亦是千絲萬縷。徐氏在光緒八年（1882） 應順天鄉試，後順利獲雋，同年有天津人嚴修；其後於光緒十二年（1886） 成進士，此科又增同年直隸武強賀濤、新城王樹枏二人。甚為巧合的是，此三人皆醉心於桐城之學。在數十年政學生涯中，徐與三位甚為契合，交情至深。正是在與諸君詩文唱和、如切如磋中，徐世昌逐漸融入直隸蓮池文派之中，躋身領袖之位。
具體而言，嚴修曾問學於桐城派殿軍大師吳汝綸，故他與徐世昌學術旨趣趨同。據《韜養齋日記》載，自1889——1893四年間，嚴修平日拜訪論學最多者是徐世昌。有一段時間二人甚至“每隔一二日必會”；與其通函，徑稱“菊人大哥”。光緒十四年（1888），嚴修外放貴州學政，好友離去，自己仕途卻蹇滯不前，徐世昌頗為感喟，嘆道“覽鏡見鬢已有白髮，不禁感慨人生如駒陰過隙，何必日事勞勞。”後來嚴修創辦新式學堂，也得到徐世昌鼎力支援。
徐世昌曾言：“賀松坡，餘從之學文”，彼此“相交最篤以久”。據徐回憶，二人任職京師時，他“時時訪其論文，日移晷不能去。又時有文酒之會，縱論古今事不相下。忽忽歲月，皆少年氣盛時事也。其後失明，亦時來主餘舍，仍朝夕論學不稍輟”。他稱譽賀濤“蔚起桐城後，斯人去不留。奇文追史漢，大業繼韓歐。”並對賀坦言：“讀書以聲調為主，此桐城家法。汝父亦每論讀書之宜酣暢。但曰：‘餘體弱，不能大聲讀書。然知所以讀之。’”賀濤離世後，徐世昌不惜出資將其文集、尺牘進行整理刊佈，並請其子賀葆真入幕。賀濤之孫賀培新亦頗受徐世昌獎掖。徐氏在《跋賀孔才印譜》中雲：“賀孔才博學善文，能紹其祖業，是少年英俊之士。讀書之暇，喜刊印。習此藝者須熟於小學，遊藝於秦漢之上，故述次以發其意。”賀培新後來編撰徐世昌年譜，留存了許多寶貴史蹟。賀家三代與徐世昌關係緊密，共同的學術旨趣與重振北學的追求，恐怕是重要因素。
王樹枏作為清季民初蓮池文系中承上啟下的樞紐人物，與徐世昌的關係非同尋常。早在曾國藩任直隸總督時，年紀尚輕的王樹枏便已鶴立雞群，曾氏對其“指示讀書作文之法”。出道早，學養高，影響大，地位崇，故徐世昌對王樹枏十分敬重，曾寫詩云：“君才何止八斗量，君文光焰萬丈長。”民國三年（1914） ，徐世昌特意請其主撰《大清畿輔先哲傳》，維持大局。
故徐世昌與直隸一地的北學學者和桐城派文士的關係實不一般，其在民國近三十載的清學史編寫事業，多虧他們力持。著名學人大致有王樹枏、趙衡、賀葆真、王在棠、嚴修、劉若曾、華世奎、孟錫珏、吳桐林、柯劭忞、徐樹錚、林紓、高步瀛、夏孫桐、傅增湘、吳笈孫、周志輔、柯昌泗、王瑚、吳闓生、齊樹楷、王蔭南、吳錫珏、賈廷琳等。可見徐氏手底下的編寫班子乃至智囊成員，大半壁江山為北學學者與蓮池文士。
此外，徐世昌與北方桐城派主要人物吳汝綸亦多有往還，有著跨越代際的學術交誼。民國之後，他還特意延聘吳氏之子吳闓生在幕府為之謀劃奔走。可見，徐氏對蓮池諸子的延請使用，絕非一時權宜之計或純粹出於功利目的，而是深蘊著長期的地域學術情結。
二、編纂始末
據徐世昌《韜養齋日記》所載，編纂一事，起於1914年歲末。是年12月26日，“晚宴同鄉紀香聰、王晉卿諸人，商辦畿輔文獻纂輯各事”。不久成立畿輔文獻局，組織學者蒐集資料，編寫書稿，“所有經費，公獨任之”。細檢徐所延請學者名單，其中不少乃蓮池舊人。限於篇幅，筆者僅以實際主持相關事宜的五位編輯為例。除去廣西籍的黃甫間和湖北籍的李心地之外，其餘三人皆是直隸人，都與蓮池書院淵源甚深，且同徐世昌之關係亦不一般。王樹枏與徐世昌有同年之誼，私交甚篤。趙衡“乃吳先生（吳汝綸）暨松坡（賀濤）課冀州所得士，而並及餘（徐世昌）門從松坡遊尤久，受教亦最深”。因此趙屬於徐世昌的後輩，不過徐對其古文功底頗為看重，“晚至京師，與餘過從甚密，文酒之宴蓋無役不從，為餘撰述文字亦最多，一若吳賀逝後，惟餘為可質疑問業者，餘甚愧之”。《大清畿輔先哲傳》中有關顏李部分，實由趙衡執筆。至於賀葆真，則是徐好友賀濤之子。賀濤去世後，賀葆真在吳闓生的引薦下，拜訪徐世昌，請徐資助其父賀濤文集的整理與刊刻。後賀懷感恩之心，進入徐之幕府，為其處理日常事務。可知，編輯諸人多為徐之友人或幕僚，相近的學緣紐帶使他們對於北學有著獨特的認同感。
因由眾多宿儒名士坐鎮，《大清畿輔先哲傳》的編纂標準甚高，要求甚嚴。以《孫奇逢傳》為例，該傳是《先哲傳》中分量很重且較早編輯的列傳，在撰寫初稿時，王樹枏極為重視，具體經手人賀葆真曾記道：
訪晉卿年丈，……言及孫奇逢傳，餘曰：“傳已甚完備，可無改動。”晉卿曰：“前所為傳，乃修《畿輔通志》時所為，今擬少變其體。”餘曰：“搜求事實為傳所未載，貼籤其上，以備先生自編入不可乎？”曰：“善。即將全文附夾其中亦可。不特事蹟，即他人說論亦可採也。”晉卿又云：“子可蒐集事蹟，而即編輯也。”
不難看出王樹枏編輯的孫奇逢傳初稿是以《畿輔通志 孫奇逢傳》為藍本，因而賀葆真認為 “傳已甚完備，可無改動”。但王樹枏仍覺不夠滿意，遂提出“今擬少變其體”。而其所採取變更路數，除補入未載的事蹟外，更多調整則是在原撰傳文中擇取他人可資借鑑的論說。不難見其要求頗高，並非單單隨通志之文亦步亦趨，欲每篇皆有所增益創新。
眼下所見《大清畿輔先哲傳》刻本，共四十卷，分為八部分：名臣傳七卷、名將傳二卷、師儒傳九卷、文學傳八卷、高士傳一卷、賢能傳八卷、忠義傳三卷、孝友傳二卷，共收錄有清一代直隸籍人物一千八百多位（包括附傳）。編排原則以科分年代為先後，無科分者以入仕先後為準，兩者若俱無，則按朝代敘次。
具體到討論北學及代表人物的內容，主要體現在《先哲傳》中師儒傳、文學傳以及部分名臣傳、高士傳內，按照編者的原則，“分門別類，視乎其人，不僅在名位高下也”。是故“如紀文達公，名臣也，然其文字鴻博昌明，卓越千古，故從其所重，列之文學傳中。張蓋、趙湛、劉逢源等，皆文學也，然其亢志高節，自居逸民，故列之高士傳中。孫夏峰、刁蒙吉、杜紫峰等，然其倡明道學，繼往開來，其所重尤在此，不在彼，故列之師儒傳中”。再比如“魏貞庵、魏環極、朱石君、郝中山等，皆師儒也；梁玉立、黃昆圃、王振聲、張文襄等，皆文學也，而偉績，功在國家故列之名臣傳中。”總而言之，“凡如此類，皆慎為編次，非有心軒輊也”。
應當說，《先哲傳》對直隸學人的分類，有其獨到乃至創新之處，編纂者對其中的考慮有過明確交代：
儒林、文苑，創自史、漢。林、苑者，取會萃之義，但明類杜撰，義嫌蛇足，惟唐書作儒學、文藝，金史亦作文藝，差強人意。又史、漢儒林多紀經術，不盡醇才，文苑專尚詞華，無關實學，至宋史乃特立道學傳以別於儒林，有清又特為經學傳以別於文苑。區分愈密，名目滋繁，均未得其領要也。案《周禮》曰聯師儒，又曰師以道得民，儒以藝得民。鄭注曰：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賈疏所謂致仕之賢也。文學居四科之一，子游長於禮，子夏長於詩，不僅以詞章見也。今易儒林為師儒傳，則古之所謂道學者皆統之矣。取南梁、隋書、遼史，易文苑為文學傳，則詞章考據諸學皆統之矣。
遍考歷代史傳體例與立意，編纂者將相關道學者歸類於師儒之列，將其餘詞章、考據等學人歸類於文學，相當於師儒傳等同於記載“義理”型學者，文學傳記載“詞章”、“考據”型學者，該分法已體現出他們對有清一代學術格局的判斷。
為表彰清代北地所謂傳承聖學之道的學者，《大清畿輔先哲傳》特意專闢師儒傳一欄詳加紹述。徐世昌諸人將彼時學術流派大致分為三類：
學問派別，暗區門類，孫夏峰一派，為陸王之學者屬之；刁蒙吉一派，為程朱之學者屬之；顏李一派，為蠡吾博野之學者屬之。學雖殊途，其揆則一，依次編錄，以示景行。
以孫奇逢為魁首的宗陸王一派，以刁包為代表的程朱學者，以及產自於直隸本地的顏李學派，依照徐世昌等人的表述，清代直隸的學術格局當呈現陸王、程朱、顏李三足鼎立之勢。
對於夏峰學派，諸人認為其“為學篤實切近，本乎倫常日用，而以體認天理為歸。言心即在事見，言己即在人見，言高遠即在卑邇見，而歸於慎獨而已。”同時部分學者常言孫氏“學宗陸、王，及晚年乃和通朱子之說”，編者則斷定孫奇逢並不糾纏於所謂的“朱陸之辯”，其宗旨“蓋窮理為孔子之窮理，致知為孔子之致知也。苟不同脈，何以調停？若果異端，誰為兩可？但當問起是空非孔，不當問其誰朱誰王。則考亭、姚江之辨，後人正未易以左袒虛見爭也”。故徐世昌等概括“先生一生學問，總之以孔子印諸儒。考亭、姚江之說各有定論，其書具在，可考而知也”。
至於學宗程朱理學的刁包，編者認定“包之學，以程、朱為宗旨，謹言慎行，一本諸敬。而於陸、王之學，多有微詞”，“竊謂象山、白沙、陽明三先生者，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入室者，其為濂、洛、關、閩乎！其篤守先儒門戶類此”。其立場如此之堅，難怪孫奇逢評價其“孤標猛力，大河南北一人而已”。
作為明末清初崛起於北方的顏李學派，編纂者頗為看重，指出其為學異於前人者有三：
其一謂古人學習六藝，以成其德行，而六藝不外一禮，猶四德之該乎仁，禮必習行而後見，非專恃書冊誦讀也。孔子不得已而周流，大不得已而刪訂，著書立說乃聖賢之大不得已事，奈何舉聖人參贊化育，經綸天地之實事，一歸於章句，而徒以讀書纂注為功乎？……其一謂氣質之性無惡，惡也者蔽也習也，纖微之惡皆自玷其體，神聖之極皆自踐其形也。孟子明言為不善，非才之罪，非天之降才爾殊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其一謂聖門弟子不可議，諸賢一月皆至於仁，一日皆至於仁，每學之而愧未能，後儒乃曰或月一至仁，則猶日至矣，或日一至仁，則但時至、刻至矣。……不知聖門弟子以競業為本，惟在實學、實習、實用之天下也。
就顏李學派在清初直隸學界乃至全國的影響，編者評價甚高，“吾國學問之道博矣，三代以前，教人之法，內而治己，外而治人，下至百工技藝之末，無一不自學出。下與上以學問相交，作君、作師，政與教合，故其治蒸蒸日上。至孔子以聖人之德，不得所藉手見諸行事，然將聖多能及門，某也治賦，某也足民，某也禮樂，其分科與帝王之分官，初無異也。孟子亦謂幼而學，壯而欲行之，言不見諸行事，則所學終歸無用也”。於是到了明末清初，“顏元乃從二千年後，抉其晦蔽，直揭堯、舜、禹、湯、文、周、孔、孟數大聖人相傳之正道，明以示人，人即甚愚不肖，亦不能倒上為下，易黑為白也。然顏元鑿空，塨益一一實求其可據。顏元初闢蠶叢，塨益疏通治平之若大路然，俾人人可行”。師徒二人齊心合力，“於程、朱、陸、王之外，別樹一宗曰顏李。其學以實學、實習、實用之天下為主，自元開其端，而成之者塨也”。
總體而言，《大清畿輔先哲傳》對於清初北學大貌之概括，還是符合彼時實情的。
三、獨尊顏李
不過，細閱《儒林傳》具體內容，則會發現編纂者實就所書寫物件有著明顯迥異的篇幅安排與學術判斷。編纂者用兩卷篇幅敘述孫奇逢學派，一卷為孫及其師友，一卷為夏峰弟子。不過對夏峰弟子，編纂者並未詳加陳述，而是借“竊觀夏峰年譜所述，及他載籍所稱道，可謂盛矣。乃不數世，而徵文考獻，傳之者甚稀。李塨論士嘗言南北華樸之異，北方好學之士，往往閉戶暗修，不希聲於時，而時亦無稱述之者，斯亦樸者之弊也”之理由，隻言片語寥寥帶過。較之孫奇逢，刁包篇幅更少，僅以一節敘其學行。反觀顏李學派，不僅獨擁三卷篇幅，且每卷文字甚多。一卷用以論述顏元、李塨、王源三人學行，一卷對顏李師友多加評析，一卷則將顏李所收的直隸籍門人詳細考證。眾所周知，孫、刁、顏李皆是清初直隸著名學人，編纂者卻予以不同待遇，其中必有隱衷。
編纂者緣何對顏李學派如此看重？或可從徐世昌之學術旨趣窺識一二。自1916年初，因編纂《大清畿輔先哲傳》之故，徐開始系統研讀顏李著作，“日讀《顏李遺書》而圈識其精闢者”，並在日記中不時摘抄顏元、李塨二人觀點，這在其此後兩年裡多有體現。隨著閱讀的深入，徐對顏李學愈加歎服，認為“自宋、元、明以迄我朝，理學家多輕視仕宦，所以治國少人才，與大學所言‘修齊平治’亦尚欠缺。習齋、恕谷論學，體用貫徹，上接周孔，尤於今日之世為切要”。
毫無疑問，徐之興趣自然會投射到《大清畿輔先哲傳》編纂理念中。與諸同仁商議編纂事宜時，徐每每言及顏李學。這在賀葆真的《收愚齋日記》中頗有體現：
（徐）又言及新編《畿輔傳》曰：顏李為吾畿輔自有之學派，吾於程朱陸王諸儒學派之取諸他省者，尚為之分別立傳。夫程朱陸王各派吾皆重之，然究不若顏李為吾畿輔自有之學派，尤宜特著之也。顏李之傳，無論其及門及同時講學諸君，或傳其學行，或列舉其名，以附見可也。
相國因大論顏李之學。又曰：李、王不可共為一傳。蓋二人雖學術同而李之學尤大，且顏為李所推大，撰著尤多，非特立傳不足以顯其學。又曰：顏李門徒屬直隸者既皆錄以為傳矣。其在他省者亦可蒐集之，以備他日作淵源錄另成一書也。
細品徐之言論，不難發現在他心中，程朱陸王之學雖在畿輔地區名家輩出，但畢竟非“畿輔自有之學派”，而顏李之學當屬原汁原味的“學術特產”。申言之，徐世昌認為若重振北學，必須推崇最具北學特質的學術流派，方足夠資格公然爭奪民初學術話語權，幾番比較，惟顏李學堪當大任。因此他們於《大清畿輔先哲傳》中特意拿出如許篇幅來推闡顏李學則並不意外。
那麼徐世昌究竟看中了顏李學的哪種特質？徐之意圖其實於《師儒傳》中已有所展現。按照《例言》所述，“是編意在網路往哲，闡發幽潛，間有論斷，皆本前人成說，以守述而不作之旨”。故編纂者撰文時本該嚴守述而不作的宗旨，即使偶有論斷，亦當綜合前人成說，不帶主觀色彩。但在談及顏李學時，編纂者卻罕見地大發議論：
塨以顏元崛起閭巷，學初不顯，塨為傳其說於京師，與四方知名士正言婉喻，轉相傳佈，聲斐風流，不數年遂被天下。然其時，學者狃於二千年之錮習，相率詆為立異，其與者亦疑信參半。至於今西學東漸，凡其國之政治藝能，一切皆出自學，而其為學之次第科目，亦與我古昔教人之法，大概相同。貧富強弱，國與國既已相形見絀，學士大夫乃易視移聽，革其心志，痛我學之不足以立事，不惜盡捨棄之，而一變於夷。而不知我古昔之學，固一一可施諸實事，數百年前早有人見及此，且其為學之次第科目，固至詳備。至於今門弟子私相傳授者固不絕，其書固具在也，他書且不論，元年譜記躬行實踐，塨年譜詳經濟作用。後有興者，踐跡而入，由元、塨以上，尋孔孟之教，堯舜禹湯文周之治時，會既至用以康濟民艱，廑求上理，育萬物，位天地，二帝三王，古昔郅治之隆，庶幾其不遠人，而西人所謂烏托邦，亦庶幾其於吾國見之也。
依照其意，顏李學之研習方式和學科內容皆與今日之西學相通，若清初學人虛心接受顏李之學，則中國之學術定當同西人並駕齊驅，難分軒輊。故今日要振興學術，其正途並非一味西化，而應從重新發現顏李學入手，“尋孔孟之教，堯舜禹湯文周之治時，會既至用以康濟民艱，廑求上理，育萬物，位天地，二帝三王，古昔郅治之隆，庶幾其不遠人，而西人所謂烏托邦，亦庶幾其於吾國見之也。”這反映出徐世昌諸人一種較為保守的文化立場。此亦為後來的一系列政學活動定下了思想基調。
要之，藉助編纂《大清畿輔先哲傳》這一浩繁鉅製，徐世昌諸人對有清一代北學整體輪廓與內在脈絡進行了梳理與構建，此可視作清季數十載蓮池學術群體綿延積澱、前後接續的展現與總結。同時，編纂者特意將顏李學升格為“北學之魁首”，箇中意味殊堪深入體察。不過倘使“一地學”躍升為“天下學”，獲取更多更重的“學術霸權”，其背後須有強大的政治資源為依託。待1918年徐世昌當選民國大總統，學術與政治的緊密交融愈發水到渠成，更為複雜且宏大的推崇北學風潮由之興起。由此反觀清季民初從畿輔先哲祠的建立至《大清畿輔先哲傳》的編纂，其間政學群體的互動、地域理念的承繼、學術群體的扶植等問題，似值得再探究。
（此文首刊於《廊坊師範學院學報》2022年第1期《京畿學研究》專欄）
作者簡介：王學斌，男，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中央黨校文史部教授，中國史教研室主任，尼山學者。長期關注晚近學術思想史領域尤其是北方儒學在明清之後的嬗變與轉型，近年開始轉向中西政治文化史比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