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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題為：重述偉大中華史（第4卷2-11）】理學建軍：湘軍背後的意識形態與社會控制體系支撐
意識形態的交鋒，在劉邦時代、朱元璋時代，還不那麼重要。因為那個時候他們的敵人在意識形態方面也很不成熟。如果李秀成的敵人也只是八旗、綠營這種古代意識形態控制的腐朽軍隊，他也可以輕易把他們打垮。而到了太平天國及其之後的時代，這就成了一個直接關係到革命成敗的嚴肅問題。因為革命的敵人在意識形態及其對應的組織形式和動員能力方面已經大大的進步了。這是古代人民革命和近現代人民革命的一個重要區別，太平天國正好位於分水嶺上。
太平天國最可怕的敵人——湘軍，是一支在成熟的意識形態體系指導下建立起來的軍隊。這套意識形態體系，就是我們在第三卷講的“忠君理學”。基於這套意識形態的社會控制系統，是曾國藩建立湘軍的主要依靠。
曾國藩組建湘軍，是先招將領再招兵。將領的選拔，曾國藩一個一個親自考察，確保這些人都是忠君理學的忠實信徒。最後選出來的將領以參加過科舉考試的儒生為主，在能查到出生的179名湘軍將領中，儒學書生104人，佔了大約60%。湘軍三大統帥和十五個主要幕僚都是儒生，各軍統領13人，儒生佔8人；分統領43人，儒生佔了28人（羅爾綱《湘軍軍志》）。
有了“政治上可靠”的將領，再去招兵。招兵的方法是將領回到自己的原籍，招募本鄉本縣之人——不是說湖南人招湖南人，而是要具體到縣鄉。比如曾國荃招兵，就只招湘鄉本地人，外地湖南人也一律不招。招兵的時候，要嚴格考察其出身，必須是老實可靠的鄉民，終生都在宗族保甲體制下生活，對外面的世界一無所知，沒有被太平天國、天地會等“反動組織”的思想汙染過。招募的時候，還必須由本地宗族保甲出具證明和擔保，註明其居住地址、名下土地財產、父母兄弟妻子的姓名等等，才能來當兵。
這種證明和擔保，既是一種政治審查方式，也是一種人身控制形式。如果違反軍事紀律當逃兵，跑回家很容易抓住；如果是叛逃，則可以株連其家屬——這種威脅很可信，理學士大夫們是一群很嚴肅的人，說殺你全家就殺你全家，絕對不開玩笑。
這樣，湘軍以忠君理學思想為旗號，核心將領都是理學信徒，基層士兵則以鄉土血緣思想為連線，再以宗族保甲體制為威懾，構成了其“理學衛道軍”的組織底色。
“忠君理學”的主要理念，我們在前三卷已經講過，它是滿洲落後的君主獨裁製和中國腐朽的道統理學相結合的產物，是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糟粕與野蠻文明結合的產物。道統理學是儒家思想的哲學化，也代表了儒家士大夫鞏固自身利益的需求，核心要義是用“天理”、“道統”等抽象哲學概念論證強化儒家“三綱”等級思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其中，“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是真的，“君為臣綱”是假的。士大夫們對下講綱常、對上講道統，對自己講“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權勢、金錢、美色的享受一樣不少，在宋明時期日子過得非常爽。等到滿洲內犯，以野蠻暴力強行坐實“君為臣綱”，把道統理學斥之為“偽道學”，君權與道統合一，剝奪士大夫們對“道統”的解釋權，形成了“忠君理學”。
忠君理學集成了宋明理學的哲學化形式，相對於傳統儒家思想更為深奧複雜，洗腦能力更強。
理學帶有宗教色彩，理學家們也帶有一定程度的傳教士情懷。儒家士大夫有強烈的按照理學思想來構建理想社會的情節。他們在哲學化思考之餘，又對各種民間故事進行改造，以通俗易懂的形式把忠孝節烈的意識滲透到社會基層中去。這種努力同時也伴隨著文化知識的進一步向基層傳統。這就存在一個“理學思想下沉”的歷史過程。這一過程從好的方面來看，有利於文化普及。但更重要的是，在“理學下沉”過程中，儒家思想中的封建等級意識跟不斷宗族力量結合，以“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為原則強化基層控制、固化社會等級結構。
宋朝計程車大夫們特別喜歡在出將入相、功成名就之後，出資出力捐助建設宗族學校。范仲淹在當了高官之後，堅持把俸祿和田產拿出來成立了“範氏義莊”，專門資助本宗族的窮苦人，其中就包括供養本宗族的子弟讀書。其它範氏家族的有錢人也紛紛跟進，向“範氏義莊”捐錢捐田。范仲淹親自制定管理章程，確保它能良性運作，“範氏義莊”存在了八百多年，歷經宋元明清四個朝代，也讓範氏家族一直人才輩出、興旺發達。范仲淹的“義莊”多次受到不同朝代政府表彰，理學士大夫們紛紛效仿。
捐資扶貧、發展教育的做法總體來說是好的，但也有一個問題，就是大部分捐助都被侷限於本土宗族。“範氏義莊”八百多年來，基本上就是隻為範氏族人服務的。單個來看問題不大，但若士大夫們都照此行事，一方面自己依靠宗族支援出人頭地，當了官以後又回報宗族，實際上就是把官位權力與宗族利益密切捆綁。那麼，天下國家作為一個整體誰來負責呢？
士大夫們把調門唱的很高，紛紛表示天下國家的事兒你們普通人不用擔心，我們絕對不會含糊。比如著名理學家張載就聲稱儒學學者的使命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句話被儒家知識分子們傳成了千古名句，還專門給這句話起了個名字，叫“橫渠四句”，因為張載的外號是橫渠先生。
但張載在猛吹天下國家情懷的同時，又是封建繼承製的積極鼓吹者。他說：
“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國家！”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要強化宗法制度，官員的兒子要接著做官（體現為第二卷介紹的宋朝恩蔭體制），這樣朝廷才有“世臣”，也就是世代都當官的家族。為什麼要這樣呢？因為公卿大夫們自己累死累活奮鬥上來了，如果不能把權勢傳給子孫，死後家族敗落，這樣大家都會覺得沒有奔頭，不願為國家效忠了。也就是“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國家”。
這段話的邏輯是有問題的。一個人努力讀書、努力工作，最後被提拔到國家高階官員的地位上，難道是為了把榮華富貴一代一代傳下去嗎？國家把這個高階職位給你，讓你執掌天下的公器、擁有巨大的權力，承擔決定國家民族人民命運的巨大責任，結果你卻說：如果家族不能跟著我永保榮華富貴，我就不為國家出力盡忠了。這不是混蛋邏輯是什麼？
我們在第一卷講過漢景帝手下的名臣、也即儒家史書中著名的“酷吏”——郅都，他為官清正廉潔、敢於得罪權貴，面對威脅和利益誘惑，他說：“已經背離父母而來當官，我就應當在官位上奉公盡職，保持節操而死，終究不能顧念妻子兒女。”這才是正確的做法，這才應該是中國士人的真精神。
張載是理學創始人之一。從源頭開始，理學家們一邊唱高調一邊為自己謀私利的偽君子做法就已經奠基了。他的“橫渠四句”應該再加一句“為家族謀福利”，改成“橫渠五句”，這樣才能完整的體現理學家們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
宗族或者大家族，並不是什麼壞東西，它依靠血緣關係自然形成，是天然的基礎社會單元。家族內部互相接濟幫助，是古代社會重要的社會救濟方式；透過一定形式的家族組織來維持社會倫理和推動文化教育，有利於社會穩定和文明進步。
但宗族是在古代交通比較的封閉條件下形成的，侷限於一個狹小的地域和近親血緣群體，天生的不利於大一統國家的構建和人類個體的身心自由。因此，在大一統帝國形成以後，宗族要繼續發揮正面作用，它的影響力就應該被嚴格限制在內部救濟、道德教化這些不帶有強制性的方面，如果宗族掌握了足以對內部成員進行人身控制的經濟和政治權力，對上就會威脅國家統一、對下就會破壞個體自由，成為夾在國家和個人之間的禍害。
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不是一個一個家族的空間聚集，而是有超越家族的天下國家意識，以及與之相對應的更高層級的政治體系。對士大夫而言，一旦進入國家政權系統，就應該超越宗族、鄉土的狹小觀念，從天下國家的層面來思考問題。如果把過多精力甚至自己掌握的權力資源投入到自己家族的傳承興旺中去，那就是一種錯誤的做法。照顧宗族家族，那是地主士紳該做的事，不是士大夫該做的事。士大夫們在入仕以後，還繼續跟老家的地主鄉紳們打成一片，對本土本鄉本族建設投入過度熱情，就會在公權力和宗族之間建立起了密切聯絡，逐步形成“官僚體系與地主士紳一體化”或者“政權與宗族一體化”的格局。官員入仕，要依靠宗族力量的支援；獲得權力後，則用來提升自己宗族的地位，這種“合作”顯然不是一個好現象。
宋明時期，儘管存在士大夫對自己宗族過度照顧的不良風氣，宗族力量也存在不斷加強的趨勢，但總體而言宗族與政權的結合並不算密切，宗族力量還是以發揮正面作用為主。
到了清朝，情況才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滿洲統治者高度重視基層控制。他們對元朝不到一百年就被農民起義推翻的歷史教訓非常上心，“胡虜無百年國運”的民間流言時刻讓他們心驚膽戰。為了避免重蹈元朝的覆轍，他們把宗族作為強化基層控制的關鍵抓手。雍正皇帝設立“族正”，推行“保甲”，賦予宗族司法權。同時，以嚴刑峻法禁止除了宗族以外的其它一切形式的人民結社。這樣，宗族力量與政治力量正式結合，擁有了從道德、經濟、司法等層面對族人進行人身控制的能力。每個人一出生，就在精神、經濟與人身方面都受到宗族力量的嚴密控制。絕大多數中國人，終生都生活在宗族的嚴厲管控之下，從小服從父親、長大服從族長，等級和服從意識深入骨髓，不知道自由為何物，甚至也沒有天下國家的概念。本土本宗以外的其他人，都形同異族，異姓之間要團結起來來反抗一個大一統政權，基本上就不可能。
透過“忠君理學”意識形態建設和大力發展宗族力量控制基層，滿清政權就形成了從高到低的三個管控體系，最高層是滿洲集團，直接掌握軍事體系和中央樞機，以滿洲民族特權思想和清王朝國家觀念混合的“忠君”意識形態控制國家機器；最基層是宗族保甲體制，以強調宗法等級制的“理學（道學）”意識形態負責對個體中國人的日常管控。在這中間，允許漢族讀書人透過學習“忠君理學”思想進入官僚體系，形成滿洲集團與宗族保甲之間的中間層。這套滿漢聯合專政的體系非常複雜嚴密，有槍桿子鎮壓、有意識形態洗腦、有基層控制，相對於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大大的進化了。它是滿清能統治中國兩百多年的根本。
蒙元時期，蒙古統治者對意識形態建設和基層管理很不重視，簡單的委託漢族士紳管理地方，但沒有對理學進行意識形態改造、沒有大規模吸收理學士大夫進入政府、沒有依託宗族建立嚴密的基層管控體制。這樣，當元末農民大起義爆發的時候，元朝只能依靠現有的國家軍隊進行鎮壓。但國家軍隊已經腐朽，尤其是地方上的漢族政府軍，就跟清軍綠營一樣——將領腐敗無能，士兵們也想不通自己為什麼要跟本民族的起義軍拼命，戰鬥力極差。
相反，在清朝，三級控制體制聯動效果驚人。由於宗族保甲的嚴密控制，絕大多數反抗都會被消滅在萌芽階段——洪秀全剛把甘王廟砸沒多久，宗族力量就把馮雲山抓住送官了，反應速度相當快，如果不是有洋人的“基督教”做幌子，馮雲山早就被殺了。如果遇到白蓮教起義這種大規模的叛亂，地方上就開始自發的搞“團練”，密切配合政府軍，把本地居民組織起來，一方面切斷起義軍的糧餉後勤，一方面也防止本地人去參軍。
洪秀全、馮雲山在自己家鄉傳教，本土的宗族勢力控制嚴密，根本傳不大，即使到了廣西賜谷村，也是屢屢受挫。一直到馮雲山去了紫荊山，跟那些不受宗族勢力管控的山民結合，才把拜上帝的聲勢壯大起來。後來，在貴縣還發展了一支很重要的力量——秦日綱部，他們是當地礦山的礦工。山民加礦工，成了金田起義的骨幹。礦工們在製造攻城器械、挖地道等方面發揮了極大作用，秦日綱也因此被封王。這些人都是遊離於宗族管控之外的“體制外”力量，才能被拜上帝教組織起來，發動大規模的起義。
此後，拜上帝教大量吸收廣西、湖南天地會的起義軍。天地會以無業遊民為主體，也是脫離宗族勢力管控的人群。打到嶽州，又招募了大批船工，形成水營，獲得了在長江流域攻城略地的戰略優勢。
這樣，算來算去，太平天國起義，其領導層和士兵主體都不是農民。所以我們講太平天國的時候，一直用的是“人民革命”這個詞，而不是傳統革命史觀所用的“農民革命”。真正種地的農民階級參加太平軍的很少，他們都被宗族勢力以團練、保甲等形式牢牢的控制著，動彈不得。
曾國藩建立湘軍的過程，就是一群信仰忠君理學計程車大夫，利用清朝的以宗族為核心的基層管控體制來進行軍事動員，吸收大量農民參軍。湘軍的成分，才主要是農民。太平軍的主體，反而不是農民。
曾國藩不招無業遊民，只招所謂“憨厚老實本分”的農民，其實就是在宗族保甲體制下被控制得很好，嚴重缺乏自由精神、反抗精神的那種人。本鄉本土的將領去招本鄉本土的兵，再以保甲等方式確保他們不會逃跑叛變。這些人就只會服從家鄉將領的命令，打起仗來內部也很團結。
但是，如果只依賴宗族保甲對農民進行組織，就很難進行大規模協作。在曾國藩之前，宗族保甲只能分散的各自搞團練，而團練在正規軍面前是不堪一擊的。因此，要對團練進行改造，關鍵是需要有一批能打破鄉土觀念、具有天下國家觀念的中高階將領，把這些分散的力量組織成一支正規軍。具有天下國家觀念的人，又很容易受到反滿反官、社會公平這些革命思想的引誘。要確保這些人完全被忠君理學思想洗腦，其中儒學書生是最佳選擇。於是，“書生統兵、兵為將有、保甲募兵”成了湘軍建軍的重要原則。
這樣，在“忠君理學”意識形態系統中偏向於“忠君”的政府軍被擊潰以後，側重於“理學”的湘軍崛起，成為了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主力。單純的“忠君”意識形態，在滿洲政府長期執行民族歧視政策的情況下，很難支撐起漢族軍隊的戰鬥力；而“理學”意識形態的迷惑性要強大的多。曾國藩這種堅定信仰“忠君理學”的漢族士大夫，扮演了連線滿清政府和宗族勢力的關鍵紐帶。
辦湘軍這種事兒，湖南本土團練成長起來的王鑫搞不成，因為他缺乏對各地團練進行全域性整合所必須的高層資源；真正的滿洲高官勳貴更搞不成，他們不懂得如何跟宗族保甲力量合作，也無法贏得漢族士紳們的信任；只能是出身於漢族士紳階層、經過科舉考試選拔進入官僚體系、又進入中央樞機當了多年高官的曾國藩才能搞成。他能動用自己在家鄉的資源招兵，又能把廣東的軍費、中央的漕運用來練兵，還有深刻的忠君理學修養，能寫出《討粵匪檄》這種有號召力的軍事鬥爭綱領，從儒家知識分子群體及其背後計程車紳和官僚階層中獲得廣泛的支援，“上中下”三結合，實現清朝三套管控機制“國家政權、官僚行政、宗族保甲”的有效聯動，最終成功鎮壓了太平天國革命運動。
這套“三結合”的聯動機制，也可以從湘軍的軍費來源看出來。
最初的時候，曾國藩自籌經費練兵，靠的是地主鄉紳們的自發捐款，這些錢代表了基層管控勢力的支援。
後來，曾國藩以練水師為名，獲得了截留一部分漕運糧食的權利，又奉聖旨劃撥了一部分廣東和湖南的地方財政。曾國藩一直想要謀求地方巡撫或總督的實權職位，也就是想盡可能把地方財政用於湘軍開支。這些都是國家政權體系下的稅收，來自於滿清依靠武力征服中國奪取政權建立的稅收體制。
但窮盡清政府原有的稅收方式也無法滿足鎮壓太平天國的軍費開支。地方官僚和湘軍將領們又自發搞出來了一套“厘金”徵收體制，在中央稅收之外獨立對商業貿易活動徵稅，專門用於支援湘軍系鎮壓太平天國。在道路上設立關卡所收的厘金，叫“行釐”；對商業店鋪直接收的厘金，叫“坐釐”；稅率剛開始是貨物價值的百分之一，古代把百分之一的利息稱之為一釐，故稱“厘金”，但後來各地自作主張，不斷提高稅率，最高可達百分之二十之多。這部分收入佔了湘軍後期軍費的大約三分之一。它是掌握軍權後的漢族士大夫階層開闢的財源。厘金由地方根據軍事需要自收自支，具有政府強制徵稅和地方勢力獨立籌款的雙重特徵。這樣，“士紳捐助+政府稅收+地方厘金”共同構成了湘軍系軍費來源，三者加起來，才讓曾國藩等能給湘軍系士兵們發的起比綠營高出三四倍的軍餉，維持湘軍計程車氣和戰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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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李曉鵬博士，主要著作有《重述偉大中華史》（原名《從黃河文明到一帶一路》）。本書全文在公眾號“李曉鵬博士”連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