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充任各種文化教育官員

和珅除了擔任總裁官,負責編纂各種官書以外,還控制了國家教育、考試以及皇家子弟的教育大權。他曾先後擔任過教習庶吉士、經筵講官、翰林院掌院學士、日講起居注官和殿試讀卷官,併兼任廷試武舉發策官等職務,他利用這些職務,再加上他身為吏部尚書,從而控制了一部分官吏銓選、考核和升遷的權力,從而把他的親信、友朋、黨羽安插在國家要害部門。並利用這些權力排斥、打擊、貶擠他的仇家與他看不上眼的人。他還經常利用職權,以個人的好惡隨意進退科名。例如,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山西舉人薛載熙在京考進士,初試時被錄取,但是在複試時被和珅除名。此人就其學問而論,尚屬可以中取。他的試卷就文理而言,並沒有什麼大的毛病。只是他的詩詞有些粗率,因為和珅看不上他,於是便上奏乾隆帝將其停科除名。乾隆帝認為薛載熙可以“加恩寬免”。和珅只好勉強同意,但是和珅在決定薛載熙是否可以錄取的討論時,卻以薛載熙的“複試與中卷不符,難保無代倩情避,請追革在案”。於是薛載熙就這樣被和珅趕回了山西。事後就連嘉慶帝也認為:“薛載熙斥革本非皇考之意,和珅辦理此事,實屬從刻也。”嘉慶六年(1801年),薛載熙再次來到京師,在京郊哭訴自己冤枉,於是嘉慶帝命令對其詩作進行考試。考試結果是“詩句較前稍勝,著加恩賞還舉人”。此案總算得到了平反。

和珅充任各種文化教育官員

乾隆六十年(1795年),竇光鼐以左都御史的身份,被任命為會試主考官,在京師主持會試。當時雖然也有兩位副考官參與其事,但是由於他們資望較淺,因此一切都聽從竇光鼐的意見。發榜之時,人們都不禁驚奇起來,因為此次會試的第一名王以鋙與第二名王以銜兩人是同胞兄弟,實為一大“怪事”。因為和珅與竇光鼐平日不和,兩人有矛盾。於是和珅乘機想整一整竇光鼐,他急忙跑到乾隆帝面前,說竇長期在浙江為官,而這二王兄弟,又是浙江人,可以斷定竇光鼐在這次會試中搞了什麼名堂,才會有這樣的結果。乾隆帝在剛剛聽到這一訊息時,也不禁懷疑起來,決定另派大臣進行復試。重新擔任主考官的大臣就是紀曉嵐。和珅本意是要借這次考試“興大獄以傾竇(光鼐),複試日使衛士環列譏察之,無所得”。於是一計不成,又生一計,最後竟以王以鋙的中試之卷“疵累甚多”,卷面不乾淨為由,罰其停科,最終予以除名。王以銜參加了複試,當考試完畢後,考官們向乾隆帝呈進了殿試卷子一共十本,名次均已定好,當乾隆帝拆視彌封好的試卷,發現第一名正是王以銜。乾隆帝感到十分驚奇,便把和珅、紀曉嵐等人找來,問他們這是誰最後稽核、圈定的名次。紀曉嵐趕緊答對:“是臣圈定的。”此時,和珅與眾考官“瞠目相視,因奏曰:‘此次閱卷諸臣,皆秉公認真,亦無私弊,如有失當何妨易置,則轉不公矣。’”乾隆帝聽後也不得不承認這是事實。他說:“若此則彼之兄弟聯名,或出偶然,科第高下,殆有命焉,非人意所能測也,何必易置。且既拆彌封而再易置,則轉不公矣。”在這種情況下,竇光鼐和其他考官才免除了遭到開缺,或“交部議處”的厄運。二王兄弟也終於洗清了考試作弊,以及賄賂考官、走後門等惡名。張榜這天輿論欣然,人們爭相讚許王以鋙、王以銜兩兄弟“素著才名”,學有所成也。

和珅充任各種文化教育官員

又如,沈祥年在其所著的《借巢筆記》中記載:他祖父沈某在乾隆丁未年(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會試中,本來已經被列入殿試前十名。這時和珅看他很有才華,於是想把他拉入到自己的幫派當中,使其成為自己的黨羽。曾派人通知他,請其到家中敘談,沒想到沈某並不買賬,始終沒有登和珅家門。這下子可惹惱了和中堂,一氣之下,和珅下令讓其“抑置歸班”,取消了沈氏的殿試名次。

與以上事例相反,和珅對待他的親朋故舊和願意投靠他的人,卻百般照顧,大開方便之門。例如,吳省欽、吳省蘭兄弟二人,在和珅青少年時期,曾為他的老師,後來和珅成為了軍機大臣、文華殿大學士,二吳又“藉其援引,反屈身拜其門下”,稱和珅為老師,成為和珅黨羽。後來他們靠和珅提拔,屢屢升官,曾經“九典試事,門薔桃李幾遍天下”。其中吳省蘭還在和珅的推薦下,幫助嘉慶帝“整理詩詞”,而實際上他是和珅安插在嘉慶帝身邊的刺探。

和珅充任各種文化教育官員

和珅由於經常主持會試、殿試考試,因此他非常熟悉乾隆帝喜歡出什麼樣的試題,天長日久,往往一押便準。據說在順天府舉行鄉試時,一般都由乾隆帝親自命題。乾隆乙酉年秋闈(即鄉試),乾隆帝首先讓內閣呈獻“四書”一部,出完題後,又命令太監把該書送還內閣。和珅乘機詢問乾隆帝命題的具體情況,太監說:“皇上手捧《論語》第一本,看到最後面時,欣然微笑著拿起筆來,寫出了題目。”太監說完便走了,和珅沉思良久,一下子就猜到一定是“乞醯”一章。因為“乞醯”二字中嵌有“乙酉”二字。於是急忙通知自己的親朋好友與學生,使他們事先就知道了試題。這個傳說未必真實,因為乾隆年間的“乙酉”年為乾隆三十年(1765年),這時和珅才十五六歲,還沒發跡,更不可能入閣。而下一個“乙酉”年,則是道光五年(1825年),那就根本不可能了。如果把“乙酉”改成“己酉”還差不多,因為“己酉”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這時和珅已是軍機大臣、大學士了,已經有資格入閣打聽事情了。但不管這個故事是否真實可信,它確實反映了和珅聰明機敏,非常瞭解乾隆帝的脾氣與習性,因此他經常能猜中乾隆帝在考試時喜歡出什麼樣的試題。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和珅確實操縱了一部分教育與考試的大權,這樣就便於他在銓選官吏時上下其手,排除異己,偏袒私人。例如,他憑藉擔任殿試讀卷官的機會,任意對試卷進行塗改,以此來掌握應試者的命運。他經常對試卷中難認的字句,不認真查對,而往往是判斷別人寫錯了,進而責怪人家。久而久之,就造成了乾隆朝晚期,舉朝官吏“幾齣和門”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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