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強齊與制霸策略，皆採用因勢利導的方法，所以齊桓公霸業的成功，才能順勢而成，達到事半功倍的目的。
其實管仲的治齊制霸規劃，原本是想建立一個純粹的法治政體，然而在具體實施過程中，管仲則根據齊國的實際情況和所處時代的社會結構，對理想政體進行了適宜更改，那就是以齊國的貴族政治結構為治國基礎，再將具體的法治改革措施
進去。
由此可見，管仲的強齊制霸措施，仍然屬於貴族的改良政體，而非純粹的以法治為核心的政體。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主要就是在管仲當政時，仍然是貴族階層佔據主導地位的時代，再加上長期以來形成的氏族、部落和封建社會傳統，早已讓特權階層的勢力盤根錯節，一時之間根本不可能改變過來。
除此之外，當時中原地區正處在內部混亂和外部戎狄荊蠻入侵的艱難時期，而局勢的急迫，也讓管仲根本沒機會完全革新國家政體。管仲雖然沒有建立起絕對的法治社會，不過就憑他能因勢利導，前所未有的革新政治結構並有如此成就，實為當時俊傑。
而管仲強齊，首在富民，而要想使民富，首在使國家的失業者重新就業，以及透過法律措施讓更多的百姓參加勞動。
對此管仲的策略是，先將全國民眾重新進行分類編配（讓全部國民盡歸軌裡連鄉政治組織中），以此來讓齊國內部再無遊惰失業之人。
如此下來，齊國的工商漁鹽諸業，皆有專門的從業者進行勞作，故齊國的生產力才能日漸豐沛，最終實現民富國足的目的。
其實一個國家國力究竟是強是弱，主要看的就是這個國家的國民生產力，究竟是豐是拙，即使當今之世仍然是這樣。而兩千餘年前的管仲，就能有如此見識，可謂相當難得了。
管仲桓公之世，齊國之所以能領導諸侯、成就霸業的根本原因，其實就是憑藉齊國雄厚的國力，絕非僥倖稱霸。
齊桓公能從起初一隅之地的諸侯，最終成為春秋首霸，絕不是由於提出了一個人心所向的政治號召。且桓公在當時各國諸侯地醜德齊的情況下，率先提出了尊王攘夷和正義的政治號召，並被華夏諸侯共尊為霸主，此種功業也非所謂的“以力假仁”。
而管仲不僅在政治上頗為建樹，還在對外用兵戰略戰術上極有謀略。比如管仲採用先求征服為害急切的北方戎狄，再作制服荊楚的戰略規劃。
在征服戎狄時，管仲提議直接進行軍事攻擊手段，而當制楚時則透過外交、經濟為主，軍事為輔的綜合手段，從而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管仲提出這種國家之間的博弈指導思想，直到今天也沒有超越的，也無怪乎後世諸多名士，對管仲頗為稱讚了。
在此我想說說管仲功業對華夏的影響，管仲任桓公國相共計四十三年，在此期間，由於戎狄荊楚接連入侵，導致中原的形勢已面臨岌岌可危的艱難境地。
而也正是由於管仲的存在，當時中原人民才有了三十七年的安定生活，恢復了中原人民的民族自信心，且讓後繼的晉國，有了效法的物件，由此才能領導諸夏抗衡楚國。
若推究成功源頭的話，實乃桓公和管仲首創的霸政，才給了後世啟迪。而至於當時中原地區為何沒有落入外族之手，其實都是管仲的創導功勞。
最後至於齊國霸業為何隕滅，根本原因就是在管仲去世後，齊國後繼乏人了。對此有很多人認為是管仲不留心人才的過錯，其實並不是這樣。
管仲時代齊國有諸多賢臣，且多次給齊國培育吸引新的人才，且其提攜人才起來可謂是不留餘力。
然而不幸的是，隰朋去世過早，而鮑叔則過於剛直，故管仲去世後，齊國沒有能與管仲比肩的輔政國相，故齊國之所以霸業凋零，絕非管仲過錯而是天命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