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是廷杖。
清人所修《明史·刑法志》雲：“刑法有創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東西廠、錦衣衛、鎮撫司獄是已。是數者，殺人至慘，而不麗於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極。舉朝野命，一聽之武夫、宦豎之手，良可嘆也。”
這幾樣創造，實際上並無法律規定可以遵循，可是明朝人“踵而行之，竟於末造”，甚至到南明小朝廷風雨飄搖了，還捨不得放棄，的確令人嘆息。然而我不打算嘆息，我想分析。
首先，為什麼說廷杖是明朝的創造？
吳晗說：
“廷杖打的是大官，喝打的人，卻是皇帝或太監，打的地方，就在殿廷，這就叫廷杖。”
言簡意賅，不是很準。比如“大官”就不太準，實際上六七品官最多。因此，我們需要給廷杖一個更為明確的定義。
明朝的廷杖有四個特點：
第一，行刑的物件主要是中央官員，特別是中級官員和言官。中央官因為得罪皇帝直接受責，這是廷杖的第一大特點。
第二，行刑的地點在壯麗的宮城殿宇之間。
第三，廷杖的行刑具有強烈的儀式性。首先要宣讀聖旨，將受刑人從肩膀到後背捆結實了，另外有一人把受刑者的腳捆起來，這樣就不會亂動了。就這樣，受刑者從上到下，都被捆好，只露出大腿接受杖刑。行刑者用繩子從四面牽拽固定受刑者。每打之前，必先呼“打”。
第四，在當時以皇權為主導的政治文化中，廷杖被認為是合理合法的，已經成為明朝的政治傳統，不容置疑。
按照這四個標準衡量，“廷杖之法”的確是明朝的獨創。
金元皇帝打殺過官員，也不覺得打殺有什麼不對，但沒有這麼制度化、儀式化。華夏皇帝，東漢明帝、北周宣帝、隋文帝、唐玄宗也打過，唐玄宗甚至有“決杖朝堂”的行為。但是，他們的相關行為，在當時的政治文化中都是被否定的不正當行為。
比如說，被唐玄宗宣佈“決杖朝堂”的臣子，按記載有三例：洛陽主簿王均，是宰相張嘉貞為了滅口，直接讓人將其打死的；秘書監姜皎，三品高官，死在了流放途中；監察御史蔣挺，“決杖朝堂”的詔旨已經下達，遭到了宰相張廷珪的抵制，理由是“御史有譴當殺，殺之，不可辱也”，“士大夫服其知體”。
廣州都督裴伷犯罪，張嘉貞援用姜皎的例子，勸玄宗對裴伷“決杖朝堂”，張說宰相表示堅決反對，說：這是不對的。“刑不上大夫”，因為他們靠近君主；“士可殺不可辱”。
從前姜皎得罪，官至三品，而且有功勞，如果犯罪當死就應該直接判死刑，唯獨不該當廷羞辱，用對待大兵的態度來對待大臣。
往事不可追，姜皎的事兒也就算了，但是裴伷絕不能再這樣羞辱，那就濫了！玄宗本來就對姜皎感到抱歉，於是表示同意。
士大夫之所以有輔助君主治理國家的資格，是因為他們是賢者，是有道德操守的一群人，儘管士大夫同樣會犯法，但是，作為一個整體，君主要承認並尊重他們集體人格的高尚。
因此，即便其中的某些成員發生了犯罪行為，也要本著尊重其集體人格的精神，予以特殊關照，不能像對待普通老百姓那樣直接適用普通法律。
那麼，我們應當怎樣理解某個特定階層所擁有的尊重與體面？必須承認，這跟現代“人人平等”的觀念肯定是沒法比的。但是，我們今天所說的這種不分性別、不分種族的“人人平等”，正是從某個特權階層的權利伸張開始的。
13世紀初，透過《大憲章》，英國的貴族伸張了自己的權利；
17世紀，約翰·洛克宣佈自然狀態下的人是平等而獨立的，擁有自己的生命、自由和財產；
18世紀，洛克的思想被寫進美國《獨立宣言》，然而《獨立宣言》所宣稱的“人人生而平等”的“人人”一開始只是白人男性，不包括有色人種和女人。
黑人的平等權利要到19世紀美國內戰以後才用文字寫了下來，而跨越性別的政治平等觀念則要到1920年才出現。
儘管並不同步，傳統中國也經歷了類似的文化、觀念的下移和擴散。從西周的貴族到秦漢的官僚；從東漢的世家大族、東晉的門閥政治，到宋朝的科舉士大夫；從北宋的精英在中央在政府，到南宋的精英回鄉建設地方社會。掌握文化的群體在擴大，文化也隨之下移、擴散。
中國君主專制的特點是，出現得格外早，而且穩固，其下沒有可與之抗衡的貴族。在這樣的專制皇權面前，士大夫這個特定階層所擁有的尊重與體面是格外重要的。
按照中國傳統的看法，元朝是北狄統治，水平有限，元朝對中國文化的破壞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它特殊，不正常，隨著蒙古人的離去，他們的影響理應消退。
但是明朝不一樣，這是一個漢人所建立的“得國之正”遠遠超過唐宋的王朝，根紅苗正。
按道理說，明朝所發生的一切影響都會被視為華夏傳統，包括廷杖這樣野蠻的東西。
第一個被打的人叫茹太素。洪武九年（1376）閏九月，“五星紊度，日月相刑”，發生了星變，也就是天相的異常，這屬於“災異”。按照華夏傳統，災異發生，乃是上天示警，人間統治出現了缺失，當此之際，應當廣開言路。朱元璋於是順應天心，下詔求直言。
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了一封萬言書，指責朱元璋用人不明。朱元璋大怒，把茹太素叫來當面斥責，“杖於朝，以其書示廷臣”。幾乎所有人都說茹太素“大不敬”“誹謗聖上”。只有宋濂說了一句實話：“彼盡忠於陛下耳。陛下方開言路，惡可深罪。”
朱元璋竟然肯聽納，第二天晚上又讓人給他讀茹太素的萬言書，竟然發現了四件可行的事情，於是他憤憤地說，我求直言，是想讓他談現狀，這傢伙寫這麼一大篇，把我都弄糊塗了。茹太素說的事情，五百個字不就搞定了嗎！於是，朱元璋下令“中書定奏對式，俾陳得失者無繁文”。
廷杖摧毀了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廷杖淫威之下，出現了“以冷淡的和不夠關心的態度從事他們的職業”的大多數，以及不怕死、講氣節的極少數。
孟森先生以清朝與明朝相對照，卻說：“至明之廷杖雖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為至榮，終身被人傾慕，此猶太祖以來，與臣下爭意氣不與臣下爭是非所養成之美俗。清則君之處臣，必令天下頌為至聖，必令天下視被處者為至辱，此則氣節之所以日卑也。”
我是學宋史出身，讀明史到“廷杖”一節，深為華夏政治文明的墮落而痛惜。孟森先生是前輩大家，執清以觀明，竟然看到了“美俗”，我只有徒呼奈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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