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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典籍中的歷史記錄裡，最讓人不忍卒讀的，就是對古代災荒的種種描繪，那些“大旱”“大飢”“流離失所”“餓殍遍野”等恐怖景象，讓多少讀史者讀到心頭滴血，卻也叫一些“聰明人”一拍腦袋：
“古代動植物資源這麼豐富，沒糧食吃可以捕魚打獵嘛，古人為啥這麼想不開？”
那麼，古代饑荒時“捕魚打獵渡荒”的主意，到底靠譜不靠譜？
確實有靠譜的時候，歷朝歷代的災荒時節，也常有離鄉背井的流民鑽進山林，靠打獵捕魚討生活。
最出名的就是唐朝中晚唐年間，生活在嵩山山區裡的“山棚”，基本都是各地逃荒到這裡的流民。
但更殘酷的事實是：放在那些破壞力巨大的災荒面前，“捕魚打獵”的法子，基本沒用。
為何沒用？
明末大饑荒時，原籍陝西安塞縣的官員馬懋才，就在奏疏裡來了個現身說法：在馬懋才看來，他自己在全國多地當過官，還是從遼東戰場的死人堆裡爬出來過。
什麼樣的慘景都見過，卻是“未有極苦極慘如所見臣鄉之災異者”。
也就是哪怕戰場上的屍山血海，都不如饑荒裡的災區慘：
陝北鬧旱災後，簡直“草木枯焦”，老百姓只能跑到山裡吃樹皮野草，樹皮野草吃光了就只能吃泥土，“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
近代史上保守估計餓死一千萬人的晚清“丁戊奇荒”，更是生動寫照：在直隸山西陝西等受災省份裡，“有盡村無遺者”，整個村子全都餓死。
還有災民“望地而僵”。
那活著的人都吃什麼？
一開始是苜蓿和柳葉，後來就是雜草和樹皮，家家戶戶“經年不見穀食者”。
災區的兒童們各個皮包骨頭肚子腫脹，讓他們去“捕魚打獵”？幾乎痴人說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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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碰上這樣的大災，就算能靠山吃山，山裡的動物大多跑光，特別是在“草木枯焦”的旱災裡，河流也大量乾涸，哪裡有什麼魚蝦，就算有，又怎能供得起這麼多災民？
而對於饑荒裡的百姓來說，“餓死人”往往只是苦難的開始，首先是瘟疫肆虐，大量的災民死亡，隨後就帶來大面積的瘟疫。
比如明末大饑荒裡的河南地區，就是“瘟疫大作”，開封府治下的武陽縣，就在瘟疫裡“死者十九”，滎陽縣由於死人太多，以至於春季三月時節“路無人行”。
然後就是持續的動亂，比如在馬懋才的家鄉安塞，倖存的災民為了活命，就開始“相聚為盜”，而後就走一路搶一路，“而搶掠無遺矣”……
而當饑荒引起的動亂，發展成規模後，就是震撼全國的大亂，一連串連鎖反應下，周邊原本沒有饑荒的地區，自然被無情波及。
還是以席捲明朝北方的“明末農民大起義”來說，不止是災區在動亂裡血流成河，原本富庶的江淮地區，也在一波波戰亂和橫徵暴斂裡受害嚴重。
官員徐標途徑江淮進京上任，一路看到當地“蓬蒿滿路，雞犬無音”的慘景，他在這個春耕時節走過江淮各地農村，竟連一個種田的農人都看不到……
這一番慘景，叫看到徐標奏疏的崇禎皇帝，也是邊看邊流眼淚。可再流淚又有什麼用呢？
就連這大明王朝，此時都已進入“倒計時”—— 如果說饑荒好比一個王朝的傷口，那麼接下來因“救災不力”而引發的種種慘狀，就好比各種兇猛的併發症，一輪接一輪的爆發，直到完全吞噬這個王朝的生命。
明朝的滅亡，就是生動的樣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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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比起“讓老百姓捕魚打獵”之類的餿主意，中國古代歷代“大一統”王朝在“饑荒問題”面前，都重點在一樁大事上開動腦筋——如何提升糧食儲備，增強抗災能力。
以現在的話說，就是要“重視糧食安全”。
在這個問題上，從元末大饑荒廢墟上建立起來的明王朝，曾經一度“弦崩得緊”。
明太祖朱元璋開基建國後，除了延續了宋元王朝的“常平倉”政策外，又在全國各地廣建“預備倉”，不遺餘力儲備糧食。
他在位晚年時，明王朝就出現了“府縣倉稟蓄積甚豐，至紅腐不可食”的盛況。
甚至在“放糧救災”方面，明朝官場一度也有“紅線”——官員救災不力，有可能會被處死，倘若災情緊急，地方官完全可以不經請示，先行開倉放糧。
雄厚的糧食儲備，也曾是明王朝亮眼的“名片”。
明末時拉達、利瑪竇等外國傳教士們，都記載過明朝“遠比歐洲富裕得多”的盛景。
哪怕在萬曆十年改革家張居正去世時，此時的明朝依然“太倉粟可支十年”，僅太倉積攢的糧食，就是“十年吃不完”。
理論上說，這樣的明朝，完全可以扛得住任何饑荒。
而取代了明朝的清朝，立國後也牢記著明王朝“饑荒亡國”的教訓，對於“糧食安全”不敢放鬆。特別是雍正年間時，經過“攤丁入畝”等一系列改革，清朝的糧食儲量達到了驚人的二千八百萬石。
乾隆皇帝登基後，更把儲糧標準提高到了四千八百萬石。
追求“十全文治武功”的乾隆，在糧食政策上卻無比務實，乾隆年間的救荒政策，不但徹底取消了官定利息，且有嚴格的“各省互救”國策，千方百計杜絕饑荒。
那麼問題來了，既然明清兩朝都曾高度重視“糧食安全”，那麼為何在其末世時，都出現了景象慘烈的“奇荒”現象呢？
因為破壞“糧食安全”的，不是天災，而是人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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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明朝為例，雖然明朝歷代帝王，都高度重視糧食儲備，但隨著明朝政治的腐敗，豐厚的儲糧也成了官員眼中的肥肉。
貪佔挪用糧食成了慣用套路，就連一度遍佈全國的“預備倉”，到了明末已徹底不見影，許多“預備倉”甚至改建成了王府。
萬曆“親政”的幾十年裡，由於他擅做甩手掌櫃，明朝的糧食儲備更是銳減。
比如萬曆四十六年時，“天子腳下”的京倉，竟然就“僅有兩年之積”，通倉“僅半年之儲”。
外加明末商品經濟發達，原本作為“產糧區”的江南地區，大批農田都改種了經濟作物。
而在全國各地農村，大批農民都扔下土地湧入城市，哪怕北京周邊農村，也是“土曠人稀”，一批批農民進入城鎮礦山謀生。
糧食產量自然銳減，就算在經濟富庶的蘇松地區，明朝萬曆晚期的十年裡，糧食價格竟不知不覺漲了一點六倍。
表面繁榮下，已是巨大的糧食危機。
再然後，就是明末大亂裡，“缺糧”的晚明王朝，陷入到一輪輪困境裡，直到滅亡。
晚清年間的“丁戊奇荒”，更是“人禍破壞糧食安全”的寫照。
在“丁戊奇荒”前的二十年裡，出於巨大的經濟利益誘惑，北方各省大片良田都改種了鴉片。
比如在“重災區”山西省，全省五百三十萬畝農田，有六十萬畝種上了鴉片，於是山西境內哪裡產煙最多，哪裡就“餓斃者多”。
在山西境內大片“罌粟花”下，受災百姓多達五六百萬，“每日餓斃者何止千人”。
豐厚的鴉片收益，餵飽了極少數蛀蟲，也碾碎了清王朝的“糧食安全紅線”。
這一幕幕並不遙遠的景象，對比“災民捕魚打獵”的遐想，怎能不讓人深深思考？
而比起那些讓我們不忍直視的慘痛教訓來，同樣需要後人明白的是，無論身處任何一個經濟發達的時代，“糧食安全”“饑荒”這些字眼，都不是一個遙遠的詞彙。
聯合國最新的報告告訴我們：目前全球就有六點九億人處於飢餓狀態，也就是說至少每11個地球人裡，就有一個人正在捱餓。
以這個意義說，珍惜眼前的生活，珍惜每一頓飯每一粒糧食，就是當下我輩的“糧食安全紅線”。
參考資料：《崇禎亡國史》《丁戊奇荒述略》《明代糧倉研究》《明代張居正的理財思想》《洪武皇帝大傳》《清代康雍乾時期的民食安全研究》